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次还到莘庄方增先先生的画室夜访，但是没有找到合影。
小丁是漫画家，但不是个激烈的人，而是很和缓的，外圆内方，嫉恶如仇。
说话慢悠悠的，斯斯文文。他一直还在做《读书》杂志的美编，当然，他是手工作业，而现在书报刊都已经电脑编排了。
一次在报纸上发表我写黄苗子的长文时，选配了一幅我与黄苗子、丁聪的合影，小丁坐的离我们不近，编辑说把这个老头儿裁下去吧！我说千万别，你不要小看这个不起眼的老头儿，他可大名鼎鼎，是丁聪！不比黄苗子差。
王乃壮是王福厂的后人，他家里挂着王福厂的对联，我以为是家传，他说是刚从市场买来的。他有一手反书绝活，表演感很好。
他的画有两类，一是佛像，一是黄宾虹风格的山水。老先生说买画的大多是贪官，哈哈。
他说教女学生就是看画册，大量买画册。其实，有机会的话，多参观画展，看看原作，也许会更好。
汤文选汤文选不善言辞，而他的公子汤立则完全相反。
老先生手抖得厉害，这对于画家来说是很痛苦的，好在汤老是画中国画大写意，若是工笔画家，会是灾难性的。
我与汤老的对话，整理了出来，但是没发表。这样的未发表的访谈录，我有十来位，包括杨晓阳、姚奠中、石谷风、黄格胜、王涛、李刚田等等。
韩愈说“内不足者，急于人知”，我素来喜欢考虑长远，从不急于炒短线，所以，压了不少文稿在手头。汤老先生等不及便驾鹤西归了，我重读对话，觉得这些文字，什么时候发表出来，都是美术专业重要参考资料。
去南京艺术学院拜访书斋里的安静的老先生，波澜不惊。作学问的就要能安静，我很尊敬书斋里的学者，同时很厌烦各种场面上的学者。
书斋与讲堂里的学者，是最让人尊敬的学者。
黄永玉是个传奇人物，这一半要归功于他自己写的书与文章，一半便要归功于口碑。中国的画家若论写作，黄永玉数第一。在我看来，甚至在作家圈里，比黄永玉会写的如今也不多。
老先生很江湖，手里把着一个烟斗，一副老大的派头。三教九流他都交，因此他的万荷堂盛大聚会，总是让外人搞不懂是什么性质的活动。
他请我看他的画作，由两个壮实后生抬着一大卷画逐一打开，都是用超大规格的宣纸画的，色彩鲜亮。老先生喜欢讲掌故，说当年在上海他去一位前辈（庞薰琴或是颜文棵）的家看画，可能是他提出想观摩的要求的，结果到了看画的时候，前辈一幅一幅地展示，每幅必须得看够半小时！搞得他脑袋都大了。因此他对我说，你想看就看，不想看了就明说，别受罪。
有一幅画的是几个女人体与荷花，人体动感极强，他告诉我一位女士看了说感觉像是马一样。画还没有题字，我开了句玩笑：“黄老，这幅画我替您取个题目——《八骏图》。”老先生哈哈大笑，连声叫好。后来此画展览发表了，题目是《无穷动》。
他喜欢养狗，而且那种大块头的，极其凶猛。他陪我去看爱犬，拿上了皮鞭，我问他还要用鞭子么，老先生很务实地回答：“不拿鞭子不成。”方成是漫画家，而且是在大报干久了的人，有一种难以言传的潇洒与自信。在我认识的人民日报社的很多老前辈身上，都有这种气质或风度。
人是社会化动物，人与人的交往很复杂、很微妙。我注意到，新结识的人，由什么人从中介绍或联系，对于两人的彼此态度与关系有着很大影响。我与方成先生的一面之雅，或许是因为中人的缘故，感觉很平淡，几乎成了一种应酬。因为聚餐的地点选择是方成先生住所附近，而他老先生吃完饭说自己中午得休息，于是就先退席了。这种场面我很少碰上，尽管有一些高龄前辈有时确实午间必须休息，可是总会有代表如儿女家人学生助手留下来。
其实我们本该有不少共同话题的，这倒并非我高攀，而是从职业到专业，我们都属于两栖，既属于美术界又属于新闻出版界。但是从此再无联系，这可能就是缘分。
袁运甫先生的大画册出版、中国美术馆大展举办前，我在自己主编的杂志上为他做了一个超大专题，几十个全彩版面。无条件的。
我调离杂志时，袁老打抱不平，给当时我上级单位负责的官员电话抗议，事后那人以为是我动员老先生游说的，其实，一位创办刊物的博士主编无故被调离，代之以外行，在当今社会风气下意味着什么，旁观者不难得出结论。以袁运甫的阅历与经验，当然更是一眼就看明白了内情真相。
事后一年，有一次我上门去拜访，袁先生与太太热情接待，与我聊了很多美术界、出版界的掌故，涉及吴冠中、杨振宁、黄永玉、董秀玉，可惜没有录音笔录，从下午五点到晚上十点，连饭都没有吃，只吃了几块点心。
他的大画册是请留美的著名设计师王敏设计的，其实他太太原是人民出版的美术编辑，所以眼光标准就非常高，那部画册设计得很大气。王敏先生曾在我主编《中国书画》时给我捧场支持担任设计指导，后来请我写了一篇关于他的设计风格的评论，说是《中国美术馆》刊用，我交卷了，可是没有了下文。在我所写美术评论文章里，这是唯一一篇关于平面设计的，也是唯一一篇应约而写却未见出版发表的。
刘旦宅是上海画家，而且是从温州到上海的画家。我两次在上海见他，在他两处房子，他情绪激动，每次都花了一半时间在批评吴冠中，而且都有报纸作证据，表示出不妥协的态度。
上海当今书法似乎要比国画地位与成就要高，而在画坛，程十发之后，大概就要数刘旦宅资格老了。
我在《大师谈艺录》中发了刘旦宅的访谈，没有给他寄样书，因为我既没他的电话，也无他的邮寄地址，这些信息因为有员工记着，我从来都是只要有人能代劳就决不自扰，对什么电话地址从来没当回事，后来手下的离开了，我也没有要这些东西。
我应杨明义先生邀请到苏州，一个下午他说要去吴数木家，我惊诧：我还以为吴老先生早过世了呢！于是一同去。见面我告诉老先生，他的书我读过至少四本，其中包括一本外文出版社出的英文版中国画画法、一本中国画家辞典。老先生高兴了，跟我说个不停。杨明义先生很开心地说，连他都不知道吴老出过四本书。
吴老家是旧宅，私宅而被苏州市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残粒园在“文革”中也曾受冲击，据说吴老手持宪法在大门口据理力争。虽然这种书呆子作风徒增笑柄，可是他的寸步不让的精神确实产生了效力，因为最终他保住了祖产，虽然只剩下了内宅，但是毕竟聊胜于无。他的老房子，墙上贴的花纸是他自己亲手画的！房子采光不好，但是古色古香。
在房间里坐着聊了一个多小时，我问能否参观一下残粒园，老先生说当然可以，他笑着站起来领我出门，穿过一个天井小院，就到了园林，一山一亭，一池，老先生说原先还要大，全被占去了。现在仅存的这部分园林，对于都市人来说，也已经太奢侈，老先生说好久没有进来了。近在咫尺而足不出户，可见老人平常身体状态与精神状态并不大好。
现在，吴老先生真的去世了。一位风度霭然的苏州世家老画师。
熊任望熊先生在保定，因为我也在河北大学兼任教授，所以常去他的家聊天。
他一个人住，告诉我可以晚一些去，十一二点都没关系，房子很破旧。
熊老在苏州也有房子，最近一次去苏州，提前给老先生打了电话，约了一个下午去拜访他，可是到了时间却被别的事情拖住了，只能在晚上补一个电话表示遗憾。因为老人与老同学组成了新的家庭，所以我没再问，夜里是否还可以上门拜访。
2010年我听说他又患了癌症，曾上门慰问，并写了一四千字长文介绍，在此不再多说。我们没有单独合过照。
高莽与高莽先生的相识，起缘于刘自立先生请他为我编的杂志开设一个专栏，题目是《俄罗斯画家的墓地》。这是我出的题，因为他出过一本俄罗斯文艺名人墓地的书，图文并茂，我当时办艺术刊物，觉得如果他能专门就俄罗斯的名画家之墓地写一个专栏，该是很精彩的。后来证明我的判断非常正确。
因为配图需要用他收藏的多本俄罗斯旧画册，我登门去取。聊天时，我犯了一个很多人都犯过的错误。高莽先生以俄罗斯与苏联文学作品翻译享有盛名，话题自然也就会围绕着俄苏文学大师而展开，我说起帕斯捷尔纳克有一本回忆录《人与事》特别深刻，他说此书就是他译的，我说我读过，记得很清楚译者是乌兰汗，不知道高莽先生也译过一本——老先生笑着说：“乌兰汗就是我的笔名。”哈哈，我杯具了。
他用来配图的画册有十几种，大都是五十年代他去苏联买来的，他一一标明了作者与画作的名称。我交给美编设计版面时，美编为难了，因为画册上全是俄文，根本看不明白。好在我在大学时选修过俄文，尽管忘得差不多了，还能猜着认便只好亲自一一核对原文与译文，最后总算是对付着没出错。
高莽先生以翻译名世，散文写作与绘画是他的副业。他画文学家很多，名气也大，由于他自己的工作与就在文学界，所以近水楼台，得以与巴金、茅盾等前辈接近，他为这些现当代作家所画的肖像，有十几幅都捐给了现代文学馆，尤其难得的是，他捐的这些肖像都有所画的作家的亲笔题字。
他的很多人物肖像都是在会议、座谈等场合作的速写，高莽开会时抓紧画速写的名声在外。最近在《萧乾全集》的首发式上，我见到他在座位上画个不停，至少为两位在场的人作了速写像。散会后我送老先生回家，路上聊起来，我对他的勤于作画表示钦佩，他却苦不堪言地说是人家非要他画，他身体不好，室内光线又不好。他家的斋号是“老虎洞”，因为他和夫人都属虎。这也是我所见过的最直白的画室书房斋号。
我于此事悟到，世上的人与事，真正的实情与外人所见所闻有时是满拧的，不惟不可听信传言，连自己亲眼所见也未可全信以为真。只有当事人自己的说法才是最值得重视的。
周韶华周韶华是个有大气象的艺术家，也是有男子汉风度的文化人。
我在北京与周韶华老先生见面，是在一处他借住的房子。他说他每次来北京都住在一家特殊的宾馆。
老先生很活跃，很有活力，绝对不像他那个年龄段的人。在打交道的过程中，我感到他是一位很平和、坦荡的老人，几乎没有当官的架子，而事实上他是解放前参军、长年担任省一级文联正厅级领导的地方文化官。
在他的画作中，可以看出他的探索与思考，而在七十岁以后仍然有探索思考能力的人，自然也就会厌恶官场中的虚伪与腔调。
后来他到北京炎黄艺术馆办展，请我出席开幕式与座谈会——我很少参加这类活动，哪怕是名气再大、地位再高的，我也往往抽不出时间到场，印象中还参加过吴冠中在和平艺苑的画展，但是出面邀请我的却与吴冠中无关，而我完全是出于给邀请者情面的考虑才去的。但是周韶华的画展我到场了，而且发了言。
我喜欢一个人自己参观画展，当然，或者是由办展者陪同讲解更好。
林凡林凡先生到我的办公室来访，其时2003年“非典”刚刚结束。过后我到他的永久住处（他的名片上这样写的）回访，并做了长谈。结束后，他很热情地请我从昌平开车进到皇城根，吃所谓谭家菜。那顿饭很贵——我说很贵的时候，就真的很贵。
在我离开自己创办并主编的《中国书画》杂志后，有一次他从深圳给我打来电话，挂电话时说了一句：“曹鹏，你这个人真可爱！”事后他告诉我，办了一本工笔画杂志，本来打算请我主编的。哈哈，真要感谢林凡先生厚爱！他热心于艺术家的群众组织工作，最终还是申请得到民政部批准，成立了中国工笔画学会。不过，中国事情，彼一时也，此一时也，进入二十一世纪，很多牌子都已经被搞滥掉了，现在连最高级别的中国美术家协会都被吴冠中骂得狗屁不如，再来成立什么书画协会、学会，已经很难有什么作为，最多也就是混点小名小利或者安排几个人的编制而已，而这，我深知是林凡先生早已超越了的境界。
我在云南期间，收到林先生寄来的中国工笔画学会的大型展览画集两巨册，他一直在努力争取创办的工笔画学会，终于获得批准了。
杭州是我经常要去的城市，中国美术学院的书法、国画专业老师中，有不少是我素所看重的艺术家。童先生是其中一位。
我的印象里，童先生很有自知之明，是个有尊严的学者，风度儒雅。我看过他写的两本书，一本是中国画的构图，一本是中国画教程，很扎实。我想，与这位学者、画家该是有不少可以交流的话题的。
但是不知怎么搞的，就再也没有与童先生见过面了。
我最熟悉的画家也最尊重的画家之一便是许鸿宾。这当然有同乡的因素。在保定这个古城，许鸿宾是最出名的画家。
第一次去拜访许先生，虽然老先生有些紧张与不知所措——出身于乡下往往会在与人打交道时如此表现，但是谈得很投机。许夫人在一旁听着，虽然不搭话，但是很认真。看得出来，这个家里真正作主的是老太太。果然，在我告辞时，老太太发话了，这儿有张老许的画，送给你去挂吧。
于是我就捧着这张画回到了父母家。虽然少小时淘气，但是长大后我却是标准的孝子，母亲在老年大学学画多年，极喜欢许鸿宾的画，于是我就把这张还没看几眼的画奉给了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