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良玉穿着制服，顺着街道慢慢走，却总觉得自己身后有个人。他回了几次头，发现背后有个女人的身影在不紧不慢地跟着他。他走快，女人也快；他走慢，女人也慢。
坏人？鬼？时至今日，朱良玉也说不好自己当时是怎么想的了。他只是停下脚，问那个女人：“你是做什么的？”
女人说：“我是刚才那个厂子的工人。下夜班，我不敢自己一个人回家。
跟着你走，我觉得挺踏实。”
一个“踏实”二字，似乎给了朱良玉力量。他从来也没想过，自己身上的制服居然会给人这样的感觉，平时的委屈、无助，好像忽然就化成青烟消散了。
那个女人后来再没有出现过，朱良玉也因为需要保卫的会议结束，再没去过那条街上执勤。不过那“踏实”二字，给了他新的坚持。
于是无论再苦再累，为了实现自己当初对父母的承诺，为了能体现自己的价值，朱良玉都咬着牙，把保安这个职业做了下去。
这一做，就是16年。
努力的价值
有人说过，人如何看待自己，其实就像看镜子，其实反映的都是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如果别人都对自己有很高的期望和评价，那么自己的自尊、自信和自爱水平自然也会比较高。但如果别人都对自己持一种贬低的态度，那自我就会毫无理由地看轻自己，从而看不到自己努力的价值之所在。
成就感、荣誉感和自豪感，看似是一个人内心的体验，但实际上却是自身内心对外部环境的反应。它的评价标准并非是挣钱的多少、奖状的大小，也不是身处多高的位置，相反，它的满足与否完全依赖自身。如果一个人可以实现自己的既定目标，又同时可以得到外部对自己努力的认可，那他就会得到无比的幸福感和喜悦感。而伴着社会的认同和认可，归属感也随之产生。
做保安16年了，朱良玉已经不再是当年每个月挣120块钱、每天吃茶水就馒头的小伙子了。他渐渐走上管理岗位，尝试着用魅力、用文化去管理。
2005年他被提拔为大队长，2007年成为项目经理，2009年更成为了北京市保安公司海淀分公司的总经理助理。荣誉，更是随之而来，“五一劳动奖章”、“劳模奖状”等等，荣誉证书摆了一书柜。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劳模墙上，他的照片摆在最前排……
那又怎么样呢？
他依旧和当年一样，住在一个普通的地下室里；他没事的时候仍然会和那些刚来北京当保安的小伙子扯闲天，打扑克；逢年过节，人心思归的时候，他仍然和十多年前一样，站岗守夜；他觉得最快乐、最幸福的时候，就是回家和老婆孩子在一起……
不管走多远，他还是一个农民的孩子。他快乐，他满足，因为他的价值得到了社会的肯定与认可。他，就是“保安状元”朱良玉：国家“五一劳动奖章”的获得者、高级保安师、全国杰出进城务工青年……他因被一部电影感动而走入导演的行业，却对自己执导的每一部戏都心存遗憾；他在作品中描绘着风起云涌的江湖人物，却在生活里更加向往着宁静安逸的田园人生；他是现实的悲观主义者，却仍在光影的世界里抱有最浪漫的梦想——愿用作品改变人心！
《上海王》导演潘文杰：愿用作品改变人心
文／白果
生活本来就没有圆满
《青年心理》：最新的作品《上海王》已经热播，颇受好评。之前也拍过很多旧上海的题材，是不是对此有所偏爱？
潘文杰：是的，这是一个很复杂的时代，很多故事都可以发生。可以说，旧上海是一个英雄地，在这里很多人成功，也有许多人失败。但是，无论是成功者还是失意人，他们的内心都有着与时代息息相关的复杂特色，他们处于中西方文化的交融点，恰逢世界变迁之时，所以人物内心的冲突也就更加强烈，成长变革的轨迹比较明显。所以，我很钟爱这样的题材，喜欢风起云涌的江湖感。
《青年心理》：你是怎样理解江湖的？
潘文杰：江湖就是生存。
有句话叫做“江湖弟子少年老，未尽三十故人稀”，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我心中的江湖人物讲究兄弟义气，懂得儿女情长，更加重礼义快恩仇，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怎样生存下来。
大家不是都喜欢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事实就是这个道理。比如我拍电影，那么对我来说，电影圈就是一个江湖，我必须在其中求得生存权利，这是最低级的需求，然后才能满足礼义、梦想、自我实现等更高级一些的心理需要。
《青年心理》：感觉你心中的江湖更现实一些，而不是意气风发的浪漫。
潘文杰：本来就是如此，有很多悲哀的地方。我们每个人都背负着社会规则，但同时，我们又有很多生存的本能，一旦规则与本能产生矛盾，那么内心必然起冲突。从这种意义上说，人心就是一个小小的江湖，我们得处理好内在的冲突关系，才能和谐地面对外在世界。
你比如《上海王》里阿其这个角色，我非常喜欢，就是因为他有很多内心世界展现给观众，而这些心态又是非常真实的。他是农村长大的孤儿，为了生存而拼搏，就好像我们每一个渴望活得更好的普通人一样。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内心世界经历了打击、痛苦、蜕变、成熟的过程，也是我们每个人成长中都要经历的。但是，这里我就想提出一个问题：经历了、成熟了，于是就解决一切问题了吗？答案也许会让你感到悲哀：不是。
《青年心理》：也就是说，未必事事都得圆满。
潘文杰：我是悲观主义者，“圆满”一词在我看来，于现实生活中很难找到。比如我拍戏，每一部在重看的时候都觉得有很多缺憾，当初为什么不采用另外一种感觉，为什么不尝试另一种拍法呢？总之没有办法十全十美的。
当然，这并不代表我就不向往、不追求圆满了，相反，我可以把这种心理诉求延伸到我的作品中去，把这份浪漫的精神体现在主人公的身上。
不做导演就去做农夫
《青年心理》：身边的人都是如何评价你的？
潘文杰：淡泊、内向，不大爱讲话，这是很多人对我的评价。大家看到的我总是波澜不惊的，对很多事情不会表现出强烈的情绪反应。比如年轻时得金像奖最佳导演，很多人都特别兴奋，倒是我自己没什么感觉，也不想开party庆祝什么的。也许是我比较看得开，无论是快乐的事，还是难过的事，终究都会过去，不必太在意。
《青年心理》：当你情绪不好的时候，你会用什么办法调节呢？
潘文杰：一个人呆着冷静一下，想一想是什么事情让我心情不好，有什么办法能搞定这件事。我认为想办法解决问题，总比一味地陷在情绪中要好得多。
《青年心理》：在你心中，工作与家庭哪个更重要一些？
潘文杰：当然是家庭。如果能重新来过，我希望自己可以早一点结婚，早一点享受家庭的温暖。我非常喜欢居家生活，平常因为工作的关系不得不到处走，但是，每隔一两个星期我都必须回家一趟，这是一个心理惯性了。
家是让人放松的地方，我回家甚至有种充电的感觉，让我可以更快乐地面对一切。
另外，我觉得家庭生活对我的工作也有影响。做导演其实就是理解人物内心，并且把它展现出来。我如果能早一点体会家庭的感觉，那么就能加深对剧本的理解，在拍戏的整体把握上就能更加贴切一些。
其实我觉得，家庭对每个人都至关重要，因为我们的许多心理需求都必须在这里满足。比如工作中受了委屈，就希望从家人那里获得安慰和鼓励。
现在很多人为了工作而忽略了家庭，我并不赞赏这种精神。恰恰相反，我认为工作是为家庭服务的，我们工作的目的就是要有一个舒适幸福的家庭生活。
《青年心理》：如果有一天你不做导演了，会去做什么？
潘文杰：养猫养狗，栽花种草，到与世无争的田园过农夫一样的生活。
希望用作品改变人心
《青年心理》：说一部你最喜欢的电影吧。
潘文杰：日本电影《胡子》，是黑泽明执导的。故事的背景是日本经济衰退的时代，讲的是一个年轻医生的故事。这个年轻人家世很好，年纪轻轻就从日本最好的医学院毕业，所以非常高傲，整个世界都不在他的眼里。像他这样的高才生应该是给天皇、高官看病的，但他的父亲认为，他并不知道怎样做一个医生，或者说，他不懂得什么是医者所必需的“仁心”，于是就把他送到了一个很偏僻的地方，那里有一座非常简陋的医疗所，让他在那里跟一个老医生学习行医。一段时间之后，这个年轻人慢慢体悟了人生的真谛，不再想回到东京去，而是决定留在那里给穷人们看病。
《青年心理》：显然，这部电影打动了你。
潘文杰：应该说，不仅仅是“打动”，应该用“改变”来形容更加贴切。
确切地说，我就是看了这部电影，才决定走进导演这个行业的。
这是一部非常感人的电影，我大概看了不下六七次，就在两个月前我还买了原著来看。其中所体现的人道主义精神令人动容，让我觉得电影是一个能够改变人心的行业，很伟大。于是，我下定决心要从事它。
《青年心理》：在此之前，你还做过其他的什么行业呢？
潘文杰：我曾经做过很多古灵精怪的行业，比如在生产油漆的工厂里做工人，在航空公司做一些很底层的工作等等。这些工作让我更深刻地了解人情世故，了解普通人的生活和心态，为我日后做导演奠定了基础。
《青年心理》：入行二十多年，你拍了很多有影响力的作品，也得了很多奖。事实上，你最希望得到的肯定是怎样的？
潘文杰：我希望别人说起潘文杰的时候，评价不是“知名导演”，而是“一个好人”。我一直希望能做一个温暖人心的人，也希望自己能拍出《胡子》那样的电影，影响人。如果能够做到，这将是我生命中最大的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