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我与前辈大师名家的合影
近日得暇，以半天之力，翻检相册，选出六七十位我与所结识的前辈之合影，排列开来，发现这个名单虽然也有农学、教育、文学等专业的，但基本上以中国当代艺术的主流群体为主，这些合影其实超越了私人纪念意义，开始具有当代文化艺术史料价值，于是乘兴草成此篇，算是图文版的名流侧记。这组文章与图片，正好可以在《吴冠中说吴冠中》书中补白，不知是出于疏忽还是什么原因，尽管我与吴冠中至少有三次正式接触，但是事后竟然没有找到一张合影。这倒是一种隐约带有禅味的编排。
吴冠中的水墨画在当今国画市场中价位最高。这让国画家们大为不平，也让很多人感到不可理解。因为吴先生其实并不是学中国画的，他扬名立万的专业是油画或者说是西画，而国画与西画南辕北辙。被看成是不会画国画的人，其画价却高于所有国画家，这也就是国画家们怒不可遏的原因。吴冠中在上海办了个展，《新民周刊》发表了批评文章，认为“不过如此”，这针对的都是国画。
在美术界，吴冠中的勤奋是众所周知的，直到现在（此文写作时），他的工作日程仍然是那么紧张。说实话，我对吴冠中先生的感觉就是他总是很紧张，不够放松，不够随意，其实他完全可以放松。这可能就是留学的西方教育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差异。
听袁运甫先生讲，吴老被一位著名华人科学家算计过，还被另一位也是非常著名的画家同行算计过，所谓算计，无非就是画作被巧取豪夺了，吴老愤怒地叫屈：“他把我当乡下人！”九十年代傻瓜照相机的出现，使摄影空前普及，而2000年后数码相机的出现，更使人类进入照片爆炸时代。几乎人人都有成上上万张照片。
我本来没有与名人合影的意识，虽然从1980年上南开大学时起，就有机会见到过不少名人，如孙犁，如铁凝，后来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1989年还在北京大学跨校选修过半年课程，聆教过的名家颇有一些，如袁行霈，我的职业又是新闻传播，学习与工作中所接触到的前辈不乏大师泰斗，可是在我手头上保留的最早的与前辈的合影，时间却已经到了九十年代——是1993年在季羡林先生家与季老的合影。
后来因为职务关系，手下有了专职或兼职摄影师，再与名流往来，就开始有合影记录，也不是为合影而合影，都是水到渠成，有心情又有环境，最主要的有摄影的，于是就拍了下来。当然，也有不少见面却未留下合影的前辈，如张中行，也有虽合了影而我未能找到的情况，如韩美林。事实上，早些年有一些场面还是很有价值的，比如1993年冬天在和平里中央乐团门外的花池台上我与李德伦老先生谈中央乐团的出路，如果拍下来，会成为有音乐史料意义的图片，可惜那时没这个意识。毕竟，因为对名望有着理性认识，更重要的是比较自信自爱，所以我从来不会追星，对杰出的前辈虽然尊重钦佩或欣赏，但很难得不崇拜。读者可以从镜头画面上可以看出合影双方的态度与情绪以及相互的关系。
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们当然不是谁都肯见，而我也不是谁都肯去见的。辛弃疾词有句“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亦如是”，所谓“相看两不厌”也。人生在世，本有缘分的。
合影的七十来位前辈，大致按年龄顺序，下限基本是现年六十岁。这当然是一种带有评价因素的选择，不过，也还有因缘的影响。
说起“大师”二字，最近艺术界有人争议，说是当代无大“师”。其实，即使是在西方文字中，大师二字也只是对有成就的前辈艺术家的尊称，我出了两册《大师谈艺录》，有人说里面有的画家或书法家根本够不上大师，甚至连够得上够不上“师”都成问题，我的回答是，“大师”只是我对前辈的一种称谓。依古时敬老尊贤的规矩，若以四川当年“五老七贤”的标准来衡量今人，现在谁还配在姓后缀以一个“老”字？中国是礼仪之邦，无论是言语还是文字都有礼数，礼多人不怪，何必对称谓太叫真？我与之合影的大师名家，或多或少都给我以教益，因此，这组图文也是我遍访名师学艺问道的记录。
艺术家活到百岁的也还有，但是几乎没有活到一百岁后还可以进行创作与学习的。袁思齐可能是有史以来第一位百岁高龄仍然可以写小楷、刻铜、治印、作画的艺术家。在中国敬老、崇寿的传统价值观里，活到一百岁而身体健康、生活自理、照常创作，就相当于是神仙了。
2008年到2009年我到云南省挂职任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一年多的时间，最大的收获是结识了百岁老人袁思齐先生。由于数码相机的普及，以及存储的方便，我与袁老先生的合影，大概破了纪录，数以百计，包括各个季节不同衣服。
最难得的是2010年6月我专程重返昆明为袁思齐老人过第一百零一个生日，正巧中央电视台夕阳红栏目也来拍专题片，于是，袁思齐老先生乘车到滇池岸边，据说已经半年多未下楼了，这也是我唯一一次与袁老先生在他寓所之外的地方见面，也是唯一一次我与这位百岁老人站在滇池边合影，后来编辑看见觉得太生动传神了，发在了《收藏文摘》杂志封三。
袁思齐老先生1930年成都艺术专科学校艺术本科毕业，是我所见过的绝无仅有的一位本科毕业八十年的老前辈。他的成就、造诣，我在本丛书中另有专册《袁思齐说袁思齐》详细介绍。
金善宝在金善宝老先生去世前大概不到一年，我去海淀的中国农业科学院采访这位百岁老人。金老赠了我一册精装16开的《金善宝文集》，老人态度温和优雅，接待得很认真，谈了不少内容，我写成了稿子发在报纸上，后来有多家报纸还转发了此文。
——那是九十年代中期，当时的北京还没有今天这样现代化，所以金老住的房子，我只记得是很简朴，但是当时其他人住得更艰苦。我的父执有不少河北农业大学的教授，如周吉柱、曾启先生等等，可我却很晚才对农学产生兴趣。直到采访了金善宝这位在解放前就在南京研究农业植物的前辈，我才开始对务农刮目相看。中国自古以农为本，后来我之喜读农书，应当感谢金老的教化。
进入2010年，由于中国的食品安全已经严重危机，三鹿之后，地沟油、转基因，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让人无法不怕，所以兴起了无公害农业、绿色农场，已经有不少前卫人士在组织开发有机农业农场，如凤凰公社、小毛驴农场等等，我也开始认真地考虑开一片小小的园地，自己当农民。金善宝老人肯定从未想到过，中国的食品安全会到今天这个地步。
钱仲联那是一个雨中的下午，当时极为热心的徐云鹤先生陪同我前去苏州大学拜访钱仲联老人，当时他已经九十五岁。老人端坐在那里，非常热．睛。只是，当钱老开口讲话时，我顿时傻掉了——他说的是常熟话，我一句也不懂。钱老桃李满天下，他讲课与参加学术会议，都是用常熟话！好在有徐云鹤当翻译，我才勉强能与钱老沟通，但是交流效果就大打折扣。记得我提到钱锺书，老人很激动，以至哽咽落泪，喃喃地说“他对我很好”，那意思明显是他认为自己的学问得到钱锺书推重而不是相反。
因为老人风烛飘摇，我不忍打扰太久，匆匆就结束，临别前，我提出要一册钱老的著作《明清诗精选》，并请他题了字。后来徐云鹤告诉我，这次钱老破例了，因为他除了有数的几位知交外，从来不送别人书，更不给来访的晚辈书。
从电脑的文档里查到一篇文字，是得知钱仲联先生去世时我写下的未完草稿，我的记事性文章大都是这样写成的，现附在这里：传统学者又少了一个。
12月5日钱仲联先生仙逝，九六高龄，亦是高寿。
老一辈学问家，典范。
是有资格享受院士的待遇的。
如果能住在有特殊护理服务的高级病房，也许还能再活几年吧？苏州画家于少平热心安排，请徐云鹤帮着联系采访钱老，徐先生并陪同前去拜见。
小雨若有若无，走过一条小河，穿过几条古巷，绕进苏州大学宿舍楼区，敲开了钱老的家门。
朴素，真正读书人，居室不事装饰。
令我大为意外的是，钱老虽然是中文系的教授，居然一句普通话也不会讲！据说，要当钱老的学生，第一步就是得学会听他的常熟方言。
讲到钱锺书，他竞泣不成声，说钱锺书先生对他实在是太爱护推重，性情中人。
藏书捐献给苏州大学，家里已经没有什么书，枯坐屋里，弱不禁风。
老先生逢到话不投机，或者气场不对的人，便会下逐客令：“我们不是一路人，你走吧。”好在我没有受到这种对待。
谈了一个半小时，全程都借助翻译。应当说是有满腔的话要讲，但是因为语言障碍，却只能是云里雾里，断断续续，有时不免要打岔，各说各话。
不知钱老是什么感觉，在我而言，此番访谈非常痛苦，非常累。
告辞时，老先生一定要站起身来送别，我一再劝他不要动了，我们自己走就行了，但是老先生执意以礼相待。
据说，曾有一位日本学者不远万里，找到钱仲联，见面之后，为了表达敬仰，竟然五体投地，行跪拜之礼，而钱老是讲礼尚往来的，坚持要回礼，身边的人拦也拦不住，可是以他的身体健康条件，实在是无法对等回礼，最后只得找了个凳子，由人搀扶着，单膝点了点凳子，算是意思到了。
临别蒙钱老赐一册他新出的《明清诗精选》，用钢笔写了赠语，毕竟年事太高，字写起来已经很迟钝了。徐先生开玩笑地讲，若是他要的话，一定请钱老用毛笔来写。
钱仲联先生走了，虽然令人痛惜，但是考虑到其高寿，称得上是善终，所以并不可悲；真正可悲的是，就目前看，似乎很难再出现钱仲联这样的学者。
阳太阳阳太阳老先生在他最后几年都自称百岁老人，在我与老先生初次相识时他亦已九十有五了。人老如孩童，老人很谦和，很友善。后来有广西画家梁耀对我说当年阳太阳在广西艺术学院当院长时，是个颇强悍的领导，这让我长了见识。2004年全国书市，阳太阳和我共同签售《大师谈艺录》，新华社发了摄影报道，各地报章纷纷转载。
老人一切都听儿子的，百依百顺。他住在江边，阳台上可以看到桂林最美的风景。他在市中心的省级干部大院有所别墅，两层小楼，院子里古树参天，时有松鼠出没，阳先生曾慨然允诺借我用一年，可惜后来我一次也没再去。他在访谈之间，挥毫为我作书，还题写了“闲闲堂”，老人很高兴和我说话，还送了画给我。他家的地下室布置成了小型画廊，挂的都是阳太阳的作品。
每次与阳老在外就餐，他都坚持买单，并且说谁买单谁长寿。老人此言虽是戏语，细想其中不无哲理。最后一次在桂林步行街，是坐在户外吃饭，我特意点了马肉米粉，那味道特殊香，后来迄今竟未再有机会品尝。
根据我有限的见闻，百岁老寿星都是清瘦的，连脸型都基本一样！季羡林1993年由季羡林先生的私人助手李玉如老师安排，我与陶映荃得以登门拜访这位当时口碑颇佳的学者。在北京大学的校园内他住一层楼的两个单元：那时这是国内几乎最高规格的住房了，我见过再大的就是高官官邸了。
季羡林很谦和，可能由于是李老师介绍推荐吧，表现得很郑重其事。我向他为自己编的报纸专刊约了稿子，后来我再找张中行老先生约稿时，张老说季先生向他提起过《经济日报》办了一个新专刊——《经济日报》几乎从来不曾进入过以季、张为代表的学人文化界读者圈，我当时初生牛犊不畏虎，竟也就闯进去了。这种情况后来我在创办《中国书画》时又重新搬演一遍。
张中行给我写了稿，季羡林没写，原因是我也没再催季先生。1997年我为多闻图书中心请李老师代求季老题匾，不知怎么回事，没有得到，于是我就自己集了孔子庙堂碑来塞责，后来行家看了说效果很好，熊任望教授就向我打问是哪位的手笔，他说比他写的字好。由此我认定熊老先生是真正的书法内行，因为他有眼力，看得准。
季羡林的书，《留德十年》、《牛棚杂忆》都是畅销的，我读了，感到写得平实，这是位幸运儿。
在他去世前，这位被称为国学大师的学者，竟然成为轰动一时的社会新闻主角，官司太热闹了，我虽然对内情有着自己的了解与看法，但是未置一辞。
季羡林在北京大学校园是一景，据说不少学生都在路上见过这位小老头儿，但是，能有机会登堂入室的，就少而又少了。
黄苗子老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前曾当过国民政府的高官，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也是极为平和宽厚的人。他的精神面貌之健康，对别人有很强的感染力。和黄老打交道，让我想到“如坐春风”这四个字。他笑起来很可爱，他严肃起来很可敬。
黄老有很多朋友，是个重视友情的人。同时，他也是个好学不倦的人，直到九十多岁，还在搞研究，曾经答应给我写一篇陈老莲法书的文章，不知后来写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