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最早的印章使用于战争时期，作为签署命令与公文的印信。据记载，1929年2月13日，红四军开到赣南宁都县，红四军政治部将一份由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联合签署的筹款公函送交宁都招待处，在毛泽东签名下面盖有一方朱文“毛泽东印”。同年4月10日，毛泽东与朱德共同签发了给长汀县赤卫队的命令，在毛泽东的签名下，盖有同样一方朱文“毛泽东印”。1936年7月15日，毛泽东在为汪锋、周小舟等出具的赴国民党统治区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介绍信上，又盖有这方朱文“毛泽东印”。
1937年11月，由上海复旦大学文摘社编、黎明书局经售的《毛泽东自传》（毛泽东口述，斯诺记录，汪衡翻译，潘汉年题），其书名页背面，印有毛泽东手迹：“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保卫全国，同日本帝国主义坚决打到底，这是今日对日作战的总方针。各方面的动员努力，这是达到此总方针的方法。一切动摇游移和消极不努力都是要不得的。毛泽东。一九三七，七月十三日。”署名下方也盖这一方朱文“毛泽东印”。这是毛泽东书法作品用印章的一例，说明至少在三十年代以前毛泽东在墨迹上用印，是与同时代人的传统做法相一致的。
在重庆谈判期间，柳亚子写七律《一九四五年八月三十日渝州曾家岩呈毛泽东》后，毛泽东便将《沁园春·雪》抄录给柳亚子，可是上面没有钤印。于是，柳亚子特意请篆刻家曹立庵精选了两块寿山石料，刻了一方白文“毛泽东印”，一方朱文“润之”印。柳亚子先将两方新印钤在毛泽东抄送他的《沁园春·雪》上，然后奉赠毛泽东。可能柳亚子是认为毛泽东没有印章，其实，从这时开始，很可能毛泽东已经对印章的使用有了自己的与众不同的见解。
1948年谢梅奴应程潜之请，从家藏的印石珍品中选出两块上乘的寿山石料，为毛泽东刻了两方印章，一方为白文“毛泽东印”，一方为朱文“润之”。1951年，程潜通过湖南省人民政府把这两方印章赠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一度经常使用，但是公众能见到的书迹上却没有这两方印章的影子。这两枚印章现藏中国人民革命博物馆。
1949年，毛泽东写信邀请齐白石参加新政协会议。齐白石欣喜之下，用一对名贵的雕有狮子滚绣球钮的寿山石精心镌刻了朱文“润之”和白文“毛泽东”印各一方，在开国大典前夕，请当时任中央美术学院军代表的艾青转赠给毛泽东。2007年冬天我陪父母去北京画院美术院参观，在四层的休息区注意到，循环播放五十年代拍摄的齐白石纪录片，其中有一句解说词：“他亲自刻了章送给毛主席。”可见何等引以为荣。
据说解放初期，书画篆刻家钱君訇曾为毛泽东刻过一方白文“毛泽东印”，并通过当时的文化部长沈雁冰（茅盾）转赠给毛泽东。另外，著名书法家邓散木也曾以寿山石为毛泽东刻白文印一方。1959年傅抱石与关山月为北京人民大会堂创作《江山如此多娇》时，听说毛泽东要亲笔题款。原本热衷篆刻的傅抱石就刻制了一枚五厘米见方的印章，以便毛泽东在题款时钤印。但是毛泽东并没有用印，后来，此印一直由傅抱石及其子傅二石所收藏，可见印章被璧还了，甚至没有收下。
上述种种足以证明毛泽东不盖印章不是因为没有或缺少印章，那么，为什么毛泽东却没有使用这些印章呢？猜想也不大可能是他不喜欢自己所拥有的印章风格，而很可能是自有一番道理。可以说，毛泽东已经明确了不用印章的原则，虽然一时篆刻名家争相攀附，据有关资料介绍，还有文物专家傅大卣、金石家陈巨来、石昌明等也曾为毛泽东刻过印章，未经记载的想必还会有很多。国人自古就有怀玉上贡的传统。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历史细节：这些主动馈赠的印作，基本上是一对，也就是人名与字，据可查到的资料，似乎没有谁主动为毛泽东刻赠藏书印，而爱书的毛泽东真正需要的却恰恰是藏书印，早在延安时期即使用过“毛泽东藏书”印，1949年，北京金石名家刘博琴曾为毛泽东刻过一方长方形的朱文“毛氏藏书”印，又据说毛泽东通过上海博物馆请钱君訇刻了一方朱文“毛氏藏书”印。他最频繁用的印是在1963年委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请吴朴所刻的“毛氏藏书”，在他的中南海藏书上广泛钤印——而这些图书完全是他私人收藏并阅读的，注定不会流传到外面。
按照传统，书法作品几乎都会钤印，作为帝王或国家领导人，如乾隆皇帝等等，也都是每书或画必钤玺印的，甚至只印章不签署姓名。毛泽东是个有很强的独立意识与创造精神的人，这在他的诗文里已经充分表现出来，他对书法艺术是下了极大精力来学习研究的，因此，不盖印章，应当是他深思熟虑的选择，也就是说，他认识到了对一幅独立的、有个性的书法作品来说，使用任何人刻的印章，都不适宜，这种不适宜可能是艺术效果上的喧宾夺主，也可能是政治上的考虑，因为对他这样的政治领袖来说，一言一行都会被各级官员与群众高度关注并思考分析，在他的作品出现的每一个细节，从文字涉及到的人物或事件以及背景关系，都可能带来巨大的影响，因此，就慎而又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以免不必要的副作用。有毛泽东的先例，其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如邓小平、江泽民等题字，也便都不用印章。
在多种版本的《毛泽东论文艺》中，我没有找到毛泽东对篆刻的只言片字，他甚至没有对书法、绘画置一辞，在他的语录中涉及到文艺主题的最具体也只到美术这一范畴，与文学、戏剧、音乐等并列，对美术大范畴下的种种艺术分支，包括他最爱好的草书，基本上未曾提到或点到，更无从得知他的观点或看法。顺便不妨说一句，毛泽东与书法与绘画界名流是有来往的，如齐白石等等，可是在人民出版社版的《毛泽东书信集》中，只能找到一封写给画家的信，是答复徐悲鸿关于调一位天津学者来校任教；一封写给书法家，是答复郭沫若夫人于立群以丈二匹录毛泽东诗词，信中说“很高兴”，并认为写书法是有利身心保健之事。两封信都没一个字言及艺术或美。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的夫人江青，也是喜欢用藏书印章的，据黄苗子《人文琐屑》（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一书所记，在“文革”后发还被查抄的古书，有不少被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人据为己有，而且上边都加了藏书印，“江青藏书”白文约三厘米，往往加在封面显眼处或天头，甚至会在前人藏书印上章上加章，如一册钤有清代藏书家刘喜海的藏书印，被江青霸王硬上弓地覆盖了自己的印章，看来，乾隆爷的作风还是大有传人的。
篆刻的市场价值与收藏投资印章的市场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收藏性的，二是实用性的。印章作为投资收藏的对象，主要是古印章与今人创作的闲章。所谓收藏，就是当成奇石或工艺品、古玩来对待，以古人的作品与今人的精品为对象，其价值与市场流向与砚台、玉器等文玩大致相同。所谓实用，就是书画家作为艺术创造的构成工具之一，在作品上钤盖。
在本质上，篆刻是一种手工艺品，需要高质量材料与精细加工。如果是作为赖此为生的职业，那么篆刻家就面临一个两难选择：真正出钱购买的往往是不通文墨的贪官奸商，理想的使用者文人学者书画家往往出不起钱或者不会、不必出钱。这种怪圈对篆刻的艺术质量产生了巨大的腐蚀作用，篆刻家最大量地创作的是面对外行的商品，而且大都是高档印石，也就是说耗费了心血与物力的作品，明摆着等于明珠暗投，因为对市场中占主要比例的作为礼品而订制的印章，无论去向是官是商，基本上都不会被拥有者启用（没有实际应用的地方），只是与珍宝首饰一起存放尘封，实际的艺术生命等于结束了，而篆刻家从出发点就是为了应酬交易换钱而不是艺术追求，所以，质量是蒙世的，是无奈的自欺欺人。待到为理想对象真正值得创作的时候，精力或心劲不济，同时，所用印石也难以保证高质量。实事求是地讲，有宝剑赠英雄的眼界与境界的毕竟不多，舍得、赠得起的更少。在现实生活中，除了交情或关系馈赠外，更通行的是以货易货，但这就把一些没有经济能力与商业价值资本或话语权资源的文人学者排除在外了。
卖印为生对于篆刻艺术的资助作用远不及破坏作用大，对这一点，原中国美术学院教授诸乐三的一番话非常说明问题：“由于我不是依靠卖印谋生，因而在某种程度上，还肯下点研究功夫。……学生中有许多人开始刻得很好，有创造性，有独特的艺术见解，但是，一离开学校，不得不以卖印为生，因而他们一个个都被淘汰了。”（《西泠印社1963》西泠印社出版社2006年版第116页）可以说，篆刻艺术是典型的象牙塔里的玩艺，很难在市场里生存，换句话说，真正的精品杰作，无法在市场中得到相应的经济回报，而按润格订制的印作，基本上就都是工匠化的商品，几乎与艺术创作无涉。行活与应酬之作很容易一挥而就，而真正的创作却很艰苦，尤其是严肃的艺术家往往会费很长时间反复尝试，如韩大星先生为我创作“曹鹏”与“闲闲堂”、“笨拙拙地”三印，就花了很久时间，刻了又磨，磨了再刻，显然不是商业行为，在我看来，与质量相比，时间早晚无所谓。甚至进一步说，实在不理想，宁可没有，也比凑数强。即使是有交情的篆刻家，也不例外，兴尽而返，何必见戴？有头脑的篆刻家会有意识地选择佳石为自己创作精品，并保留在自己手中。不过，篆刻这种依附性艺术的特点决定了篆刻家自己收藏自己的作品，在世时固然可以自珍自爱，但很难保证百年之后不被后人随便处理，在一定程度上是把所有鸡蛋装在了一个篮子里，风险之大不言而喻。当年我去王十川先生在北京和平里的家亲眼所见，他的作品在家里堆积得满坑满谷，以至于老人担心压坏楼层的钢筋水泥板，然而在他去世后，再也没听到他的如此多的印章作品的下文。
由于有印字厂、印字社等印章制作企业的大量存在，印章在实用市场层面是有固定价位的，收费标准并不比木工、铁艺更高，一方印章不过百十元即可订购到。这一价位事实上成为压低篆刻家润格的重要因素，如果只是出于实用，没几个人肯付高出几倍或几十倍、几百倍的费用。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按照工商行政法规与税务、金融以及公安等系统的规定，公章与有法律效力的私人名章，必须由具备相应特许资格的刻印社订制，否则不予承认，这就把篆刻家排除在外了。
因此，花钱购买当代人创作的艺术品层次的印章的，非富即贵，是典型的奢侈消费，带有不理性的色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官或商出于附庸风雅，“凡是好东西人家有咱也该有”，而且不愁钱，买来压箱底的，至于印章的水平或质量，则既不懂也不清楚，反正也不实际使用。
真正内行的印章的收藏者，主要还是收藏古人前人作品，是作为文物或古董来对待的。最近创造了拍卖行行情纪录的王福厂系列印作，就是一个例子。作为旅游纪念品或文化礼品，近些年印章的市场主要是外向的，也就是面向外国游客。在深圳、上海、无锡等地的五星级宾馆，很早就有篆刻家设摊位卖印，这种做法后来普及开，成为外国游客中流行的消费习惯，一般都是中外文刻在一方印中，而且往往是现场赠以中文译名。
博物馆因为有文物资源，在旅游纪念品开发上很有优势。上海博物馆与苏州博物馆就都是先行者，开发出成系列的纪念品，从文房用品到丝巾、披肩、家具，都结合馆藏文物的原型。2007年秋天我重访西泠印社的中国印学博物馆，看到有两款复制的古印，其中一方是银质汉印“长乐”，极为精致，价格也适中，三四百元，便买了一方。
几点结论与启示一、由于文字复制技术与工艺的发展，治印已经事实上变得非常容易，就像傻瓜相机与数码相机普及后人人都可以摄影一样，现在几乎人人都可刻印。当然，必须借助相关的设备与专业技术服务人员——摄影难道不也同是这样？你自己决定拍什么、怎么拍，如何构图，剩下的洗印冲扩可以花很少的钱交给别人来帮你做。印章同样可以这样完成，也就是材质与文字、格式、构图、笔法可以由你定，根据自己的爱好集古、摹古或自创，让印章店完成加工。喜欢在书画作品上用印章来点缀效果的书画家自己设计印稿、自己治印会成为潮流与方向。
以不才为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9月为我所出新版《闲闲堂茶话》，书脊所用斋号印“闲闲堂”便是自己所刻。
二、现代艺术所崇尚的个性、独立精神，使得由专业篆刻家的作品日益难与书画家的自我意识相容，甚至越是著名的篆刻家、越是优秀的作品，就越难在书画家的作品中予以处理安排。书画作品要想突出主体本位，就不能让风格鲜明的印章喧宾夺主，在自己作品上使用别人创作的印章，必然意味着为篆刻家作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