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名利丹青:吴冠中说吴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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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附录(3)

这是一位好老头,开朗、和气、热情。我和他见面聊天每次都很开心。论造诣与成就他其实算不上大师,只不过他是齐白石大师的学生、开画店的老板,业余玩票画画。

他一生,上边父亲是企业家,下边儿子是企业家,就他开了家画店还奉献给公家了,是书画票友,玩了一辈子,重的是交情与义气。

许老是有福之人,不在意钱财,也并不真的在意书画——这是很难得的境界。不过他的画按照严格的学术标准来评价并不太高明,听说炒得也很高,简直不可思议。

秦岭云秦岭云态度从容,是那种有学问、有修养的老先生。他是画家,职业是美术编辑。他拿给我看几种非正式出版的书画报刊,上面有他的介绍,印得很不好。按说他是美术出版的老前辈,不该把这种粗制滥造的印刷品放在眼里的。

秦老的太太非常健康而且头脑敏捷、思路清晰。第一次我与秦老访谈,她在外面过厅对当时我的一个手下员工评论道:“这个博士肚子里有货!”如今博士文凭几万块钱就可以买到真的,人不用去学校便可以毕业领证,所以,博士社会形象大大受损,以至于常常有人对我由衷地赞许:“你是个真博士!”真让我哭笑不得。肚子里没货的博士,哪怕是走了过场、文凭证书手续都“货”真“价”真,也逃不脱被众人所耻笑。

我和日本书画家接触非常少,只认识两三位大师,其中之一是梅舒适,另一位是小林斗盒。

在书法篆刻界,梅舒适地位崇高,他是当代日本印坛泰斗之一。

老先生儒雅清秀,彬彬有礼,只是,我以前看过他的书,知道他是大学中文系毕业,又在中国工作过几年,因此,满以为可以畅谈一番,没料到,见了面才发现,他既不会说汉语,也听不懂汉语!这让我措手不及,因此匆匆便告辞了。

论者皆知日本书法与篆刻总隔一层,其中原因,恐怕就在于这种语言与文化的差距吧。

用中国老话讲,小林老先生是相貌高古,小小的个子,硕大的头颅,很适合中国画来写生。在杭州参加西泠印社百周年纪念活动时,我去拜访小林斗盒,结果发现这位日本篆刻大师,虽然其事业天天以汉字为中心,竟不会说中国话。他所编的书在中国出版后,影响颇好。

老先生很持重,很严肃,弟子们前呼后拥。这种尊严是建立在艺术才华与道德学问的基础上的,不怒而威。反观国内的某些书画家大人物,虽然也不乏弟子门生追捧,但是维系的力量却是地位与钱财。

第一次认识杨老是在扬州,参加扬州八怪国际研讨会,当时上午十一点左右,在宾馆的过道里碰上杨老,被我让进自己的房间,老先生坐下来就聊,对我极为热情,赞不绝口。老先生一直聊到午饭时间,我陪他小心翼翼地进餐厅,一起吃完饭,我说杨老回房间休息吧,他回答说不用,他还要到我的房间继续聊,直到下午两点会议开始,我扶他上主席台就坐。对一位年已望九的老人,连续谈了三个小时,连午睡也放弃了,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我至今不理解自己何德何能,居然赢得老人如此厚爱。

有一次一位当时我所在单位当官的告诉我,杨老来北京了,他认识杨老很多年了,想与杨老吃顿饭,可是杨老说另有安排。于是我就给杨老打电话,老先生很高兴,我说晚上想请您吃顿饭,老先生说好呀。就这样定下来,这样,那个当官的也就如愿以偿了。

邹佩珠在老一辈画家的遗孀里,邹佩珠可能是最活跃的一位。她主持着李可染艺术基金会,美术界的活动,经常会看到她的身影。相比之下,廖静文作为徐悲鸿最后一个妻子,我却很少见到。另一位美术界的女性长者郑文慧,守着黄胄创办的炎黄艺术馆,惨淡维持。

邹老太太本身是搞艺术专业的,她近些年一直致力于建成李可染纪念馆,可是至今为止,除了地方上的与民间性质的艺术馆、纪念馆,真正由国家作为事业单位兴建的艺术家个人纪念馆,在北京还只有徐悲鸿与齐白石两例,徐的政治地位高,建得早,齐白石纪念馆建得很晚了,而且不是专馆,事实上主要是北京画院美术馆。

我在芳草地使馆区常去李小可的可创画廊打发等孩子放学的时光,画家父子两代都是名家的,历史上不多,当代却不少,在子承父业的名家中真正靠才华、有自己的个性面貌的,李小可算一位。

吴丈蜀吴老是学者,在古典文学界享有盛誉。他又是书法家,出手极高。八十年代因为他看不惯书协种种现象,愤而辞职,这种勇气与道义精神,让国内书法界无不敬佩。可是晚年却很潦倒,迁居上海,为疾病所困,行动不便。

用世俗的行情来分析,若是他当年不自动出局,都不用多做什么努力,就是原地踏步吃老本,现在的润笔收入只怕一年也不会掉下一百万元。

在和我见面时,吴老情绪激动,以至失控而泣。老人精神索寞,他晚年的老伴是乔大壮的女儿,老太太很热诚,为父亲的遗著费了不少心力,为照顾吴老任劳任怨。我当时很想帮帮吴老,无非是在杂志上推介宣传罢了,我也只有这点能力,但是事务繁多,没有顾得上。后来多次去上海,想想这个城市还住着这样一位可敬而困苦的老人,心里很不是滋味。

北岛在八十年代有两句诗很出名,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是现实写照,那便是:“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两者是相关又相对的,畅行无阻的小人在社会上处处可见,近来吴思又发表了《潜规则》《血酬定律》等研究成果,在理论上论证了卑鄙者为什么能够成功。遗憾的是,至今没有谁研究过为什么高尚者会如此失败。这就像是演艺界热衷于喜剧,无论是电影、连续剧还是小品,都以逗乐的喜剧为最叫座。鲁迅说过,喜剧是把无价值的东西展示给人,而悲剧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坏掉。这么多年,银幕、荧屏与舞台上都没有悲剧的位置,这实在是可耻的!朱季海朱季海是苏州奇人,也是一位书画怪才,从美术理论造诣与学养的角度出发,在国内他绝对代表着顶级水平。我看过他一本关于楚辞中的词汇的书,被他的学问所折服。听苏州的朋友讲,此老极贫寒,但是却傲岸孤介,已经是八十七八岁的人了,天天一个人独往独来,买不起书,天天到书店立读,服务员白眼相待,老人家也不在意。据说别人送他礼物或请他吃喝,他是从来不谢的,而且是自己吃好了站起来就走,对旁人视若无物。

他每天到一个公园闲坐,我到苏州的那天,专程去见他。老人用一个玻璃罐头瓶改的茶杯喝茶,离开时还把这个茶杯寄存在公园。我所认识的他这个年龄、他这个级别的书画家,没有一个还用罐头瓶泡茶的。我们聊的是楚辞与古代楚方言研究,他提到年轻时的北京之行,在东安市场买旧书的乐趣,以及他想学梵文而未能如愿。那天蒙于少平与徐云鹤美意,我与朱老在双塔公园聊完天,又一起去吃了顿饭。总的感觉,老先生有一股不平之气。

朱老反对录音、摄像等现代化的东西,愤世嫉俗,抵制市场,尽管他精研书画,八十年代以前上海出的书画方面的论著就常有此老大文,而且也曾为吴湖帆画集作序,无论是创作还是著述,都不乏买主,苏州天放楼的徐云鹤说,只要他肯开笔,立马可以一夜暴富,可是他硬是一笔不写,宁可穷得叮当响。说旬自夸的话,我也算是“阅人多矣”,对个性的多样化有足够的理解与宽容,但是却搞不懂朱老为什么采取这种自闭的姿态。现实生活是严肃的,太叫真或太讲原则难以见容,朱老像是生活在梦想中一样,不食人间烟火,也许是他对时人的浅薄、无知、猥琐与无耻忍无可忍吧,所以坚决不合作,其意若日“我蔑视这个时代,我蔑视所有人”。这种不与俗谐的人物,实在堪入《世说新语》——当然,当今之世会读《世说新语》的人,已然不多了。

史树青在文物鉴定界,史老在他那一代是少有的高学历出身,四十年代他以辅仁大学研究生而进入博物馆工作,在学问功底上远胜于那些学徒出身的同行。在高等教育还按照作育精英为标准的时代,学历一分钱一分货,多读一个学位在水平上要高出一个档次。想想吧,那年月可是上了三五年小学就被当成秀才的!直到七十年代,初中生与高中生下乡插队,还被戴上“知识青年”的帽子,而在今天,中学毕业只能算是扫盲而已,若是再有中学生下乡插队的话,更准确的称谓该是“失学青年”。

尽管有着如此学历背景,史老却没有一般学者的架子与气派,不摆、不装。也许是因为家庭环境,他一直是平民心态,说话办事都与皇城根的老爷子们没什么两样。史老的学问可敬,史老的为人可爱。当然他的这种作风,会让一些同行不舒服,我就听一位名人酸溜溜地议论史老为人鉴定收钱,还评了一句:“名头他知道的也不少。”这代表着一个圈子的看法。这里我不说,读者也明白,能这样说史老的,当然地位不在史老之下。我听了之后大为感叹,常言说得好:哪个背后无人说,哪个背后不说人!其实,在如今这个转轨变型期,利用自己的才能与知识,为社会提供服务而获得报酬,是很正常的事情。毕竟是一个从赤贫走向富裕的社会,人人不能免俗,就是这位名家,其实也没有少赚钱,而且也未必每件事都那么光明磊落。大家的性质都一样,只是方式有不同而已。圣经里说,不能只看见别人的刺,而看不到自己的木棒。人心就是如此。

我与史老可谓~见如故,而且老先生对我当面多有谬许。

保定的收藏家吴占良先生前不久来北京,我们刚认识,他说与史树青先生极熟悉,史老亲口对他讲,曹鹏是当今王国维一流人物。

我素来崇敬静安先生,认为是百年以来一人而已,不意自己被史老错爱到如此夸张的程度,实在惭愧!老先生是典型的学者,他几乎已经失明,同时还接近于聋,所以,和他的访谈,对我是很累的,要大声喊他才听得见。

他原本就是很红的红学学者,近年来就更红了。在我为他做大专题时,似乎是他相对比较清寂的低谷。周老先生在知道我是定州籍贯时,马上说曹雪芹也在定州待过,他要我找定州县志给他,他想考证曹雪芹与我祖上是否有什么关系。我一笑置之,因为我对红学从来没兴趣。我尊重周先生的学问,但是对于他在红楼梦方面的研究成果,一直未曾读过。小说史的考证是专门学问。

老先生头部有明显的白癜风,这可能也影响了他的心境,使得他与生人见面时特别拘谨。那天我登门拜访,除了我讲话以外,老人只是听,偶尔会有应答,几乎不说什么话。不过,临走时老先生表情轻松起来,带着我在房间里参观了一圈,让我看他的藏书。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的书橱很整齐,都各就各位,没有里三层外三层,乱堆在一起的现象(我自己就是如此)。

他的书房在老城区,一种没落贵族的感觉。黄先生学问很好,收藏很多,是藏书家。一位上海的朋友告诉我,老先生有一些藏书都送拍了。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1949年后黄裳在《文汇报》做编辑,所以,他对当代文化艺术有一定影响,如《梅兰芳舞台生涯四十年》就是经他约稿而连载发表的。他喜欢京戏,我看过一本他写的《旧戏新说》,未见有何高明之处。

老太太在中国美术教育界的地位之高,大致颇有似于宋庆龄之在中国政界。她到万荷堂参加黄永玉的派对,我和她以及郁风、许麟庐等人合了张影,郁风的神情极生动。除了打招呼,我没有与萧老太太说什么话。

张仃是个很有派头的老先生,艺术家风度十足。我们见面访谈,整个过程他虽然很专注认真,但是神情上明显是疏离的,是那种当过官的公事公办态度。

他重视享受,穿衣与吸烟斗都是进口货,西化。

张仃是作为军管代表接管北京文化艺术界的大员,这是认识他必不可少的背景。

他去巴黎见过毕加索,还在巴黎见过张大干,张大干喜欢吹毕加索如何礼遇自己,如何推重中国艺术也即东方艺术和齐白石。前几天我买到《阿波里奈尔精选集》,里面有记录的毕加索与哥儿们私下的话,里面老实不客气地说他根本不认为中国有艺术!他压根不想到东方看看。

欧阳先生名满天下,在启功之外,是书法界名气最大、价格最高的大名家。

他喜欢京剧甚于书法,这两年我又读了不少老戏剧本,于京剧也听过一二百出,所以,我与他的访谈,几乎一多半时间都在聊戏。

2010年欧阳中石流年不利,大受物议。

王伯敏是美术史权威,他早年跟黄宾虹学画。我到杭州他的寓所拜访,结束后到附近的一家规模很大的酒楼吃饭,老先生执意要自己买单,让我很过意不去。他的口音太重,我几乎没法与之进行正常的交流,这也是我没有整理出和他谈话内容的原因。

邵洛羊是解放时接管上海文艺界的军队干部,可是他自称是“小开”,因为他家里是资本家。

我受聘上海大学客座教授,正好有暇,便给他打电话,以前在其他场合见过的,但是这次我完全是以个人、学者的身份约见,没有提别的。

好玩的是与邵老见面我经历了前倨而后恭的过程,开始说只能给一个小时时间,后来看了我的书《大师谈艺录》后,他来电话说这是件极重要的大事,你需要多少时间我就安排多少时间,可惜我听到这话时,第二天就必须离开上海了,而且至今再去上海也没有来得及见他。

我到程十发家两次,这位老先生不太像当代上海画家,是真正海派的,儒雅,平和。可惜我与他的谈话一直没有整理出来,手下图省事偷懒,造成了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