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后母亲打电话告诉我，这张画被我的妹妹回家吃饭时看到了，于是强行抢到她自己家了！我笑着对老太太讲，这样我连个人情都没落下，哈！许鸿宾的画向来都值钱。
作为画家，许鸿宾是个太实在的人，不会耍花活，所以手下功夫天下无双，但是名气却连他教出来的学生都不如。所以，他的画价虽然值钱，但并没有达到真正该达到的高价位。
用股市里的术语，许鸿宾的画价是严重地被低估了。这主要是因为他所生活工作的地点在保定而不是北京、天津，另外，也是他不善于谋取名位，只凭自己的作品立足。这年头，真正花钱买画的，有多少识货的？秀才人情纸半纸，我对许鸿宾先生的画学成就自谓了解不少，因此也就愿意略尽绵薄之力，所谓“平生不解藏人善，处处逢人说项斯”。老先生在出“大红袍”画集时，让我来写序言，这是对一个晚辈同行的最高推重。当然我写得也就异乎寻常地认真，自信在同类序文中不当在第一流以下。
工笔画家大都是比较女性化的，至少比较文静、秀气，比如何家英先生的形象就很适合一位工笔画家。而喻继高却大相径庭，魁梧粗犷，朴实热情，如果不讲明身份，你想象不出他是一位工笔画家。
有一位老家也是江苏的前辈，给我打来电话，哈哈大笑着讲看了我写的喻继高，太生动了，太准确了，他就是一个老农民，你把他写活了！这里必须解释一下，我从来不把“农民”二字看成是贬义词。
喻继高笔下的那些精细艳丽的花鸟，其审美趣味既可以说是殿堂中的典雅华贵，也可以说是农家的富丽堂皇。国画中，王公贵族喜欢，老百姓也喜欢的，就是工笔花鸟画。
在南京访谈喻继高时，践别的晚宴上有几位当地的青年画家不请自来，而且高谈阔论，很明显与喻先生话不投机。我实在搞不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后来才知道是做东的宾馆安排的，反正都是书画家嘛。结果，这顿饭让我看到了喻先生落落寡和的一面。
在我的访谈录与侧记发表后，江苏的省报转载了我的文章，后来安徽等地出了以他为题材的书，也收了我的文章，这些都没有事先通知我，事后也没有告诉我，我是在书店翻看新书才知道自己的文章被利用了。当然，喻先生肯定不知情，按照著作权法，这当然是一种侵权行为，至少应当支付稿费的，虽然数额不见得有多少。不用说，对这种小事，我无意追究，说实话也是没精力与兴趣去追究。
讲起国画，范曾是被提到次数最多的名字之一，其实就是删掉“之一”，也基本上没问题。多少年来，范曾都是美术界一个让人无法回避的存在。
第一次见到范曾先生是八十年代中期，在河北省博物馆范曾作一场报告，边讲还边现场作画，旁边一位女士为他板书。这种派头，在那个时代还是很扎眼的，辩才无碍，风流倜傥，自然与众不同。我还记得当时的第一观感是刘邦初入帝京所谓“大丈夫当如是”。就在那个会上，就有人对我非议范曾。我感到很奇怪，因为非议范曾的那人显然没有范曾的才学，才学不如人，还不闭嘴，这就是如今世风世态与人心。
范先生住的别墅自家院里养了两只鹤，还移种了古树，与所在小区的西化风格形成反差。
我曾在一天之内接到过范曾先生四次来电，话题都是围绕着他写的一篇稿件，而我当时说老实话对这篇文章并没有很当回事，这就是他指认《研山铭》是赝品的那篇文章，范曾先生又介绍了别的学者写来了文章，我都照发了。此举后来引发了轩然大波，参与《研山铭》拍卖与故宫收藏的一位有权势的人士一年后对我谈起来，还直个劲地抱怨说范曾这篇文章给他造成的压力太大。
常听到人们说范曾先生狂，其实他有谦逊平和的一面，有一次我去他府上，他说下午就去南开大学给博士生做报告，题目是“词汇”，而我的看家本领之一便是国学中所谓小学与西学中所谓语言学，于是便随口聊了聊词汇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比如法国大革命对法语词汇的影响，维特根斯坦等语言哲学理论，以及解放前后的词汇变化等等。范曾先生听罢，开口说自己不是学者，是艺术家，要从艺术的角度作报告。说旬实话，我与书画家交往，话题大都是围绕着对方的专业而展开，很少有围绕着我的专业展开的情况。范曾先生是少有的在聊天中把话题转到了我的“势力范围”内的，而且表现出极好的涵养与学术精神，不虚饰、很坦诚。
就在那次，他对我提出最好找个风光好的地方，请上三四位顶级的大家，我们一起聊上几天。我当然很高兴，可是此后就再也没有机会顾及此事了。
石先生是文博界的权威，我从天津为他出的一本书里得知他，2004年6月底7月初到合肥，前去拜访他，相谈甚欢。说相谈其实不准确，因为他几乎失聪。
2005年，我打算出一套文博书画大师访谈丛书，其中一册计划中是石谷风，蒙陈树凡先生热心牵线，我专程到合肥待了三天。每次见面，我都会把准备提的问题写在卡片上，一一递给他看，而他就看了之后侃侃而谈。
因为担心我做完访谈不再来了，老先生急着要讲，家人拦都拦不住，以至于嗓子都哑了，其后的几次访谈，录下的声音都是哑了的，让我为之心痛。
在最后分手的那天下午，发生了一件小小插曲，我本来是出于对石谷风的成就、学养的敬重，才有此行，几乎相当于是义工了，而其家人却误会了，于是，出书之议便就此拉倒。但是，我过后还是把访谈整理了出来，说实话，内容真的很丰富，很有史料价值。
第一次见到黄君实先生，是在香港中环的黄金地带，很小很旧的一座高层写字楼，每层似乎只有一间房，黄先生在这里有一间画室，居中摆放着大画案，墙上贴的是他的书法作品。习惯了内地画室的宽敞，会觉得黄先生的画室太小，可是如果考虑到香港寸土寸金的价格，却又得敬佩他的豪举。
黄先生在日本读书，而后到美国工作，专业却一直是中国书画。由于职业是拍卖行的专家，所以他过手了很多国际艺术市场的中国书画名作，与收藏界的关系也很多，在大陆与香港的书画界人脉极广。在他的言谈话语间，透露出的信息是从容轻松的，而不是香港人常有的那种紧张。北京每次重大拍卖他都要到现场看，有一次他在东方君悦请我喝早茶，聊看预展的见闻，他说在现场还见到了启功——他们的关系一向不错。
2004年我离开自己创办的《中国书画》杂志，曾给黄先生打过一个电话讲了讲情况。2006年香港贝尔高林公司总裁许大绚邀请我写一部景观评论，到香港逗留了几日，可是日程安排很紧，没有顾得上走访艺术收藏界的人士。就此再也没有黄先生的音信了。
戴卫戴卫先生是出版社美术编辑出身，在国内的画家里，这是一个正途出身。
我到成都去，在百花潭四川诗书画院与戴卫的家，与他长谈多次，还到都江堰江边一起吃晚饭。他当时是院长，状态正是最好的时候。
我在主持《主流》笔政时，为戴卫先生撰写并发表了一篇四千字画评，前不久又在《江阴日报》名家专版扩写重发过。
朱关田先生是当代书法界中书法史学研究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说话很有幽默感，是那种绍兴风格的幽默打趣，内核是锐利而冷峻的。
我到新加坡，正巧朱关田先生也去了，一起玩了几天，还听他为新加坡书法协会做了一次讲座。
我在杭州与朱先生聊天，整理成稿后发表出版了，由于仓促，文字差错不少。那篇文字的主题是收藏，而不是书法，本来我以为谈书法的机会还多着呢，不意就再也没重逢过了。不过，古人说得好，人生何处不相逢，来日方长。
2003年的圣诞节，我应陈声桂先生邀请到新加坡一游。他是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主席，组织群众活动有声有色，我后来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访谈、一篇评论。相处几日，竟没一张单独的合影，只和朱关田一同照了一张。
他的口才极好，而且善于交际，有很强的社会活动能力，而且与大陆书画界联系非常密切，依靠新加坡的地利之便，广泛而深入地与中国大陆进行书法文化交流。
孔先生是个热情开朗的人，也是很外场的人。主要是由于年龄方面的考虑，那个时期我所访谈的对象基本上都在八十以上，所以我本来没有采访他的计划，但是当时有人非常热衷地代为联系安排，所以也就做了访谈。由于我的时间关系，只有半天空档，但是仍然安排了去他家。
孔先生笑称自己当年是造反派，还说了另一位名画家也是造反派，可是过后他坚持请我删掉这一内容。其实我认为这一史实非常重要，而且敢于承认自己的造反派历史，也是一种勇气，值得肯定。
《大师谈艺录》出版后，我打电话过去，聊此书的情况，我说出版社发行得还不错，各大城市的书店几乎都有这本书，他说因为自己方言问题，有几处差错，所以，宁肯这书发行少一些，这样不利的影响也就小一些。受传统文化推崇功成不居的影响，我本来倒也无心卖好，但是一部有评介他的内容的书出版了，经他这么一讲我反倒感到欠了一份人情，心里想下次再版时有可能的话，应当撤下此篇，以免谬种流传。
因为曾经得到过一位在中国美院工作的青年画家帮助，有一次我在电话里对这位画家说我出版了《大师谈艺录》，愿意送他一套，略表谢忱，他回答说不用了，因为孔老师已经送了他一套。我算了一下，如果孔老师将此书赠到这位年轻人的话，按关系、资历与辈份排，那么仅在学校里就应当不止四五十套。
后来一位搞发行的朋友告诉我，杭州的书店进《大师谈艺录》最多，都是有人订购，一订就是几十套！这也算是趣事吧。
韩天衡先生是上海人，我这样说的意思是指，看到韩天衡先生，就看到了上海文化艺术界的代表。
在形象、气质上他与余秋雨有相似之处，年龄地位也约略相当。
韩天衡先生有两多，一是著述多，从七十年代末至今，篆刻史论与古今印谱方面的书都很多都是他写的，产量之高罕有其匹；二是学生多，刻印的自称是韩天衡学生的数不胜数，当然大都是慕名拜师，也就难免泥沙俱下，甚至还有不会写字、更不会刻印的街头摆摊的。在篆刻界，“我是韩天衡的学生”几乎与民国时期那句“我的朋友胡适之”一样效果。最可笑的是有一个自称是韩天衡学生的家伙，有一次与另一位韩天衡先生的上海学生见面，那人很冷淡，饭后前者告诉我那人是他师兄——事实上，人家根本就不认这个关系，这有些像钱锺书小说中的攀克莱登大学校友一样。
在上海他的家，韩先生很郑重地请我看他为某次国际会议来上海的十二位各国元首刻的姓名印的照片，他当成极大的政治荣誉。我看了之后，心里直是遗憾，因为这些人无非就是搞政治的而已，并且在西方民主制度上所谓国家元首也只是一任两任的公务员，历史上很难有什么地位，对于艺术并不能理解欣赏。用这么好的印材，请韩先生这样的大名家，人家也只当是一件中国特色的工艺品，不会真正派上用场，容我冒昧地讲一句，很让人联想到“明珠暗投”这一成语。古人曾有失人、失言之论，对于篆刻家来说，若要传世，当为之刻而未刻为失人，不当为之刻而刻为失言。为高官显爵尤其是外国元首刻印，即使未为失言，也有趋附之憾，终非美谈。
韩天衡对中国篆刻的学科建设有巨大贡献，特别是古代印论以及书、印的整理方面，做了很多基础工作。这也与他处在上海这样一个新中国成立后篆刻名家最集中、印学氛围最浓厚的位置有直接关系。
老甲的人与画，都透着河北的乡土气息。他画大写意的马，对某人摹仿他独创的以墨点写马蹄耿耿于怀，这当然只有极个别局内人才会关心，才会知道。
中国自古以来把人分为“儒生”、“士夫”等等类型，其中最受尊重的是“农”。
农民只是在1949年以后，有了所谓商品粮与非农业人口等等人为歧视政策后，才成为贬义词的。中国本来是以农立国，如今的城里人都是从农村移居而来的，但是并非所有移居到城市的人都会改掉农民本色，老甲先生就是非常典型河北农民——这里没有丝毫的不敬，事实上，我的祖上就是河北农村的乡下人，到了我父母才考学农转非。河北的农民最忠厚、最聪明、最热情、最义气，我这样讲，当然是因为我最了解河北农民。
贾先生在霍营建了一处他自己的艺术馆，规模不小，现在看，真的要佩服他的先见之明。似乎他就住在这所明显不是住宅的院里，还种有果树，要摘了送我。
我在写文章时喜欢用典，古人典故之外，兼及洋典与今典。说到杨明义，我的一个印象是：每次与杨明义先生见面或通话，他不是刚从苏州来，就是马上要回苏州去。时尚新潮的明眼人当知，这里套用的是咖啡馆的典故。
“苏州杨明义”在画界前辈中间是极受欢迎的，热情，细心，周到，不光是体现在接人待物，更体现在艺术创作上。
在苏州近日楼的书架上，我见到了《陆俨少课徒山水画稿》，扉页上有陆俨少墨笔题赠“明义画师正之陆俨少一九八六年十一月”，我向杨先生开口相借，说在宾馆睡觉前读读。他同意了，但是接过书去爱抚地翻了翻，说了一句：“你真有眼光呀！”杨先生收藏的现当代书画界名家的作品与资料之多，国内罕有其匹，签名本只是其中小而又小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