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美国支持蒋介石打内战，企图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他为蒋介石装备了45个师，训练了15万特种人员，调动军舰、飞机为蒋介石运送军队16个军，财政拨款以亿为计，表面上看上去极其强大。为此，不少好心的人士为中国共产党捏着一把汗，觉得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敌人太强大了。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却得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是纸老虎”
的论断。在他看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很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其原因在于，他们代表反动而人民代表进步。
毛泽东的这一论断，正是剥开了事物的表面，抓住了事物的本质。正因为抓住了事物的本质，所以在后来的历史实践中得到了验证。中国共产党不仅在第三次国内战争中打败了蒋介石，而且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直接与美帝国主义交战，迫使他在板门店停战协议上签了字。
3.智慧出时必有大伪
在老子看来；用相互对待的思维方法看待事物，不仅要注意透过事物表层的非本质的方面，把握那内在的本质的方面，而且还要注意表层的方面与潜层方面的多种制约关系。
之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那是因为，表层的这一方面与潜层的那一方面，‘有的是现象与本质的关系，而有的却不是。它们可能是正反关系，可能是连带关系，可能是因果关系，等等。不管是什么关系。都须我们去注意，万万不可只看到展示在我们眼前的那一方面；忘记了与之对待而隐藏于其中的另一方面。因为，表层与潜层这两个方面，不管我们看到看不到，客观上是相互联系的，我们的疏忽并不能割断它们的联系，而只会由于缺乏对策而引出恶果来。
有鉴于此，老子提出了一系列警句。他说：
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其意是说：
当人世出现了仁义的时候，也就是混一大道破损的时候。因为在人类原始之时，人们都怀着大道赋予的自然混一本性，自然而然和谐相处，不分物我，不分彼此，没有纷争，所以也就用不着仁义的规范。之所以要用仁义来规范人的行为，那就是因为人与人之间出现了分界，有了物我之分、彼此之别，有了纷争。有了分界和纷争，大道赋予人的自然混一的本性也就破损了。所以在看到人间有了仁义之行的时候，也要同时看到人们纯朴本性的丧失，要注意恢复人的纯朴本性。
当人类有了智慧的时候，也就有了虚假和造作，因为只有智慧才能造出假来。所以在看到人们有智慧的时候，也就要防止人们造假。
当人类开始提倡孝慈的时候，那也就是出现了六亲之间的不和谐。因为六亲之间自然和谐，便用不着提倡孝，用不着提倡慈，下对上自然而然亲，上对下自然而然爱。正因为上下失去了亲爱，所以才需要提倡孝慈。所以在看到人间提倡孝慈的时候，也要同时看到人间存在着不孝不慈。
当国家出现忠臣的时候，那也就是国家昏乱的时候。因为在天下有道、国家有序的时候，君臣上下各司其职也就是了，说不上谁忠谁不忠，也没有什么需要臣下出大力、献大策的事情。只有天下大乱、国家需治的时候，也才是需要臣下谋划、为君出力的时候，也才会出现忠臣。所以，当看到有忠臣出现的时候，也要同时看到国家出现了昏乱。
也就是说，世上的事物总是两两相对而存在的，在很多情况下，相对的一个方面显露在人们的眼前，而另一个方面则潜藏在表层背后。人们往往只看见那显露于眼前的一面，而忘记了潜藏在背后的一面，可是恰恰正是那背后的一面制约着眼前的一面。
如果看不到背后的一面，也就很难把握眼前的一面。
庄子继承了老子的这种思维方法，用它来观察各种社会现象。比如关于安危之间的关系，他说：
圣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众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
这段话的字意说：圣人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安稳，什么是表面的安稳。当处在真正的安稳时，他便觉得安稳；而当他处在表面安稳的时候，他便觉得不安稳。一般人则不是这样，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安稳，什么是表面的安稳。往往在处于表面安稳的时候觉得很安稳，而在真正安稳的时候却不觉得安稳。
这段话的蕴义是说：
一个人是不是生活在了安稳之中，不能从表面上看，而要从根本上看。因为安稳的生活与不安稳的因素往往同时存在着。
过着安稳的生活而不忘记不安稳的因素，唯恐不安稳的因素会带来不安稳。这叫做“不安其所不安”。
不但不忘记不安稳的因素，而且不断消除不安稳的因素，不让它酿成气候，只有在做到了这一点之后才感到安稳。这叫做“安其所安”。
过着安稳的生活却不感到安稳，老是觉得不满足，总想做些超越本分的事情，结果给自己带来的却是不安稳。这叫做“不安其所安”。
过上了安稳的生活，忘记了不安稳的因素，时时受着不安稳因素的威胁而不知。这叫做“安其所不安”。
庄子认为，正因为圣人在过上安稳生活的时候，总是想到不安稳的因素，总是不断消除不安稳的因素，所以才总是生活在安稳之中；一般人在过上安稳生活的时候，往往会忘记不安稳的因素，结果就不能不受到不安稳因素的威胁，甚至于酿成大祸。
魏晋时期的著名道家学者王弼，将庄子的这种观点更为明确地表述了出来，他说：
凡物之所以存，乃反其形；功之所以魁，乃反其名。夫存者不以存为存，以其不忘亡也；安者不以安为安，以其不忘危也。
故保其存者亡，不忘亡者存；安其位者危，不忘危者安。善力举秋毫，善听闻雷霆，此道之与形反也。安者实安，而日非安之所安；存者实存，而日非存之所存；侯王实尊，而日非尊之所为；天地实大，而日非大之所能；圣功实存，而日绝圣之所立；仁德实著，而日弃仁之所存。故使见形而不及道者，莫不忿其言焉。
夫欲定物之本者，则虽近而必自远以证其始。夫欲明物之所由者，则虽显而必自幽以叙其本。
在这里，王弼将那隐藏于事物背后，与表面事物相反的东西，视为表面事物存在的依据和缘由，可能说得绝对了一点。但是，隐藏于表面事物之后，与表面事物相反的事物，不但存在着，而且影响着、制约着表面事物，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懂得了这一点，就会在观察事物、处理问题时，不但着眼于表面的事物，而且考虑到隐蔽的事物，不但看到正面的事物，而且看到反面的事物，就会在表面事物与隐蔽事物之间的关系中寻求处理事物、解决问题的方策，从而得出更符合于客观事物的结论来。反之，则可能失于一偏，造成失误。这一点，现代社会也不乏沉痛的教训。
比如听不得反面意见。
听不得反面意见，就是否定反面情况存在的可能性。反面情况本来存在着，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那在处理问题、制定政策时，就会偏离实际的需要和可能。用这种方法和政策处理小事，就会造成小损失；用这种方法和政策处理大事，就会造成大损失。
就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走过的曲折路程来说吧。大跃进，曾经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创举而得到过高度赞誉，而且在一段。
时期内，只能说好，不能说坏。不但不能说坏，就是指出其中的一些小毛病也是不行的，也要被扣上右倾和保守的帽子。于是一系列怪事出现了：将十几亩麦子移植在一亩地中，谎称亩产万斤粮的，胸前戴上了大红花，实实在在，说地里亩产几百斤的，挨了批斗；将老百姓家中的铁锅拿到“小高炉”中销熔，充作钢铁生产数量，而铸锅的工厂又用这些铁锭再铸成铁锅，拿到市场上卖给老百姓。折腾来折腾去，一些不同的意见都被当成了反党言论，随之而来的就是三年的大饥馑。
又如只看到表面利益。
只看到表面利益就行动，这样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因为表面的利益，特别是明显的、巨大的表面利益，对一般的人特别具有诱惑力。可是表面利益与潜在的危险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而且表面利益越大，潜在的危险也就越大。如果在看到表面利益的时候，能想到潜在危险，将利益与危险作一下对比和权衡，之后再根据利弊的大小采取行动，成功率就会大得多。可是很多人却做不到这一点，在表面利益的诱惑下往往会失去了理智，失去想到危险的意识，于是也就难免于危险。
就拿前几年的一起集资大案来说吧。当时国家银行的储蓄年息大约在10％左右，而一家颇有名气的大公司却以高于国家银行几个或十几个百分点的年息集资。许多人在这种息差面前，身不由己地将大批积蓄投向了这家公司，使这家公司的资金很快超过了10亿元人民币。可是人们却没有从反面想一想，这里面到底有没有危险存在？什么样的行业有如此高的利润率，除了上缴税金、留存发展基金外，还可以支付投资者20％以上的利息。如果想到了这一点，也许会减少一些危害。可是没有，还是一窝蜂地向它投资。结果，它却是一个根本没有实业的实业公司，全凭用新借款还旧借款的方式蒙骗投资者。内幕一揭，天下大惊，不是国家采取措施，投资者们多年的积蓄将化为泡影，从获取大利出发，得到的却是巨大损失。
4.居善择地动善择时
在老子看来，用相互对待的思维方法看待事物，不仅要把握表层方面与潜层方面的多种制约关系，而且还须注意时机的变化。时机变化了，事物相反两个方面的制约关系也会发生变化。
事物相反两个方面的制约关系发生了变化，人们处理事物和解决问题的角度和策略也应相应改变，否则的话，就会与实际情况发生背谬，就会在实践中受到挫折，遭到失败。
用相互对待的思维方法看待事物，把握事物的两个方面，利用它们之间相反相成的关系，作出有利于自身的决策，老子称此为“居善地”；根据事物的变化，在不同时机，对相反的两个方面采取灵活机动的策略，使事物向有利于自身的方面发展，老子称此为“动善时”。
他说：
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
其意是说：居住要善于选择有利的地方，心境要善于保持平静，交往要善于宽厚待人，言语要善于维持信用，从政要善于治理人世，做事要善于发挥才能，行动要善于掌握时机。
庄子发展了老子的这一思想，提出了“一龙一蛇，与时俱化”的处世法则。基本意思是说：顺境之时飞黄腾达，如龙高飞；逆境之时潜伏隐匿，如蛇游走。到底是像龙一样飞，还是像蛇一样游？没有一定之规，需要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庄子·山木》篇讲了一个“杀不鸣之雁”的故事，就是在表述这种法则。故事说：
庄子在山里游览，看见一棵大树，枝叶非常茂盛，可是砍伐木材的人却不伐它。庄子询问其中的原因，伐木的人们回答说：
“其材没有可用之处。”庄子说：“怪不得它能长这么大，原来是因为它的木材没有用处。看来只有没有用处的东西才能享尽自然的寿命啊！”
庄子出山后住在一位老朋友的家中，主人非常高兴，叫来厨房的大师傅，让他们给庄子烹雁吃。大师傅问：“现在家中有两只雁，一只会鸣叫，一只不会。杀哪只呢？”主人说：“这还用问，当然杀那只不能呜叫的了！”于是，大师傅便把那只不能鸣叫的大雁给杀了。
第二天，弟子请教庄子说：“昨天在山中看见那棵树，因为没有用处而得以享尽自然的寿命；可主人家的那只雁，却因为没有用处而被烹食。看来有用也难以避免祸患，无用也难以避免祸患。先生究竟是做有用之人还是做无用之人呢？”
庄子笑笑说：
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问。材与不材之间，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则不然。无誉无訾，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一上一下，以和为量，浮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累邪！
庄子的这段话是说：我将处在有用与无用之间。说处在有用与无用之间，与我所要处的境界好像很接近了，但还没有达到，因为这样做还会受到事物变化的牵累，还需要判断有用与无用，还需要考虑怎样才能处在其间。我所要处的境界是，乘着自然而然的大道自由自在地漫游，无所谓荣誉也无所谓耻辱，一会儿像是一条龙，一会儿像是一条蛇，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决不做那一成不变的事情；一会儿向上，一会儿向下，以自然和谐为标准，飘飘游游，就像是来到万物的发源地一样，不分彼此，不分是非。这样一来，就能纵览事物的起伏和变化。纵览事物的起伏和变化，就能驾驭事物的起伏和变化，就不受事物发展变化的左右。做到了这一点，怎么还会有牵累呢？
这个故事将有用与无用作为相互对待的两个方面，围绕着有用好还是无用好的问题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