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版权意识与著作权法，给篆刻这样一种依附性的特殊艺术品，带来很棘手的难题，从而加速了篆刻市场的没落。对在书画中使用他人创作的印章，署名与否、如何支付报酬等等，都有明显的法律陷阱。尤其是对遗产继承纠纷来说，一个篆刻家的后人完全有法律依据对另一位书画家的作品声称拥有部分权益，只要后者作品上钤盖了篆刻家的印章。
四、从实用角度看，古人字画作品肯定不宜再由今人或后人加盖印章，那样无疑是对文物与艺术珍品的破坏，因此，收藏印将渐渐退出历史舞台，只在图书等有限的非传统主流印章阵地还有用武之地。
五、印章作为工艺品与古玩，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与价值，就像砚台、笔筒或墨盒一样，印章的收藏或投资价值，只体现在古旧印章上，当代人的印章几乎很难成为投资工具，而其收藏价值更是远不及实用价值。
六、篆刻作为一门艺术，有其生命周期，篆刻并不是与书画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事实上，元代以前的书画家就很少用印，换句话说，中国的书画在元代以前不用印章，在今后也可能不用印章，印章与书画的结合只是阶段性的历史现象。
七、篆刻家与篆刻爱好者队伍会日益壮大，但是不再有市场前景，篆刻将成为工艺品、纪念品、礼品市场的附属，事实上在现实社会中印章就是主要作为礼品而存在的，难以具备本位艺术价值。篆刻家与工艺大师会越来越相似，而与艺术家越来越远。
在书画市场连年升温的同时，篆刻的行情也水涨船高，不过，危机也在潜伏中日益加重，以西泠印社为例，2003年选启功为第六任社长，就已经是无奈之举，因为启功对印学与创作并无甚建树，其社员资格都在可商榷的程度，荣任社长，完全是因为前此他的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与中央文史馆馆长的地位、声望所致，与篆刻没有多少关系。2005年启功逝世，西泠印社社长便出缺，到2007年无法产生接班人。之所以如此，反映了篆刻市场的繁荣使专业团体的负责人身价极高，竞争激烈，另外，也衬托出不负众望的篆刻大师后继乏人。
篆刻本来是极少数专业人士的阳春白雪，以西泠印社为例，起初就是由若干有着共同爱好与相似背景、彼此水平实力相当的文人发起的雅集社团，过去成为新社员也只需两位社员推荐、由社长邀请即可。这种做法看起来比较随意，比较个人化，但是却可以保证社员的整体水平，因为社员会出于对自己的尊重与对学术、艺术的热爱，进行严格、慎重的选择，因为团体的形象与声誉取决于每一个人的水平与资格，就像市场营销学中的木桶效应，一个艺术团体的声誉往往取决于水平最低的成员——如果不设一个基于学术标准与艺术良心的底线，采取商业化交易方法或官本位行政组织任命委派形式，再响当当的金字招牌也会很快黯淡失色。在京剧领域，国家官办的戏曲学院与戏曲研究所，虽然投入人力物力极大，但是远远不及富连成与齐如山的国剧学会的贡献大，这种鲜明对比，值得印学界引以为鉴。
在一切都要重新被审视，一切价值都要重估的时代，篆刻作为艺术，显然已经难以与社会文明潮流与价值观相适应，虽然公众与艺术专业人士都没有意识到或认识到篆刻艺术所面临的深刻的不可逆转的生存危机与市场末日的逼近，但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尽管我本人对篆刻艺术如此热爱、花费了如此多的精力心血研究学习，更重要的是结交了不少优秀的篆刻家，但是，也不得不遗憾地承认并宣告：篆刻市场的丧钟即将敲响！篆刻将更多地成为中国传统艺术中自娱自乐自遣的一门独特工艺，它将日益私人化、个性化、萎缩而不是大众化、市场化，尤其是中国书法与中国画在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中将越来越明显地发现不适合继续维持与印章的搭档关系，这对篆刻市场是釜底抽薪。当人们特别是艺术市场的消费者与书画家觉悟到篆刻的尴尬境地后，这门艺术与投身于、寄生于这门艺术的从业人员，必须要考虑何去何从。
世间万物都有兴衰，艺术并不例外。仅举一例，秦汉铜镜可谓精工华美至极，当年也曾有一批大师以此为生，而随着社会发展潮流变化，铜镜设计与制作的技艺渐渐式微，而今以中国之大，再也找不出一位铜镜工匠，这就是历史规律，任何人或任何群体的意志与感情都无济于事。篆刻也逃脱不了历史规律，它正在渐渐成为历史。在不久的将来，篆刻家将退出与画家、书法家分庭抗礼的艺术舞台，篆刻将成为与石雕、牙雕、木雕一样的工艺美术。
美术专业书目盘点与评介
无论是从事艺术研究、创作还是收藏鉴赏，都要解决一个读什么书的问题。美术的学习与研究固然要从历史、理论、技法与经典名作典籍入手，书画的收藏与鉴赏，其实同样需要掌握基本的书本知识。
关于书画典籍的书目学，从古到今有不少权威名作，如余绍宋的《书画书录解题》，而对于书画书目的书目研究（其性质我比喻为史学史），似乎一直没有学者涉及，有之，则自本文始。拙作2003年发表后，得到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权威薛永年教授的高度评价。对于有心于书画收藏鉴赏的读者来说，如果把美术书目学看成是一本一本的地图，而本文则相当于一本关于地图的索引与评介。
中国的文献学、目录学与中国的书法绘画一样，共同构成中华传统文化最辉煌的瑰宝，其历史之悠久、成就之高，都堪称举世无双。尤其是进入清朝后，考据版本之学大兴，目录成为显学，不过，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那就是书画专业书籍的目录学发育极晚，虽然一千九百多年前《汉书》就有了囊括当时所有专业的书目《艺文志》（其中并没有书画方面的著作，此中原因，容当另文详论），但是，直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才有了书画专业书目。书画专业书目，是从事书画专业学习与研究的文献清单，也是研究书画史论的导游图，其概貌与格局、得失，值得进行摸底调查。笔者素嗜书画，向来留心书目学，每以捧读密密麻麻书名为消遣，尤其是术业所专攻之美术书目，颇为注意收集，“十一”长假，难得有七天时间可供闭门读书，遂就此题目，翻检家中藏书，略为条理，草成此篇，或许于美术专业学子多少有所助益，并以此求正于博学方家，希望读者就本文遗漏之材料多多指教，以备异日补正完善。
读书首先要学会选择老一辈书画学者，往往能遍读古今书画典籍。比如余绍宋、黄宾虹、俞剑华以及黄苗子、王世襄等诸位先生，在他们从事书画研究与美术史论著述之年，基本上都尽力无所遗漏地阅读了存世的书画专业图书。但是，如今情况发生了变化。即使今天有勤奋用功甚至天分都不亚于前贤的读书种子，也无法做到遍读存世的书画专业图书，尤其是排山倒海般涌现的新书，此无它，力所不能及也。
一、图书已多到读不过来庄子有言“吾生也有涯而学也无涯”，即使是最博学、最勤奋的人，也无法掌握所有的知识。一百年前也许还有于书无所不观的通人，但是近一百年来，知识爆炸，图书出版业的生产能力已远远超过了人的阅读能力。虽然也有一些学者据说是学贯中西，但是究其实也多是一种造神的传说，而造神就不免会夸大。因为无论中学西学，我敢断言都无人做得到一个“贯”字，多懂一两种文字没什么稀奇，中西书都能读读也很寻常，学贯中西，谈何容易！此事换一个角度看，即可不证自明：西方虽有博学之士，也有不少汉学家或东方学家，但是至今我们未见过一位真正称得上对中国的国学无所不知的学问家。显然，如果西方没人能做到学贯西中，东方也就不可能有人能做到学贯中西。以笔者个人读书兴趣范围而论，在整个八十年代，在语言、文学、历史、哲学、经济、书画、新闻传播以及图书出版学等社会科学专业，书店上架新书每周也不过数种而已，用功的学者基本上能做到对所学习的专业领域新书几乎全部过目，至少是照单全收购置齐全。但是到了九十年代，上述专业就没有人敢吹牛自己对专业新书的情况能全面及时了解，更何况购置阅读了。近来经常听到学富五车的老先生抱怨不愿意去大书店，因为面积太大、品种太多，动辄数万种各类图书堆得满山满谷，很容易让人头昏眼花。回想当年，学者惟怨专业图书品种太少，今昔对比，可知中国已经从“文革”以及“后文革”时期的图书短缺经济进入到了一个繁荣到甚至泡沫化、高产量粗制滥造的图书过剩经济时代。
二、向苏格拉底学习进入二十一世纪，情况就更严重，每天都有大批新书如潮水般涌来，一年全国所出十万种二十万新书，美术专业新书也至少数以干计。国庆节北京地坛书市，据称有二十余万种书销售。人生百年三万六干天，就算是一天读一本中文书，也不过只能读如今全国一年所出新书三分之一，如此，毕其一生，也读不完同一时期所出图书的干分之一。博学只能是相对而言，实事求是地讲，在知识的海洋里，人的处境好比是井底之蛙，只不过井与井的大小不一而已。还是苏格拉底智慧过人，因为他清醒地知道自己的无知——知道自己的无知，是求知的前提，也是面对知识的正确态度。在如此的形势下，套用古人论读书的名言“书非借不能读也”，可以说一句：“书非选不能读也”。百科全书派学者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虽然图书已经多到了任是什么人也读不完的程度，虽然无论我们怎样学习，和知识的无穷无尽的汪洋大海相比，我们所能学到的永远只能是有限的，但是，作为有理性的人，求知不仅是生存的基本需要，还是人生的目的，因此，人生在世，必须学习。
三、美术图书进入高产期美术图书近年来已经进入高产丰收期，不仅新书如雨后春笋，古籍也不断以各种面貌推出，如画史画论，不仅旧有的黄宾虹编《美术丛书》等有了再版，旧报刊如《湖社月刊》、《艺林周刊》、《故宫周刊》以及余绍宋所编《金石书画》都出了影印合订本，还编辑出版了多种大部头丛书，如上海书画出版社之《中国书画全书》，中国大百科出版社之《中国历代书画艺术论著丛编》，河北美术出版社之《画学集成》、《书学集成》等等不一而足。整理标点本就更多，如湖南美术出版社《中国书画论丛书》。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加以遴选，读者就会迷失在书海之中——在图书多到如恒河沙数时，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稍不内行就会被假冒伪劣图书所骗，所费金钱与时间还是小事，读来的东西有谬误，后果最可怕，就好比吃了坏东西，有中毒的危险，遗患无穷。所以，负责的推荐与科学的选择就成为求学必不可缺的环节。如果选择不当、即使读的书再多，也是胡读乱读，不可能在学问上有什么成就。说到底，拜师求学，无非是学习内容与学习方法两部分而已，一是学什么、二是怎么学。学什么，就涉及到书目与阅读篇章，为人师者开列书单，是教书育人的重要职责，这也是学习任何一门学科的基础步骤。书目或篇目的拟定，往往需要认真的推敲、掂量、比较、斟酌，还要根据学生或读者的情况量身度体地设计，总之，要从汗牛充栋的书海中推荐有数的若干种图书，既可展示推荐者的学识，又可见选择的匠心，殊非易事。郑振铎曾有句名言：“开得出‘书单子’来的，那便是一位专家。”推荐书目与治学门径中国学界推荐阅读书目，有两次高潮，一是民国年间梁启超、胡适、鲁迅等人应报刊要求开列阅读书目；二是八十年代在“文革”浩劫之后，兴起全民读书学习的热潮，于是，各种推荐书目也就应运而生，包括外国版本的如《一生的读书计划》、《书与你》等等，都大行其市，广有读者，在指导读者阅读外国文史哲尤其是文学作品方面，功不可没。当然，在名师、权威推荐列举阅读书目之外，要想深入系统地研究，就必须自己能够学会寻找学习材料或学术资料，而这就要依靠文献学与目录学，它们是文科教育的基础课。这两门课的意义，就是授人以渔，让学生了解治学门径。虽然目前所知的最早的推荐书目是所谓“唐末士子读书目”（敦煌遗书伯2171号），但是，可以想见，古之师徒传授学问，肯定要指定或列举必读应读书目。书目书，是工具书的一种。工具的发达与否，是一个专业成熟程度的最好外在标志。具体到中国书画，虽然从唐宋就有书画作品目录，但是，书画专业图书的书目，却迟至上个世纪才出现。这说明在古代中国，尽管文人士大夫都乐于收藏品鉴，以书画自娱，但是极少有一流的学者以严肃的治学态度从事书画研究与著述——金石碑帖以及小学要有吸引力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