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他自己写到：“到巴黎前，我是不打算回国了，回国内搞美术没有出路，美术界的当权人物观点又极保守，视西方现代艺术如毒蛇猛兽。因之我想在巴黎扬名，飞黄腾达……”（第一册P14）他在1987年与学生通信还在宣称“乡村包围城市，最后攻进巴黎，今日长缨在手，缚他西方苍龙。”（第七册P189）在客观效果上，吴冠中做到了攻进巴黎，但是，也只是到此一游的过客而已，他的画作在巴黎不可能得到赵无极的地位。
也就是说，吴冠中对赵无极，完全是一种酸葡萄心理，赵无极的做法，并不是吴冠中反感的，而是他想做却当时没条件或没机会、没能力做的。
但是，吴冠中不能接受现实，所以，两个人也就越来越远，“无极初到时，因语言不通，我常常陪他，但他与我家庭环境与经历迥异，对人生的感受、友情的体会太不相同，所以大家比较疏远了。”（第七册P116至117）201O年7月31日草于闲闲堂次日晨七时起补足
《望尽天涯路》札记
《望尽天涯路》吴冠中著
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
这册小书购自三昧书屋，扉页还有两枚印章，一是“三味书屋”，一是“sw”拼在一起的标记。三味书屋是北京长安街上一家民营书店，格调是人文学术的，经常组织活动，但是从这两枚拙劣幼稚的印章来看，有着深深的时代烙印，反映出大环境的文化传统缺失。
吴冠中对时代流行知识与观念，把握得很敏锐。《望尽天涯路》这个书名，正取自八十年代文艺界人们最热衷传诵的王国维“境界说”。吴冠中在《吴冠中中国画选》（一辑）前言还以另一句“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为题，可见不是偶然的。
在知名度与形象宣传炒作方面的成功者，都必然是能够巧妙地运用社会时尚知识与观念，用典时髦而又众所周知，这与倡导新的概念、新的典故相比，事倍而功半。
全书以自传、回忆文章为主，采取的是旧文新编，串起来成为一本书，后来黄永玉有一本同样类型的《比我老的老头儿》成为畅销书。到了最后，吴冠中在这本书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充，就是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我负丹青》了。
不服气与奋斗动力吴冠中在法国留学时的朋友赵无极，以及后来去法国留学的吴冠中大学同学朱德群，经常会被人们拿出来作为衡量评价事业成就的标尺。
对赵无极、朱德群二人，吴冠中晚年都很看重，称为老友、好友，但是，细查吴冠中的文字，．会发现他对赵无极其实是有保留的，甚至有隔膜。赵无极的成就，特别是在中国内地得到的影响与荣耀、礼遇，对吴冠中是莫大的刺激。吴冠中一直不服气！“他听说他留巴黎的老同学已成了名画家，回国观光时作为上宾被周总理接见过，他能服气吗？”（P93）这成为他坚持工作，疯狂作画的驱动力。
青少年的同龄同学，经过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时间，在专业与事业上，有继续成长的，也有止步不前的，甚至会有倒退或堕落的，差距会拉得很大，卓越成功者甚至超越了师辈，而平庸失败者却连当学生的资格都丧失了，几乎能有天壤之别。可是，即使是对那最为成功、最为优秀的同学，绝大多数无论是天分还是努力都不够的人的心里，却不约而同都会产生一种不服气的心理。奥地利学者在《嫉妒与社会》一书剖析了其心理成因，我读了这部力作，如醍醐灌顶，对生活、事业、学术、艺术领域的很多困惑疑问一下子找到了答案。
吴冠中不服气，因为他认为自己的才能与成就并不逊于老同学。生活道路与社会环境的不同，使吴冠中与赵无极、朱德群没有可比性。
1982年，吴冠中重返巴黎，后来他写了这样一段话：“我今天看到他们优裕的工作条件，自卑吗？不，我虽长期没有画室，画并没有少画。倒是他们应羡慕我们：朝朝暮暮，立足于自己的土地上，拥抱着母亲，时刻感受到她的体温与脉搏！”这话也许吴冠中自己信，但是赵无极、朱德群不会信，中国人也都不会信。赵无极、朱德群绝对不会羡慕吴冠中。古人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近悦远来。浩劫与灾难有什么可羡慕的？矫情。
吴冠中“一向嘲笑佛与禅的虚妄”（P107），其实，他所缺少的，正是佛与禅所特有的达观、看开与放下。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吴冠中五十年代就对赵无极不以为然，文革后写文章谈巴黎的朋友也只提朱德群与熊秉明，可是，他还是写了一篇《赵无极的画》。这篇文章开头描写了一段扫帚星，如果知道吴冠中内心的真正想法的话，就会正确理解，他实在是不得已才为老同学捧场，所以，克制不住地要加上点晦气与堵心。
在这篇写于八十年代的文章里，他承认“五十年代我和无极分手了，隔膜了。”（P221），他介绍了赵无极画册出了几十种，在欧美日重要城市举办画展，作品为各大博物馆美术馆收藏，言辞之间是羡慕。事实上，日后吴冠中的奋斗，正是要在上述几方面都赶上甚至超过赵无极。
他写了一句“我没有想到多年来无极对书法下了很大的工夫，”（P223），显然，每个人都难免以己度人，吴冠中在这里无意间透露了他自己是不对书法下工夫的，对于中国书法与中国艺术的关系，他从来没有什么感受，赵无极这样的华人艺术家对书法下工夫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而吴冠中大惊小怪了！艺术家与他的贤妻良母太太《他与她》写的是吴冠中与太太的一生。1946年他出国前，没钱买手表，让妻子卖掉金手镯来买表，妻子先是说是假金的，后来还是承认是真金的，卖了给吴冠中买了手表。元稹的悼亡诗有句“昵她沽酒换金钗”，两对夫妻，妻子慷慨无私异曲同工——古今中外都是好女人比好男人多得多，而元稹显然青年时期太任性放涎，与之相比，吴冠中则务实、功利得多。
在他笔下，他记录了自己是什么样的工作狂，一生劳作不止，事业心、名利心过重，直到老了还不肯罢休，而太太却理智平和淡泊得多，不断地提醒他可以不再那么拼命了，画画没那么重要，以至于可以代替生活，甚至以生活为代价。
吴冠中一直认为太太不能完全理解自己，而事实上，他的太太在抗战时毕业于师范学校，也是知识女性，对人生与艺术有自己的看法。她只是不能像后来随着吴冠中地位声望如日中天后慕名拜倒在脚下仰望大师的女学生那样无限崇拜而已！疾病与个性、性格吴冠中在书里多处提到他的病，长年肝炎，以及严重的痔疮与脱肛。他的病严重到会想到自杀，可见痛苦程度。他找过很多中西名医，最后，肝炎终于痊愈了，而脱肛也被大夫手到病除。他享寿九十一岁，而在七十岁前后一度悲观绝望，认为自己时日无多，他在老妻重病时怨老妻六十六岁走得太早，“狠心地摧毁了他最后十年的艺术生涯”（P99），意思是他本来还可以画到八十岁，不意，老天赐他以双倍的光阴。
西方学者认为疾病与人的个性、性格有密切关系，弗洛依德在《达芬奇》一书里更是强调了疾病对艺术家来说，是理解其艺术成就与个性、风格的重要线索。
疾病对吴冠中的影响，应当是极为深刻的。他的脾气暴躁，攻击性强，好斗，而且不怕争端，恐怕就是肝火过旺导致。
吴冠中的气永远不平，永远不顺，“不时又感到尚未吐出胸中的块垒”（P97），而从客观现实的角度来看，他其实是中国美术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当然，即使是既得利益者也可以站在更高的层次为低层或不幸者而鸣不平，遗憾的是，吴冠中的不平基本上都是为了自己，他认为自己应得到的更多、更高、更大。在已经得到了最多、最高、最大的回报之后，还气不平，就是性格与个性所致了。
一个斗士只有在为别人而斗时，才是真正勇敢可敬的。左拉就是最好的例子，在功成名就可以安享荣华富贵、一心创作自己的传世之作时，会出于正义感与责任感，挺身而出，著文《我控诉》。一个总是在为自己而斗的人，不是真正的斗士，而只是好斗分子。
吴冠中的老师与学生在艺术上的师承，除了林风眠、吴大羽、潘天寿以及苏弗尔皮以外，对吴冠中影响更大的则是石涛、八大、范宽、凡高、塞尚、郁脱利罗。“我从石涛、八大、范宽、凡高、塞尚、郁脱利罗……作品中间接受教，学习过程中我临摹过他们，仿过他们，吃过他们的奶。”（P166）熊秉明与袁运甫后来在文章里也都着重提到了郁脱利罗对吴冠中的影响，熊秉明还貌似顺便提到了波洛克的技法，他没说吴冠中步人后尘，而吴冠中在其他地方也公开表示过他很晚才知道波洛克的画——也就是说，技法上相似是英雄所见略同。无独有偶，他五十年代说没听说过列宾。
吴冠中写林风眠的笔墨最多，也最传神。但是，两人在精神上志趣上其实是有很大差距的，所以，吴冠中对林风眠暮年的决然离国表示不理解。
他对林风眠晚年拒绝一切采访，包括吴冠中介绍安排摄影师拍高水平相片，都予回绝。林风眠不要别人主动为他捐资办艺术馆，不要别人出资为他设立奖学金，这些做法说明了一位大艺术家在历经劫难后，吃够了苦头、吓破了胆，寒了心，对于世事虚妄彻底看破，这正是林风眠高的地方。
2010年6月我为安徽电视台“旧闻新说”栏目做了几集谈林风眠的节目，网上也可以收看。在我看来，林风眠是中国现当代画家中少有的幸运儿，年少得志，三十岁就当了国立大学的校长，后来虽然受到打击，但是能不失尊严地追求艺术，是一位值得敬重的艺术家。他在失去校长职务之后，能够平静地在乡下租屋作画，能够一个人独自去参观别人的画展（吴冠中看了说感到心酸，似乎当过校长，就必须要前呼后拥地看展）。林风眠在香港度过的最后时光，平平淡淡，宁可放弃在上海的荣耀与地位，在香港只当一个普普通通的寓公，一人出门，打车代步，不求闻达，不求热闹，只愿安安生生地养老。
傅雷曾计划写一本《林风眠传》，不过，连傅雷最推崇的黄宾虹他都没有为之作传，所以，林风眠传大概只是有此意向而已。事实上，傅雷是理解不了林风眠的全部的，因为在遭遇同样的挫折时，傅雷选择了自杀。一个自杀了的人，在世时哪怕在艺术理论上再高明，也是写不好林风眠的。
吴冠中在中央美术学院、北京艺术师范学院以及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以及清华大学等高校执教几十年，教过的学生很多，对于他的教学水平，据公开发表的各种文章或文字看，普遍评价很高。吴冠中到现在为止，一直是艺术界风头最健的画家，名气与身价远远高于他的所有学生。
2010年8月4日写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