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试图将她的症状和她的无意识表现结合起来呈现在她面前：让心里去想一些“禁区”，特别是允许自己去想一些事情，这并不代表自己就要去做那些事情。如想象自己当飞行员或歌星不一定能实现，想象自己逃学或和父母对抗，与前面的想象也是一样的道理，并无哪一种好哪一种就不好的差别，除非去真正地把它做出来。但如果不允许自己有哪怕是一丝丝的其他“坏”或“差”的想法，比如不允许自己示弱，意味着最后连自己的女性身份都要筛掉。不过，暗地里——也同时是受到青春期生理的影响，她的潜意识仍会以考试漏题来示弱，或在考试后正常来月经来透露出小女子的生理身份。
女孩瞪大了眼睛听着，但明显放松了许多。
孔子曾经说：小人和女子最难接近。离他们太近，似乎不妥，但是与他们有距离时，他们又会抱怨。孔子观察到女性情感上的细腻，也观察到当一个人在情感上要求较多时，容易产生抱怨，易以自己意志度人，即所谓“小人”。不过有段谈及小人的话很有意思，他觉得：同君子相比，“小人”比较随和，不那么自负，也没那么多的精神负担。当一个人负担太重时，欲进无路，欲退又不得其门，所以就要有所察觉和收敛，就像这女孩必须做错题的现象。
国内一个著名的心理治疗师将自己的网名称为“天理第二”，我问：“何不第一？”他说：“每个在网上与我聊天的人都会认为他是天下第一，我留此虚位以待，以免惨遭踩踏！”
我大笑并深以为然！
模式的力量
桌子上摆着一张粉红色的请柬。请柬封面是一对俊男美女，正在甜甜地对我笑。打开请柬，里面还有一张设计精美的暗纹信笺。
信笺写着两行字：我的婚礼，希望你能来。如果你不能到场，我会觉得缺了点什么。
我仔细想了想，却仍然不能决定去或是不去。把请柬先放进抽屉，思绪不由得飘回一年前。
那个请柬上微笑着的男子，叫戚长海，是个外籍华人。不过因为从小就在中国长大，讲得一口标准普通话。若是他自己不说，谁也不会发现他是外籍人。
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气色很不好。虽然穿着无可挑剔，但神态和表情，总让人觉得非常阴郁。
据他所说，最近工作压力很大，常有不知名的胃疼。医生没有查出任何问题，只是觉得他精神状态不佳。开始时建议他旅游，但没想到旅游回来，反而变本加厉。原来只是胃疼，又加了胸闷。精神状态也越来越糟，整天郁郁寡欢。
最开始，我觉得推进得十分艰难。他的阻抗非常大。明明他就像一块极度干涸的海绵，迫切希望有新鲜的水流可以注入，但面前总是堵着一块玻璃。这种游离感让我有些紧张。后来我发现，他也同样紧张。每次我想要与他澄清某些问题，或是他的话说得不太清楚时，他总会很惶恐地站起来说：“对不起，是我没讲清楚。”
可以看出，他还不能脱下面具，坦然面对真我。
游离感也正是因此而来。他在讲述情绪时，常像局外人那样冷静。他似乎谈的是另外一个人，本人却并不在场。
一个好的咨询师，至少要为自己准备一个能够顺利进行咨询的战地。因此我没有急于推进谈话，相反，我和他逐步确认要解决的问题，希图找出最困扰他的那个点。两次以后，他的态度开始缓和。当我提出，我们可以设计一个确保他安全的措施后，他同意一起共同探讨他的内心。
这个措施是一个铜质的小铃铛。当他一旦觉得讨论的问题产生偏差或错误，或是对于我们的谈话产生厌恶时，他就可以摇响这个铃铛。此时我们就会停下。
戚长海的困惑很简单：孤独。他没有朋友，没有女伴。工作上他是个严苛的管理者，下属在他看来总是存在着各种不足，而这些不足又会被带到平时的生活中去。这使他几乎没有朋友。
而在同僚中，最开始他很容易吸引到朋友。他会请朋友们吃饭、喝酒。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会觉得这些人都在想办法花他的钱，并不是真心朋友。于是他就开始渐渐疏远这些人。
我很小心地求证他和那些人交往的细节。在谈话过程中，我发现他常常有一种不自觉地想脱身而出的欲望。这种欲望体现在他的一种固定反应模式上：一旦出现核对或是其他需要问话的情形，他就会变得很紧张，然后自己道歉认错，再就是想离开。
回溯让他很不舒服。当他又一次举起小铃铛的时候，我决定采用隐喻的方式来释放戚长海的真我。不再使用“我”，而用“他”来称呼幼年的戚长海，这无疑让他感觉舒服了些许。
“他”出生在东南亚。小时候父母对“他”很好。但是一次事故让“他”失去了父母，不得已，伯父收留了“他”。伯父是个很严厉的律师，一直没有成家。
“他”在伯父那里学到的，是如何让自己看起来高雅且彬彬有礼，但是伯父工作很忙，没有太多时间照顾他，等到“他”十几岁的时候，伯父就把“他”送回国内老家念寄宿中学。
在伯父看来，人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个一生的目标。因此每次看到“他”的时候，都会很严厉地告诫“他”，一定要订出远大且清晰的目标。无论是学业还是恋情，伯父把“他”管得很严，不许“他”越雷池一步。对伯父的敬畏，让“他”从不敢质疑伯父的决定。每当自己的想法与伯父冲突时，“他”总是选择服从。
戚长海的这种回忆花了大约三至四周的时间。在这些回忆里，我觉得他渐渐变得有力量了，摇铃的次数不断减少，安全感比以前好很多，很多时候，他已经渐渐地在意识到，自己当年受到的这些创伤性体验，是如何伴随并影响着现在的自我。
当戚长海倾听了足够多来自“他”的谈话后，我们在房间里摆开了三把空椅子，分别代表过去的“他”、“他”的父母和“他”的伯父。让他们从戚长海的记忆里浮现出来，重新回答一些疑问。
经过这次谈话，这个看起来坚强的男人，终于打碎了脸上的面具。其实在他的心里，始终认为父母的离开是自己的错，是父母对自己的惩罚，因为“他们不再爱我了”。而伯父的严厉，则是惩罚的升级。当年的他，没有能力发现伯父用一种他所不理解的方式来爱他。而这些，构成他后来生存模式的基础。或许在他心中，始终认为如果当年自己能够道歉，父母就不会死去；如果自己离开，伯父就不会再继续指责。
后来我们的谈话又持续了几次。在谈话里，我能感觉到他的成长。但是，忽然有一天，他非常沮丧地来了，面色看起来比以前还糟。他告诉我：最近他感觉非常好，于是就充满自信地去向一个迷人的姑娘示爱。第一、二次女方很愉快地接受了邀请，第三次就再也约不出来了。面对他的邀请，女方并没有很明确地说“不”只是态度非常冷淡。
他又一次陷入阴郁当中。
面对他的困境，我请他重演了示爱的过程：
我和那个姑娘是在一次商务晚宴上认识的。她艳光四射，美丽动人。我很小心地要来了她的电话号码，然后第二天约她去看电影，晚上在酒店订了烛光晚餐，我把自己打扮停当，又精心地策划了晚餐的食谱。烛光里，她美极了。
过了几天，我又约她出来。这次我拉了她的手，临别时亲了亲她的脸颊。她没有拒绝。可是当我兴冲冲地再约她时，她却非常冷淡，电话也不想接。我简直不能饶恕我自己。我做不对什么了？为什么她不爱我？
说到这里，他叹了口气说，或许我还是离开的好。
可以看出，他又陷入自己旧有的模式中。沮丧、阴郁、垂头丧气。正因为前几次的谈话，让他感受到重新掌握自我的美好感觉，所以这次打击对他来说无疑巨大且沉重。他把女方的隐晦的表达理解为否定，进而直接攻击自身。
接下来的工作，我首先是要重建他对咨询过程的信赖。因为我看出，女方的拒绝，就像一记重锤，击碎了他刚刚萌生出的对新模式的期待，同时也对咨询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至少，他又重新回到了旧模式中。
通过对他情绪的一些抚慰，我们又得以能够回到对事件本身的分析中去。我希望他可以发掘，当幼年时的要求得不到满足，自己会有多失望。当时的失望来自于父母。而当他在面临择偶时，一方面拒绝的发出者不再是强势的父母，而是另外一个平等的个体；另一方面，他也不再是当年幼小的“他”。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把这种择偶时遇到的拒绝，与童年时遭到的拒绝相联系。
他依旧显得无助，但看起来已经比刚来时坚强许多。临走时，他表示要回去好好想一想，我告诉他如果当他再次感到万分沮丧时，我们可以随时电话联系。
顺便，我帮他又约了下一次咨询。
过去的咨询并没有白费力气。接下来的几次，戚长海进行非常顺利。他告诉我，他今年30岁了，也找过不少次女友，但每次都是见一两面，然后就告吹。
他对此百思不得其解。于是我们又坐在一起，共同分析了他的求爱史，以期从中发现一些线索。
他在求爱时，总是很主动。他会每次都预订好行程。换句话说，女方能够选择的只是被动地接受，或是干脆说：“不。”电影、烛光晚餐、临别时彬彬有礼的吻别。这些固然会让某些女人欣喜，但并不是所有的女人都喜爱。然而戚长海并没有意识到。在这点上，他的行为方式有些类似他伯父的模式：用一种对方不能接受的方式去爱。他自认为自己体贴又大方，但实际上，可能有些女性会觉得这种做法专制又粗俗。
“但这并不是你的错。我知道，你诚心诚意想让这个夜晚变得美好。只是我们常会在不经意间犯这种错误。你、你的伯父，或是我，我们都会犯。”我这样告诉他。
戚长海的例子其实并不特殊。特殊的成长经历，其实造就的却是一个很普遍存在的心理现象：觉得自己不被父母所爱，觉得自己在家庭中是一个犯有过错的人，担心自己被抛弃。这种担忧普遍存在于我们每个人身上，只是随着年龄不断增长和家庭所给予爱的不断浸润，长大后，它并不会给我们留下太大阴影。
戚长海的特殊在于，基于这种心理而产生出的应对模式（苛求自己一认错一离开），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减弱，反而增强为他的日常应对模式。同样，在他向女性求爱的过程中，他采取的又是一种自己最不喜欢的应对模式（我相信，这也是他最为熟悉的一种应对模式）。这大大小小的模式套在一起，造成了他最开始的孤独与抑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