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青在《水浒传》中出场很晚，胡适在《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中说：是因为“施耐庵在前六十回竞把他忘了，故不能不勉强把他捉来送给卢俊义做一个家人”。其实，燕青后出场是作者有意安排的。
写一部长篇小说要几年乃至十来年的时间，而燕青又是在元代杂剧中很有名的一个角色，《宣和遗事》中的“智取生辰纲”等节目中也有他的名字，说《水浒传》作者几年都没有想到他，这是不可能的。作者不但没有把燕青忘掉，相反倒是对他另眼看待的。正如让李逵半路杀出是为了“腰壮”，让燕青压台是为了有后劲，同时也为了让这片青翠绿叶来扶卢俊义这朵红花。卢俊义在《宣和遗事》里叫李进义，参加了智取生辰纲。由于他的材料已用到别人身上，作者就把他写成另一种类型的士一一地主员外型，即所谓处士、富士。作者想把他写成一个有家产、有名望、有本领的“三绝”人物，与宋江一文一武二峰对峙。看得出，作者为了写好卢俊义是煞费苦心的。胡适说《水浒传》作者写到卢俊义就“不得不潦草了”。其实不是的。作者可能是颇为费力的，然而，艺术规律却是这样，越费力往往越不讨好。其原因，胡适说对了：“倘使施耐庵当时能把那历史上的梁山泊故事完全丢在脑背后，倘使他能忘了那'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的故事，倘使他用全副精神来单写鲁智深、林冲、武松、宋江、李逵、石秀等七八个人，他这部书一定格外精彩，一定格外有价值。可惜他终不能完全冲破那历史遗传的《水浒传》轮廓，可惜他总舍不得那一百零八人。但是一个人的文学技能是有限的，绝不能在一部书里创造一百零八个活人物。为此他不得不东凑一段，西补一块，勉强把一百零八人'挤'上山去……”写卢俊义是为凑数。胡适说《水浒传》“杂凑”是有道理的。由于一没有民间传说作为蓝本，二没有真实的生活基础，全凭编造，于是破绽百出。这正说明《水浒传》是中国小说史上初级阶段的产物，当然无法和后来的《红楼梦》那种浑然一体、高度成熟和完美的作品相比。《水浒传》作者写卢俊义，缺乏真实的生活基础，但写燕青却不然。
燕青是一个多才多艺之士，一个忠于主人的家臣型之士，一个安贫乐道之士，一个聪明机智之士，一个深谋远虑，不慕名利，激流勇退之士。燕青和李逵在元代杂剧里都是风流潇洒的文士。元代杂剧里的李逵是机智幽默的喜剧形象；《水浒传》仍然保留了他的喜剧作用，但是把他由机智型改为憨态型，而把机智移到燕青身上了。
《水浒传》写卢俊义把燕青抚养成人，燕青由食客变成了管家，忠心耿耿地报答主人。
在卢俊义的家产被另一管家李固夺去之后，他像一条家产荡尽而不肯离开主人的义犬，在村口草中等待着主人归来；在卢俊义被陷害人狱以后，燕青乞讨了半罐子饭给卢俊义送去。作者写燕青乞讨，显然是为写燕青的忠心有意虚构。燕青多才多艺，身怀绝技：“一张川弩，只用三枝短箭，郊外落生，并不放空，箭到物落，晚间人城，少杀也有百十个虫蚁。”怎么还弄不出一碗饭吃，怎么还弄不到一点猎物给卢俊义送去。之所以这么写，是为了写士的“患难见知己”。
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除了仕途以外，就是当慕僚、账房、教书先生一类“西席”，作者拿李固跟燕青一反一正作对比，歌颂和鞭挞了两种知识分子。
《水浒传》是根据故事的需要来安排人物的。前六十回，可以不安排燕青的出场，但后六十回，需要救卢俊义，需要有人协助卢俊义立战功，需要和高俅较量相扑，需要有人去走李师师的门路，等等，这就用得着燕青了。人们一致认为燕青比他的主人强。《水浒传》作者有意无意写出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一真理。
封建社会写小说的人，往往是些看破官场黑暗，不屑与统治阶级同流合污之士，即所谓隐士、高士。《水浒传》通过燕青、许贯忠写出了高士特有的情操。“双林镇燕青遇故”一回中的许贯忠，或许就是作者的化身或代言人。
中国的士，歌颂世外桃源，歌颂山水、田园，有其相通之处。许贯忠关于“俺又有几分不合时宜处，每每见奸党专权，蒙蔽朝廷，因此无志进取”云云，都是洁身自好的士们的一种自慰之词。“不知其人视其友”。《水浒传》作者是很懂得映衬相借之法的。这一回既是燕青后来退隐的伏笔，又是宋、卢被害的点睛之笔。作者是把燕青作为宋江、卢俊义的对立面来写的。
“歌舞神仙女。风流花月魁。”这是李师师家门上的对联。李师师的出现和她所起的作用，成为梁山泊历史的转折点。然而李师师如巫山神女，云遮雾蒙。
这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