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于先胜，是中国谋略中的一个重要思想。要争得外交地位，要掌握外交主动，要达到外交目的，第一位的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对方压制、遏制不了的优势条件。所以，面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低潮，面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面对反华势力的“分化”、“西化”，面对西方大国的“制裁”、“遏制”，邓小平反复强调，要集中力量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把政治局势稳定住，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中国就具备了不受别人制约的条件，就有了制胜的优势，就能站稳脚跟，在国际事务中就有足够的分量。
——题记
对外交往，是以自己的国际地位为前提的，而国际地位又是以综合国力为基础的。因此，在外交战略中，要争取主动地位，要增强做事力度，要达到自己的战略目标，第一位的，最重要的就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把自己的势力搞强大。正如邓小平所说：“关键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只有自己的事情办好了，才能做到“胜于先胜。”“先为不可胜。”邓小平认为，办好自己的事，主要有这样几件。
一、把自己的事情办好，首先是要保证社会的稳定
在邓小平外交战略布局中，社会稳定是推进社会发展和争取外交工作主动态势的两个重要的战略支点。没有稳定的社会环境，不仅在国内什么事情也干不成，而且对外开放也没人来。所以，邓小平明确告诉人们：“中国的最高利益是稳定。”确保稳定的社会环境，是贯穿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的战略性任务。邓小平从国家发展和国际环境的大战略高度出发，正确认识和把握改革开放和社会稳定的辩证关系，在国际风云变幻，国内社会转型，各种思潮此起彼伏，各种力量此消彼长的形势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每个重要阶段，都把维护政治上的安定团结和社会稳定摆在重要位置，精心运筹，果断决策，有效地维护了改革开放所需要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国际关系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一）稳定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
在邓小平的外交谋略思想体系之中，国家的稳定始终是摆在压倒一切的第一位的。因为失去稳定，国内的经济建设搞不了，人民的生活富不了，根本利益得不到，人民就不支持我们，社会就更不稳定，这样就会导致恶性循环，后果不堪设想。所以，邓小平领导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始终坚持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社会稳定，坚决清除影响社会稳定的不安定因素，毫不妥协地同破坏社会稳定的错误倾向作斗争，从而为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
第一，稳定已成为全体人民的共识。中国的近代史，是一部列强入侵、军阀混战的历史，充满了动荡和战乱，人民饱受煎熬，国家经济凋敝，国际地位低下。饱经苦难的中国人民渴望安定生活，渴望国家和平富强，渴望在国际社会挺起腰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推翻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荡涤了社会的污泥浊水，迎来了难得的国内和平和社会稳定。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保证了国家经济的迅速恢复，保证了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顺利进行，保证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出色完成，中国人民尝到了国家和平、社会安定带来的利益。然而，20世纪60年代以后，我们党的指导思想逐渐偏向“左”倾，错误估计阶级斗争形势，以为阶级斗争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且认为只有发动群众开展某种形式的政治运动，才能有效清除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从根本上保证社会主义中国不变质。这种指导思想导致了十年“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社会大动乱，无数人被卷进了派性斗争的“内乱”之中，社会正常的工作秩序、生产秩序、生活秩序被打乱，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十年一觉扬州梦”。从“文化大革命”的噩梦中醒来，中国人发现自己空耗了整整十年时间，不仅一无所得，反而损失了许多发展时间和发展机遇。而在这段时间里，世界高新技术飞速发展，世界面貌日新月异，发达国家把我们远远地抛在了后面。痛定思痛，吃够了动乱之苦的中国人民终于认识到，稳定的社会环境太重要了，动乱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带来的只能是灾难和落后。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已经证明，动乱不能前进，只有后退，要有秩序才能前进。再乱，人民吃不消，人民也不答应。要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就必须切实维护社会稳定。稳定是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之所在。
第二，只有稳定才能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成后，社会的基本矛盾不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相对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特别是在中国这样落后的社会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须长期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不断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满足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求，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必要条件。正是基于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邓小平领导我们党确立了中国现代化建设战略，争取经过三大步，到21世纪中叶把中国建成为一个中等发达的国家，为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崛起奠定基础。要实现这样一个发展战略目标，必须保持社会政治稳定，不允许发生动乱。平息1986年底在北京、合肥等地发生的学潮后，邓小平在谈到发展目标时强调，要达到这样一个目标，首要的条件是需要政局稳定。“……中国不能再折腾，不能再动荡。一切要从大局出发。中国发展的条件，关键是要政局稳定。”1989年初春，社会动乱的苗头日趋明显。邓小平在这个期间多次强调稳定的重要。2月，美国总统布什来访，邓小平对他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3月间，他对中央负责同志说：“我们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因此，“凡是妨碍稳定的就要对付，不能让步，不能迁就……中国不能乱，这个道理要反复讲，放开讲……要放出一个信号：中国不允许乱。”邓小平把保持稳定和实现中国发展战略和外交发展战略目标紧紧联系在一起，要想实现这个战略目标，就必须保持稳定。
第三，中国稳定对世界也是贡献。邓小平强调，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解决好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使中国人民从贫穷中解脱出来，逐步过上富裕的生活，中国社会才能从根本上稳定下来。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稳定了，这本身就是对世界稳定做出的贡献。1990年邓小平会见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时说：“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中国动乱，那将是个什么局面？现在要是中国乱起来，就决不只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问题。那时还有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领导人的威信，说是‘全面内战’，到底不是大打，真正的内战并没有出现。现在就不同了，如果再乱，乱到党不起作用了，国家权力不起作用了，这一派抓一部分军队，那一派抓一部分军队，就是个内战的局面。一些所谓民主斗士只要一拿到权力，他们之间就会打起来。一打内战就是血流成河，还谈何‘人权’？一打内战就是各霸一方，生产衰落，交通中断，难民不是百万、千万而是成亿地往外面跑，首先受影响的就是现在世界上最有希望的亚太地区。这就会是世界性的灾难。所以，中国不能把自己搞乱，这当然是对中国自己负责，同时也是对全世界全人类负责。外国的负责任的政治家们也会懂得，不能让中国乱。”邓小平不是在危言耸听，中国大乱，光难民问题就会让这个世界难以承受。但问题远不止于此，中国不仅是一个人口大国，而且还是一个政治大国，中国虽然还不富裕，但对国际事务却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力。特别是几十年来，中国作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对于遏制世界战争发挥了积极作用。可以断言，中国越发展对世界和平越有利。邓小平多次说到，中国真心诚意地希望世界和平，坚决支持世界和平事业。但是，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力量还不够强大，对世界和平事业的贡献还十分有限。将来，随着中国的发展，必将对世界和平做出更大的贡献。这就意味着，一个发展的、稳定的中国，对于维护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如果中国陷入内战，走向衰败，那么维护世界和平就缺少了一支强有力的力量。另外，在中国日益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今天，发展、稳定的中国对世界经济繁荣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这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普遍共识。因此，把中国放到世界发展的大局中去考察，保持中国稳定也是必需的。
正是基于对稳定意义的深刻理解和把握，邓小平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压倒一切的位置，在这个问题上决不让步，连半步也不让。破坏稳定的因素，无论来自哪里、无论采取什么形式，也无论得到什么力量的支持，邓小平都坚决加以抵制，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经过风风雨雨的考验，人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邓小平把稳定摆到压倒一切的位置，符合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
（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
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目标，需要有一个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而要维护社会稳定，就需要坚决抵制妨碍社会稳定的形形色色的错误倾向，创造维护稳定的社会条件，使国家达到长治久安。
邓小平认为，要达到国家长治久安，保持社会长期稳定，最关键的是要有一条正确的基本路线。因为我们党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党的基本路线是决定全局的。就如毛泽东曾经说过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可惜的是，毛泽东晚年制定和坚持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错了，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走了一大段弯路。
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邓小平首先要解决的是党的基本路线问题。这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保持社会稳定的根本条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最重要的历史性贡献，就是为确立以“一个中心、两基本点”为内容的党的基本路线开辟了道路。
这个历史性的会议在决定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的同时，决定改革国家的经济管理体制和发展党内外民主，使国家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相适应，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同时申明中国建设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是其他别的什么“现代化”。邓小平郑重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方针，并强调指出，坚持“四项本原则”就是“为贯彻执行三中全会各项方针政策所必须采取的措施”，不采取这些措施，三中全会的方针政策就会落空，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就要落空，四个现代化建设就要落空，党内外民主生活的发展也要落空。“只有坚持我们党历来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坚决克服妨碍实现三中全会方针政策的不良倾向，我们才能坚定地向着我们的宏伟目标胜利前进”。这就是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应有之义和基本内容之一。
1987年7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孟加拉国总统艾尔沙德时说：“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基本路线。要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主要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依存的。”这是邓小平在领导现代化建设长期实践中，经过同“左”的和右的干扰的反复斗争，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升华为党的基本路线，并清晰地阐述了这条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
根据邓小平的思想，党的十三大对党的基本路线作了明确表述：“我们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并将这条基本路线的内容概称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确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容易，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同样不容易。
邓小平为我们党确立这条基本路线做出了努力，更为我们党始终不渝地坚持这条基本路线做出了努力。
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体现了这个“最大的政治”，任何妨碍实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的倾向，都必须坚决反对，坚决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