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位好老头，开朗、和气、热情。我和他见面聊天每次都很开心。论造诣与成就他其实算不上大师，只不过他是齐白石大师的学生、开画店的老板，业余玩票画画。
他一生，上边父亲是企业家，下边儿子是企业家，就他开了家画店还奉献给公家了，是书画票友，玩了一辈子，重的是交情与义气。
许老是有福之人，不在意钱财，也并不真的在意书画——这是很难得的境界。不过他的画按照严格的学术标准来评价并不太高明，听说炒得也很高，简直不可思议。
秦岭云秦岭云态度从容，是那种有学问、有修养的老先生。他是画家，职业是美术编辑。他拿给我看几种非正式出版的书画报刊，上面有他的介绍，印得很不好。按说他是美术出版的老前辈，不该把这种粗制滥造的印刷品放在眼里的。
秦老的太太非常健康而且头脑敏捷、思路清晰。第一次我与秦老访谈，她在外面过厅对当时我的一个手下员工评论道：“这个博士肚子里有货！”如今博士文凭几万块钱就可以买到真的，人不用去学校便可以毕业领证，所以，博士社会形象大大受损，以至于常常有人对我由衷地赞许：“你是个真博士！”真让我哭笑不得。肚子里没货的博士，哪怕是走了过场、文凭证书手续都“货”真“价”真，也逃不脱被众人所耻笑。
我和日本书画家接触非常少，只认识两三位大师，其中之一是梅舒适，另一位是小林斗盒。
在书法篆刻界，梅舒适地位崇高，他是当代日本印坛泰斗之一。
老先生儒雅清秀，彬彬有礼，只是，我以前看过他的书，知道他是大学中文系毕业，又在中国工作过几年，因此，满以为可以畅谈一番，没料到，见了面才发现，他既不会说汉语，也听不懂汉语！这让我措手不及，因此匆匆便告辞了。
论者皆知日本书法与篆刻总隔一层，其中原因，恐怕就在于这种语言与文化的差距吧。
用中国老话讲，小林老先生是相貌高古，小小的个子，硕大的头颅，很适合中国画来写生。在杭州参加西泠印社百周年纪念活动时，我去拜访小林斗盒，结果发现这位日本篆刻大师，虽然其事业天天以汉字为中心，竟不会说中国话。他所编的书在中国出版后，影响颇好。
老先生很持重，很严肃，弟子们前呼后拥。这种尊严是建立在艺术才华与道德学问的基础上的，不怒而威。反观国内的某些书画家大人物，虽然也不乏弟子门生追捧，但是维系的力量却是地位与钱财。
第一次认识杨老是在扬州，参加扬州八怪国际研讨会，当时上午十一点左右，在宾馆的过道里碰上杨老，被我让进自己的房间，老先生坐下来就聊，对我极为热情，赞不绝口。老先生一直聊到午饭时间，我陪他小心翼翼地进餐厅，一起吃完饭，我说杨老回房间休息吧，他回答说不用，他还要到我的房间继续聊，直到下午两点会议开始，我扶他上主席台就坐。对一位年已望九的老人，连续谈了三个小时，连午睡也放弃了，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我至今不理解自己何德何能，居然赢得老人如此厚爱。
有一次一位当时我所在单位当官的告诉我，杨老来北京了，他认识杨老很多年了，想与杨老吃顿饭，可是杨老说另有安排。于是我就给杨老打电话，老先生很高兴，我说晚上想请您吃顿饭，老先生说好呀。就这样定下来，这样，那个当官的也就如愿以偿了。
邹佩珠在老一辈画家的遗孀里，邹佩珠可能是最活跃的一位。她主持着李可染艺术基金会，美术界的活动，经常会看到她的身影。相比之下，廖静文作为徐悲鸿最后一个妻子，我却很少见到。另一位美术界的女性长者郑文慧，守着黄胄创办的炎黄艺术馆，惨淡维持。
邹老太太本身是搞艺术专业的，她近些年一直致力于建成李可染纪念馆，可是至今为止，除了地方上的与民间性质的艺术馆、纪念馆，真正由国家作为事业单位兴建的艺术家个人纪念馆，在北京还只有徐悲鸿与齐白石两例，徐的政治地位高，建得早，齐白石纪念馆建得很晚了，而且不是专馆，事实上主要是北京画院美术馆。
我在芳草地使馆区常去李小可的可创画廊打发等孩子放学的时光，画家父子两代都是名家的，历史上不多，当代却不少，在子承父业的名家中真正靠才华、有自己的个性面貌的，李小可算一位。
吴丈蜀吴老是学者，在古典文学界享有盛誉。他又是书法家，出手极高。八十年代因为他看不惯书协种种现象，愤而辞职，这种勇气与道义精神，让国内书法界无不敬佩。可是晚年却很潦倒，迁居上海，为疾病所困，行动不便。
用世俗的行情来分析，若是他当年不自动出局，都不用多做什么努力，就是原地踏步吃老本，现在的润笔收入只怕一年也不会掉下一百万元。
在和我见面时，吴老情绪激动，以至失控而泣。老人精神索寞，他晚年的老伴是乔大壮的女儿，老太太很热诚，为父亲的遗著费了不少心力，为照顾吴老任劳任怨。我当时很想帮帮吴老，无非是在杂志上推介宣传罢了，我也只有这点能力，但是事务繁多，没有顾得上。后来多次去上海，想想这个城市还住着这样一位可敬而困苦的老人，心里很不是滋味。
北岛在八十年代有两句诗很出名，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是现实写照，那便是：“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两者是相关又相对的，畅行无阻的小人在社会上处处可见，近来吴思又发表了《潜规则》《血酬定律》等研究成果，在理论上论证了卑鄙者为什么能够成功。遗憾的是，至今没有谁研究过为什么高尚者会如此失败。这就像是演艺界热衷于喜剧，无论是电影、连续剧还是小品，都以逗乐的喜剧为最叫座。鲁迅说过，喜剧是把无价值的东西展示给人，而悲剧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坏掉。这么多年，银幕、荧屏与舞台上都没有悲剧的位置，这实在是可耻的！朱季海朱季海是苏州奇人，也是一位书画怪才，从美术理论造诣与学养的角度出发，在国内他绝对代表着顶级水平。我看过他一本关于楚辞中的词汇的书，被他的学问所折服。听苏州的朋友讲，此老极贫寒，但是却傲岸孤介，已经是八十七八岁的人了，天天一个人独往独来，买不起书，天天到书店立读，服务员白眼相待，老人家也不在意。据说别人送他礼物或请他吃喝，他是从来不谢的，而且是自己吃好了站起来就走，对旁人视若无物。
他每天到一个公园闲坐，我到苏州的那天，专程去见他。老人用一个玻璃罐头瓶改的茶杯喝茶，离开时还把这个茶杯寄存在公园。我所认识的他这个年龄、他这个级别的书画家，没有一个还用罐头瓶泡茶的。我们聊的是楚辞与古代楚方言研究，他提到年轻时的北京之行，在东安市场买旧书的乐趣，以及他想学梵文而未能如愿。那天蒙于少平与徐云鹤美意，我与朱老在双塔公园聊完天，又一起去吃了顿饭。总的感觉，老先生有一股不平之气。
朱老反对录音、摄像等现代化的东西，愤世嫉俗，抵制市场，尽管他精研书画，八十年代以前上海出的书画方面的论著就常有此老大文，而且也曾为吴湖帆画集作序，无论是创作还是著述，都不乏买主，苏州天放楼的徐云鹤说，只要他肯开笔，立马可以一夜暴富，可是他硬是一笔不写，宁可穷得叮当响。说旬自夸的话，我也算是“阅人多矣”，对个性的多样化有足够的理解与宽容，但是却搞不懂朱老为什么采取这种自闭的姿态。现实生活是严肃的，太叫真或太讲原则难以见容，朱老像是生活在梦想中一样，不食人间烟火，也许是他对时人的浅薄、无知、猥琐与无耻忍无可忍吧，所以坚决不合作，其意若日“我蔑视这个时代，我蔑视所有人”。这种不与俗谐的人物，实在堪入《世说新语》——当然，当今之世会读《世说新语》的人，已然不多了。
史树青在文物鉴定界，史老在他那一代是少有的高学历出身，四十年代他以辅仁大学研究生而进入博物馆工作，在学问功底上远胜于那些学徒出身的同行。在高等教育还按照作育精英为标准的时代，学历一分钱一分货，多读一个学位在水平上要高出一个档次。想想吧，那年月可是上了三五年小学就被当成秀才的！直到七十年代，初中生与高中生下乡插队，还被戴上“知识青年”的帽子，而在今天，中学毕业只能算是扫盲而已，若是再有中学生下乡插队的话，更准确的称谓该是“失学青年”。
尽管有着如此学历背景，史老却没有一般学者的架子与气派，不摆、不装。也许是因为家庭环境，他一直是平民心态，说话办事都与皇城根的老爷子们没什么两样。史老的学问可敬，史老的为人可爱。当然他的这种作风，会让一些同行不舒服，我就听一位名人酸溜溜地议论史老为人鉴定收钱，还评了一句：“名头他知道的也不少。”这代表着一个圈子的看法。这里我不说，读者也明白，能这样说史老的，当然地位不在史老之下。我听了之后大为感叹，常言说得好：哪个背后无人说，哪个背后不说人！其实，在如今这个转轨变型期，利用自己的才能与知识，为社会提供服务而获得报酬，是很正常的事情。毕竟是一个从赤贫走向富裕的社会，人人不能免俗，就是这位名家，其实也没有少赚钱，而且也未必每件事都那么光明磊落。大家的性质都一样，只是方式有不同而已。圣经里说，不能只看见别人的刺，而看不到自己的木棒。人心就是如此。
我与史老可谓～见如故，而且老先生对我当面多有谬许。
保定的收藏家吴占良先生前不久来北京，我们刚认识，他说与史树青先生极熟悉，史老亲口对他讲，曹鹏是当今王国维一流人物。
我素来崇敬静安先生，认为是百年以来一人而已，不意自己被史老错爱到如此夸张的程度，实在惭愧！老先生是典型的学者，他几乎已经失明，同时还接近于聋，所以，和他的访谈，对我是很累的，要大声喊他才听得见。
他原本就是很红的红学学者，近年来就更红了。在我为他做大专题时，似乎是他相对比较清寂的低谷。周老先生在知道我是定州籍贯时，马上说曹雪芹也在定州待过，他要我找定州县志给他，他想考证曹雪芹与我祖上是否有什么关系。我一笑置之，因为我对红学从来没兴趣。我尊重周先生的学问，但是对于他在红楼梦方面的研究成果，一直未曾读过。小说史的考证是专门学问。
老先生头部有明显的白癜风，这可能也影响了他的心境，使得他与生人见面时特别拘谨。那天我登门拜访，除了我讲话以外，老人只是听，偶尔会有应答，几乎不说什么话。不过，临走时老先生表情轻松起来，带着我在房间里参观了一圈，让我看他的藏书。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的书橱很整齐，都各就各位，没有里三层外三层，乱堆在一起的现象（我自己就是如此）。
他的书房在老城区，一种没落贵族的感觉。黄先生学问很好，收藏很多，是藏书家。一位上海的朋友告诉我，老先生有一些藏书都送拍了。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1949年后黄裳在《文汇报》做编辑，所以，他对当代文化艺术有一定影响，如《梅兰芳舞台生涯四十年》就是经他约稿而连载发表的。他喜欢京戏，我看过一本他写的《旧戏新说》，未见有何高明之处。
老太太在中国美术教育界的地位之高，大致颇有似于宋庆龄之在中国政界。她到万荷堂参加黄永玉的派对，我和她以及郁风、许麟庐等人合了张影，郁风的神情极生动。除了打招呼，我没有与萧老太太说什么话。
张仃是个很有派头的老先生，艺术家风度十足。我们见面访谈，整个过程他虽然很专注认真，但是神情上明显是疏离的，是那种当过官的公事公办态度。
他重视享受，穿衣与吸烟斗都是进口货，西化。
张仃是作为军管代表接管北京文化艺术界的大员，这是认识他必不可少的背景。
他去巴黎见过毕加索，还在巴黎见过张大干，张大干喜欢吹毕加索如何礼遇自己，如何推重中国艺术也即东方艺术和齐白石。前几天我买到《阿波里奈尔精选集》，里面有记录的毕加索与哥儿们私下的话，里面老实不客气地说他根本不认为中国有艺术！他压根不想到东方看看。
欧阳先生名满天下，在启功之外，是书法界名气最大、价格最高的大名家。
他喜欢京剧甚于书法，这两年我又读了不少老戏剧本，于京剧也听过一二百出，所以，我与他的访谈，几乎一多半时间都在聊戏。
2010年欧阳中石流年不利，大受物议。
王伯敏是美术史权威，他早年跟黄宾虹学画。我到杭州他的寓所拜访，结束后到附近的一家规模很大的酒楼吃饭，老先生执意要自己买单，让我很过意不去。他的口音太重，我几乎没法与之进行正常的交流，这也是我没有整理出和他谈话内容的原因。
邵洛羊是解放时接管上海文艺界的军队干部，可是他自称是“小开”，因为他家里是资本家。
我受聘上海大学客座教授，正好有暇，便给他打电话，以前在其他场合见过的，但是这次我完全是以个人、学者的身份约见，没有提别的。
好玩的是与邵老见面我经历了前倨而后恭的过程，开始说只能给一个小时时间，后来看了我的书《大师谈艺录》后，他来电话说这是件极重要的大事，你需要多少时间我就安排多少时间，可惜我听到这话时，第二天就必须离开上海了，而且至今再去上海也没有来得及见他。
我到程十发家两次，这位老先生不太像当代上海画家，是真正海派的，儒雅，平和。可惜我与他的谈话一直没有整理出来，手下图省事偷懒，造成了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