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是一部反映下层人民群众反抗各级各类土皇帝的书。
土皇帝是封建社会的特征之一，各级各类土皇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矛盾焦点。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千起“造反”，除了秦末、隋末是由皇帝引起的以外，其余的都可以说是因为土皇帝引起的。土皇帝和人民群众的矛盾，是最直接最尖锐的矛盾。土皇帝上害国泰，下害民安，是社会矛盾的中心。
官吏本来是皇帝雇他们来为其办事的。如果他们真的是“食君禄，报皇恩”，为皇帝收粮收税，不贪污不中饱私囊，不层层加码，那么，皇帝就算吃得再好再多，老百姓也能供养得起。问题就出在土皇帝太多太凶，老百姓受不了。
《水浒传》所描写的就是各级各类土皇帝对老百姓进行剥削压迫的情形。
《水浒传》写的土皇帝有六级：第一级如高俅、蔡京、童贯等；第二级如梁世杰、高廉等；第三级如张都监、郓城知县等；第四级如牢子节级包吉、孔目王正等；第五级如郑屠、蒋门神、祝朝奉等；第六级如地痞牛二、张保等。这些土皇帝才是国家的蠹虫，百姓的祸害。《水浒传》描写梁山英雄杀郑屠等是为民除害，杀高廉等是为国除奸。这就是梁山英雄的“替天行道”和“辅国保民”。
所以余象斗《题<水浒传>叙》说梁山英雄“有为国之忠，有济民之义”。所以阮小五唱“贪官污吏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
为什么说“报答”？鲁迅曾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两个时代——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宋太祖结束了“龙争虎斗几时休，走马梁唐晋汉周”那种“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老百姓对赵官家是感谢的，所以唱“报答”。百姓希望做稳奴隶，皇帝希望做稳主子，两者有着一致的愿望。
在封建社会，国家是皇帝的私产，老百姓是皇帝的私产的一部分一是奴隶，是“牛马”。“牛马”的主人，从爱惜财产出发，对“牛马”是爱惜的。但替皇帝牧“牛”管“马”的州牧县宰们却拼命从“牛”身上挤“奶”，从“马”身上拔“毛”。皇帝为了自己地位的稳固，是需要讨老百姓的“欢心”的，而贪官为了自己的地位，则处处讨上司的欢心。梁世杰为了讨蔡京的欢心，一次祝寿就送十万贯钱的财宝。这些钱哪里来的？还不是搜刮老百姓的。他们是用挖皇帝的墙脚来升官发财的。他们不是“报皇恩”，而是以怨报“德”。像高俅，皇帝对他那么大的恩惠，他本该兢兢业业地爱护皇帝的财产，为皇帝收揽民心，“忠心报答赵官家”才是，然而他却把林冲、宋江们赶上山去，差一点让英雄们“杀上东京，夺了鸟位”。《水浒传》谴责贪官们为臣不忠，毫无士德官德。所以说封建社会的老百姓并不是毫无理由地反对皇帝反对官吏。他们反的是暴君贪官，拥护的是明君清官。老百姓不能设想不要皇帝不要官，只能设想换一个好皇帝、一批好官。
这就是说，老百姓反皇帝的思想基础差，反贪官的思想基础强。造反者若以反贪官为号召，很容易激起人们的响应。如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就是由杀贪官而拉开的。陕西澄县知县张斗耀在灾荒之年催逼赋税。王二振臂一呼：“谁敢杀张斗耀？”于是“我敢”之声此伏彼起……如果他喊“谁敢杀崇祯？”恐怕就没有这么热烈了。
《水浒传》写宋江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是符合宋代的历史实际的。宋徽宗在老百姓的眼里一如清代的乾隆，是个风流皇帝，不是暴君。民间流传的徽宗跟李师师相好，这跟乾隆年间流传的《游龙戏凤》等民间传说一样，是小市民的风流佳话，至少不是什么大缺德。皇帝去嫖妓女，比隋炀帝在全国强抢美女强多了。老百姓痛恨的不是皇帝嫖妓女，而是衙内夺人妻！高俅的胡作非为，宋徽宗是有责任的，但高俅的胡作非为，并不是他授意的；相反，从他的利益出发，他是反对的。这样，在反贪官问题上，他便和宋江们一致了，故而在对宋江问题的处置上，他取了同高、童、蔡们的相反立场。宋徽宗赞同清官们的意见，同意赦免宋江们，这就等于承认宋江们是无罪的。从宋江这方面看，赦免并招安，这是反抗的胜利。
贪官祸国殃民，解决的办法只有两条：一条是由皇帝杀头抄家以平民愤，一条就是百姓自己铤而走险以反抗。反抗必然犯法，犯法则除了逼上梁山武装自卫别无他法。宋江说上山暂且逃避并非假话。武松说“异日不互，受了招安”，也是犯法以后最好的“理想”。这“理想”就是他们不但不受审判而且还能和政府谈判，谈判的结果是政府接受他们所提出的条件；他们杀了人不但不偿命，劫了生辰纲不但不退赔，反而当了官，终于实现了“边庭上一枪一刀”，为抵抗异族侵略而展才报国的理想，这就是他们的胜利。招安既然是他们的理想，当然也就不存在什么“变节”后退的问题了。
梁山的口号是“替天行道”。这一口号。疑团重重。围绕这一口号的争论也最多：从梁山是否提出这一口号，到这一口号的性质。到“替天行道”的“道”是指什么等等。从而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