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跨进20世纪80年代门槛之际，邓小平又对全党说，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四个必要前提，首先一个前提就是“要有一条坚定不移的、贯彻始终的政治路线”。这条政治路线，就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心同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整个阶段，我们党都要坚持这条政治路线。“如果发生大规模战争，要打仗，只好停一停了。除了发生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按照这条路线专心致志地、始终如一地干下去。”只要全党、全国人民做到同心同德，坚决按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政治路线干下去，中国就充满了希望。
以后，邓小平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升华为党的基本路线，并进一步强调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都必须坚持这条基本路线不动摇。邓小平1992年初春的南方谈话，是一篇总结历史、部署未来的历史性讲话。在这篇讲话中，邓小平突出强调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他说：“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这番话总结了进入新时期以来的基本经验，指明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所在。邓小平认为，只有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中国才大有希望，才能实现长治久安和社会稳定。
第一，只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国家才能发展和进步，这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基础。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因为，只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才能保持自己独立自主的国际地位，才能彻底结束国内的军阀混战，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准备必要的社会条件。就是说，中国的繁荣与发展，中国的和平与稳定，是与社会主义制度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但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创造极其丰富的物质文化财富，实现社会的普遍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贫穷落后决不是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里脱胎而出的，物质经济基础十分薄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相对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非常突出。要从根本上巩固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就要大力发展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彻底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造就雄厚的物质文化基础，在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就是在促进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中得到证明的。不能实现经济社会的进步，长期保持贫穷落后的面貌，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能得到巩固的，早晚有一天要垮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使国家发展战略的总体布局正确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也正确反映了巩固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客观需求，因而也就是一条巩固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只有社会主义制度得到巩固并不断得到发展，中国才能实现长治久安和社会稳定。
第二，只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实现长治久安和社会稳定才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人民群众的支持，是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安身立命的基础，也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和社会稳定的基础。而群众凭什么支持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凭什么希望长治久安和社会稳定？就是凭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带来了经济的繁荣、生活的改善，人民群众从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社会稳定中实现了自己的切身利益。如果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不能使国家强盛起来，使人民生活不断得到改善，长此以往，就会丧失群众基础。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要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和社会稳定是根本不可能的。实际上，人民群众对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支持，最根本的还是支持党所制定和实行的路线方针政策。只要人民群众支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就稳固，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社会稳定就有保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被实践证明能够把我们国家带向繁荣和昌盛，使人民过上富裕文明的生活，因而已经成为亿万中国人民的选择，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有着坚实的群众基础。如果背弃这条基本路线，势必遭到人民群众的反对，引起社会动荡。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总结十年基本经验时指出：只有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他多次谈到，如果不是制定和坚持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如果没有发展经济和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这道关就闯不过来，闯不过来就乱就打内战。只要我们党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加快经济发展速度，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人民看到社会政治稳定带来的好处，看到现行政策、制度带来的好处，不论国际局势怎样变化，我们的社会就可以真正稳定下来，能够经得起任何风浪的考验，稳如泰山。
第三，只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我们才能有效地抵制来自“左”的或右的干扰，不犯大的错误，不走大的弯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没有前人经验可以借鉴的伟大事业，充满了曲折，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左”的东西或者右的东西的干扰。无论是“左”的还是右的，都会葬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破坏国家长治久安和社会稳定。邓小平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邓小平所讲的头脑清醒，就是要在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这个问题上保持头脑清醒，始终坚持把这条基本路线作为我们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谋划国家发展战略的立足点。邓小平认为，只要紧紧守住这个立足点，我们就不会犯大的错误，即便有一些失误和偏差也容易纠正和改正。同时，只要我们紧紧守这个立足点，无论是“左”的还是右的东西，我们都能够识别出其谬误，同其划清界限，而不会让这些东西扭转我们既定的前进方向。“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我们防止和纠正“左”的或右的错误倾向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邓小平坚信，我们党只要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最终一定会取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
（三）必须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文化大革命”是党的“左”的指导思想走到极端的产物，是我们党犯的一个带全局性的严重错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左”的指导思想，是我们党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正确道路上来，开辟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选择。然而，党内和社会上一些人把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左”的指导思想推向另一个极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人民民主专政，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兴起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问题上，邓小平是最坚决的。
邓小平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性质及其恶果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这股思潮一出现，他就指出，这股思潮的要害就是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人民民主专政，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试图用资本主义制度取代社会主义制度。中国搞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决不能任凭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兴风作浪。1985年他说，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这不行。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对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且触犯了刑律的人，不严肃处理是不行的。因为他们搞的这一套无非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出版刊物，实际上是一种动乱，是“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做法。不能让这股风刮起来。邓小平把“资产阶级自由化”与“文化大革命”联系在一起，揭露“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另一种形式的“文化大革命”，同样会给中国带来灾难。事实上，“文化大革命”也是以“民主”形式出现的一种极端的、靠大规模群众运动来进行政治斗争的社会政治模式。这种社会政治模式，是一种极“左”的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的政治狂热的表现。“资产阶级自由化”尽管在思想观念上与“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思潮南辕北辙，但实质上也是破坏法制，破坏秩序，搞乱人们的思想，搞乱社会生活。如果任凭这股思潮泛滥，中国将遭受一场比“文化大革命”更加可怕的灾难。邓小平向人们描绘了这个可怕的前景，“文化大革命”中尽管有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作祟，但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威望还在起作用，党还能控制局面，真正的内战并没有打起来，并能够最终战胜这两个反革命集团，把中国重新引上了正确发展道路。如果现在再乱起来就不同了，乱到党不起作用，国家权力不起作用，必然是一个内战的局面，血流成河，谁也控制不了。那时遭殃的就不仅是中国人民了，亚太地区乃至全球都要跟着遭殃。邓小平决不是危言耸听。如果真的出现这样一个局面，中国的现代化注定化为泡影，人民肯定要“重吃二遍苦，重遭二茬罪。”
因此，邓小平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旗帜鲜明，决不作丝毫的让步。1981年7月，针对社会上涌动的自由化思潮，邓小平专门找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就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维护社会稳定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回忆一下历史的经验：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是扩大化了，扩大化是错误的，但当时反右派的确有必要。大家都还记得当时有些右派分子那种杀气腾腾的气氛吧，现在有些人就是这样杀气腾腾的。我们今后不搞反右派运动，但是对于各种错误倾向决不能不进行严肃的批评。不仅文艺界，其他方面也有类似的问题。有些人思想路线不对头，同党唱反调，作风不正派，但是有人很欣赏他们，热心发表他们的文章，这是不正确的。有的党员就是不讲党性，坚持搞派性。对这种人，决不能扩散他们的影响，更不能让他们当领导。现在有的人，自以为是英雄。没受到批评时还没有什么，批评了一下，欢迎他的人反而更多了。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一定要认真扭转。当然，这种现象有它的社会历史原因，主要是十年动乱的后遗症，同时也是由于外来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对各种人的情况需要作具体分析。但是当前的主要问题不在于有这些现象，而在于我们对待这些现象处置无力，存在着涣散软弱的状态。当然，对待当前出现的问题，要接受过去的教训，不能搞运动。对于这些犯错误的人，每个人错误的性质如何，程度如何，如何认识，如何处理，都要有所区别，恰如其分。批评的方法要讲究，分寸要适当，不要搞围攻、搞运动。但是不做思想工作，不搞批评和自我批评一定不行。批评的武器一定不能丢。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邓小平更明确地指出：“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这个思潮不顶住，加上开放必然进来许多乌七八糟的东西，一结合起来，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对我们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冲击。”不管外界对我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什么议论，说我们反对人权也好，说我们不讲民主也好，我们要按照我们自己的实际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决不作丝毫的让步。我们自己的实际就是需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进行现代化建设和实行改革开放，资产阶级自由化破坏我们所需要的政治局面，因此必须坚决反对，坚决抵制。
既然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要害是，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人民民主专政，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因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关键，就是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明确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抓住了问题的要害，从而也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提供了强大的思想理论武器。
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强有力地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进攻，才能创造并维护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所需要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