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来，这种变化使人类社会进到了一个同以前的战争与革命时期不相同的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主要表现为：一是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经济上相互渗透、相互依存关系进一步发展，而相互间争夺领土、资源、市场的矛盾则有所缓和，尽管它们在合作、协调中仍存在着各种形式的摩擦和冲突，但远没有闹到兵戎相见的地步，没有爆发本世纪上半叶及其以前那种频繁发生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和世界大战。二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社会体系在战后形成了对立中的共处竞争局面。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曲折发展，帝国主义国家在不放松军事准备的前提下，改变了同社会主义斗争的策略与方式，以“和平演变”为主的战略代替了以武力扼杀为主的战略。同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一系列自我调节，并在战后发生的新技术革命推动下，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缓解了内部的社会矛盾，使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在共处竞争中保持了经济上的优势地位，在世界范围内尚未形成引发大规模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直接条件。三是在世界性殖民主义统治迅速解体的情况下，帝国主义国家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矛盾，已经衍生和发展为具有新的意义的“南北矛盾”，即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贫富悬殊，成为世界经济繁荣的巨大障碍和导致国际局势动荡不安的重要原因。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发达国家的再发展问题，越来越上升为全球普遍关注的问题。四是以经济、科技为重点的综合国力竞争，越来越成为当今国际竞争的中心内容。新技术革命的全面展开，进一步使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科技竞争趋于激烈。能否以经济、科技发展为龙头，带动综合国力的全面增强，从根本上决定着每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分量和地位。因此，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先后在制度、政策等方面进行不同程度、不同性质的调整和改革，制定新的国家发展战略，致力于经济、科技的发展。虽然政治、军事等领域的斗争在国际关系中仍占据着重要位置，但起主导作用的已是经济、科技为主的全面竞争。
邓小平紧紧地把握住形势发展变化中最具有根本意义的时代条件的发展变化，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科学论断。它既科学地反映了当代世界在人类发展进程中所处的历史阶段，又反映了当代世界矛盾斗争的焦点及其基本走势，为我们从宏观上分析当代的战争与和平现象，正确认识战争与和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包含的时代意义，提供了一把理论上的钥匙。
首先，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我国人民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的根本利益。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又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来说，在和平的环境中促进我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对我们无比重要。在错综复杂的国际斗争中，我们高举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旗帜，这样就把我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与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紧紧地联结起来，共同推动当代世界的历史潮流。
其次，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互相影响、互为作用。要实现经济的发展，就必须创造和维护长期稳定的和平环境；而和平的巩固，又离不开经济的发展。现存的与潜在的战争危险，对和平与发展造成严重的威胁。所以，尽一切力量遏制战争因素的增长，制止战争特别是对人类危害最大的世界大战的发生，是解决和平与发展两大时代问题的前提条件。可见，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问题的论述，从历史阶段和时代方位的高度科学地解决了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对战争应采取的态度和立场问题。这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展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认识基础，也是这一发展本身的一个重要内容。
（二）科学地分析当代战争的发生机制，提出了霸权主义是当代战争主要根源的重要思想
战争根源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一个重要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战争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私有制和阶级的存在，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一切战争现象的总根源。列宁考察了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时战争根源表现的历史形态，得出了“现代战争产生于帝国主义”的科学论断，在社会发展的新阶段深化了人们对现代战争根源的认识。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根源的基本原理，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争现象的新变化，对超级大国霸权主义与新的世界战争的内在联系，做了认真的研究。在他的晚年，已比较明确地提出了当代战争根源主要来自霸权主义争夺这一重要观点。进入80年代以后，邓小平对世界形势作了进一步的透彻分析，对霸权主义是当代战争主要根源的思想作了全面的科学阐述，明确指出“当今世界不安宁来源于霸权主义的争夺”，“战争是同霸权主义联系在一起的”，“现在威胁世界和平的主要是霸权主义”。这些对当今世界存在着的新的战争事实和战争危险的切中要害的分析和判断，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根源的基本原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要发展。
邓小平关于霸权主义是当代战争主要根源的思想，深刻反映了当代经济、政治、军事诸因素综合作用下战争危险形成和发展的内部机制。根据这一思想，当代战争的发生机制，既要从社会制度或阶级属性上去分析，也要从各个国家所奉行的对外政策上去探求。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政治概念。其区别在于，帝国主义是一种社会制度，而霸权主义则是一种对外政策。从社会政治背景上分析，当代世界上的霸权主义有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帝国主义国家的霸权主义，另一种是非帝国主义国家的霸权主义，其中包括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搞的霸权主义。帝国主义国家由于受垄断资本主义制度本质属性的支配，在内外矛盾发展的驱动下，不可避免地要推行霸权主义，实行侵略扩张的对外政策，从而在一定条件下导致战争。而非帝国主义国家的霸权主义则不是产生于同一个机理。某些社会主义国家走上霸权主义道路，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社会制度的性质，而是由于它执行了错误的对外政策。如果社会主义国家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背离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把本国利益置于他国之上，凭借实力推行强权政治，就会成为霸权主义国家并成为导致战争的策源地。而民族主义国家的霸权主义则是在民族利己主义土壤中滋生出来的。在这种民族利己主义刺激下，拥有较强实力的民族主义国家实行以强凌弱的对外政策，也会成为地区霸权主义国家。尽管当代的霸权主义国家在不同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存在着类型的差异，但在客观上其后果都是一致的，都会加剧国际紧张局势，孕育着战争的危险，对和平事业造成严重的威胁。霸权主义是当代战争根源的思想，不是对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根源论断的否定，它本身包含着列宁的论断的基本含义，同时，又更加全面地反映了当今世界大量新的战争现象，对当代战争的发生机制有了更加完整的认识和阐发。
邓小平关于霸权主义是当代战争主要根源的思想，对明确新形势下开展制止战争、维护和平的斗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从危害程度上讲，当代霸权主义有世界霸权主义和地区霸权主义，即“大霸”与“小霸”之分。对当代世界和平威胁最大的是世界规模的战争即世界大战，而世界大战的危险就存在于超级大国对世界霸权的争夺之中。邓小平把超级大国的世界霸权主义与世界大战的危险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加以考察，指明要维护世界和平，最重要的是必须同超级大国的世界霸权主义进行积极有效的斗争。随着冷战结束后国际力量对比的失衡，地区霸权主义也有抬头之势。为维护地区局势的稳定，同样必须开展对地区霸权主义的斗争。总之，不论大霸、小霸，都是世界人民的斗争对象，这是制止战争、维护和平的基本途径。
（三）科学地分析当代战争与和平两大力量的对比关系，提出了战争是可以避免的重要思想
战争与和平，是人类社会中的一对矛盾现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史地、辩证地研究战争与和平两种基本现象在相互联系中的矛盾运动，提出了两者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原理和用战争消灭战争的革命命题。邓小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深入分析了新的时代条件下战争与和平两大力量的对比关系，以及战争与和平之间的矛盾发展对战争本身的制衡作用，对当代世界面临的战争与和平的两种前途作出了新的估计。他具体分析说，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更为重要的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更大的发展。因此，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是有希望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这里，邓小平把和平力量与战争力量对比在国际斗争中的消长变化，作为避免战争、争取和平的基本条件。这对于马克思主义战争观来说，是一个创造性的见解。
邓小平对当代战争与和平两种力量的对比分析，是在对现实世界中的战争力量与和平力量加以准确定位的基础上进行的。邓小平从国际政治的现实出发，对当代世界的和平力量作了新的概括，指出在世界上起维护和平作用的主要是三种力量：
首先是广大的第三世界。这是最大的和平力量，是维护世界和平的支柱和主力军。第三世界在战后的崛起，是建立在被压迫民族摆脱帝国主义统治，获得独立的基础上的。它们在历史上深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之害，独立后又受到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威胁。发展民族经济、争取经济独立的要求，使它们迫切希望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因此，第三世界国家的历史遭遇和现实的政治、经济地位，决定了它们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基本力量。战后以来，第三世界国家的斗争，打乱了超级大国的全球战略部署，严重地削弱了超级大国控制世界的能力，对制止新的世界战争的发生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并有较强的综合国力，是和平力量中的重要因素。中国每发展一步，和平力量就增长一分。将来中国获得更大的发展，会对世界和平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其次是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由于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原因，这些国家的人们包括当权者普遍不愿意打仗。尽管在冷战期间，一些国家分别加入了美苏两超为首的军事集团，但一旦战争真的打起来，影响到这些国家的利益，它们是不会自觉自愿地站到战车上去的。只要这些国家不绑在超级大国的战车上。世界规模的战争就很难打起来。这对于超级大国的战争企图来说，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最后是超级大国本国的人民，他们也是不支持战争的。这在超级大国国内形成一种特殊的牵制力量，使战争发动者的行动很难放开手脚。
以上三种和平力量的发展和汇集到一起，使国际关系中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和平而不利于战争的变化，这是现代史上前所未有的新现象。邓小平对这一现象作了深入的分析，指出战争因素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约束和抑制，特别是大规模的世界战争将越来越打不起来。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历史发展到今天，人类社会已面临着这样的可能性：除了以战争消灭战争的革命手段外，还可以用促进和平力量更大程度增长的方式，造成制止以至于消灭战争的国际政治条件。邓小平通过对当代战争与和平的矛盾运动的分析和在此基础上得出的关于战争与和平基本走向的判断，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相互转化及战争消亡学说的丰富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