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名利丹青:吴冠中说吴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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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说吴冠中(4)

自信、自许、自大与深层次的自卑“文丛短语”是放在每册卷首的序言,时间署的是2007年5月,在这篇短序里他没来由然而并非偶然或无意地写了一句:“郁达夫挽鲁迅: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怜的民族,有了英雄而不知爱惜是无可救药的奴隶之邦。”没有其他的解释,这两句话是他在夫子自道。因为他没有说他看到了中国目前还有谁算是英雄,所以,他隐然而不客气地指的就是自己,若意若日:公众若不知爱惜吴冠中这样的英雄,则无可救药。

事实上,这种极端严厉、近乎诅咒的措辞,如果是用来追悼别人则可,若是用来抬自己,则太可笑。自大狂如达利,也不敢这样骂一个民族,只因为自己没受到应有的(?)爱惜。

孔子教导我们,己所不欲,匆施于人,人所欲,施于人。每个人说话,都要讲逻辑,都不能对己对人两把尺子。

因此,评判吴冠中引用郁达夫的话的用意,可以得出一个明显不利于吴冠中的结论:吴冠中是否对中国当代的英雄(自古英雄不分年龄老少)有所爱惜?谁是吴冠中心里的英雄?如果吴冠中没有崇拜的英雄的话,那么,倘若历史告诉后人其实这一时期确实是有英雄并且不是吴冠中的话,那么,吴冠中按照自己这句话的逻辑推理就成了什么人?“时人未之许也”是自古以来不少英雄与天才共同的境遇,我以前引用过一首唐诗:“自小刺头深草里,而今渐觉出蓬蒿。时人不识凌云木,待到凌云始道高。”历史上对英雄高人前倨而后恭的例子比比皆是,苏秦、韩信、王播的经历就是一个典型。

然而,就是一代民众有眼不识泰山,也不至于便被骂成是奴隶,还无可救药!反过来,以2007年的吴冠中在中国现实社会的地位与待遇,可谓享受到了一位艺术家能够在活着时享受到的一切荣誉与好处。不仅举办了无数个展,出版了无数散文集、自传与画册、画集,除了没有得到齐白石当年的全国美协名誉主席与画院院长的职务头衔之外,吴冠中创造了艺术家在世而得到世人爱惜的历史纪录!因此,恰恰是吴冠中最没有权利抱怨怀才不遇!用英语的句法来表达,吴冠中是世界上最后一个有权利或资格抱怨没被当成英雄来爱惜的人!事实上,如果用纯学术的艺术标准来衡量,吴冠中很可能被世人爱惜过度了,以他的作品成就本来是配不上如此之重名与厚遇的。

我一向认为从事文学艺术创造的人要有自信,但是,吴冠中显然早已不只是自信了。

他的自信最早的根源来自于上家乡的小学时曾一个学期当全班第一,后来考入无锡师范,几乎每学期都获得江苏省教育厅的清寒学生奖学金(民国时期居然会有这样的政策)。

从江苏到无锡再到宜兴都是文风极盛的地方,教育有传统,一直相对发达,人文兴盛,能在无锡读书拔尖,当然很有益于让一个孩子自信。

对缺点或不足文过饰非吴冠中过于自信,不肯服输,从来不承认自己在艺术上有缺陷与弱点。这体现在他的人物画与裸体画上,特别体现在他对书法的态度上。

强不知以为知,以丑为荣,强辞夺理,而公众与内行又都不好意思公开或私下当面指出他的字太差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最后他竟然宣布在书法上开创了新天地!字没练过没功底,书法没天分,这无关宏旨,但是采取目空书法传统审美价值观的态度,非要在自己一点资本也没有的行当里充英雄好汉,这就有点像是皇帝的新装了。只不过,安徒生的故事里,皇帝是受了裁缝的欺骗,而吴冠中在书法上却是自欺欺人。

在人体画方面,虽然1989年冬天轰动一时的人体艺术大展(我冒雪去参观了,对场面之热闹印象深刻)作品集的序就是吴冠中所写,但是,他晚年反复说自己的人体画全毁于十年“文革”浩劫,连一张照片也没留下。

这有些不可思议,因为即使他并没有入牢,也没有受人身迫害,仅仅出于自保,不可能把所有的画作都毁掉,何况,一定还有赠送给别人的旧作会存世。他一再说人体画全部毁了,显然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九十年代他又画了人体,有写生,也有创作,从技法上看,看不出这些作品出于受过法国写实专业训练的手。他在人体画上,与对书法一样,有护短之嫌。

果然,在《吴冠中文丛》第七册第107页、109页,他在1948年、1949年写给吴大羽的信,都提到了他自己的人体画,前面的一段是“附上几张上学期的习作,我因在国内油画人体只画过一年余,基础不好,所以如今胆小地、拘泥地工作着,望吾师指示用功态度,为了利用环境,在法期间拟全作人体习作,”后面的一段是:“附上数张去年九、十、十一月间的习作相片,当时就已不满,何况今日重看,但我愿十二分诚恳地将自己的工作和疾病就教于我师之前,人体对我已没有什么情感,也深知于此所得已微,但由于习惯和不得已,如今还暂时继续在做着,”——这明显无误的自白,说明吴冠中并非如他晚年所言是受政治环境影响而改画风景放弃人物,所以,他的早年人体画即使真的毁掉了,也就不能归过于政治运动。事实上,他从来没有画好过人体!他的基础没打好,而又用功不得力,至少在法国期间,人体油画他是没达到及格水平的。

吴冠中可以对前辈老师说自己人体没学好、没画好,因为当时他年轻,而且急于让老师指导自己,不能讳病忌医,在行家面前,作品的技法高下一望即知,自己先坦白尚未入门,是老实的态度。而在吴冠中成名以后,在自己有了学生,而且是在无数崇拜者盲目迷信吴冠中既然留法学西画、岂能不擅人体的大环境中,他不再客气地承认自己画不好人体,而改口说自己的人体画自成一家了!他在九十年代与学生一起重画人体,放不下大师的架子,没说这对自已是一个学习提高的机会,而是摆出了老前辈重新出山的姿态。即使画得不够好,也是多年未画人体的缘故,谁也别怀疑吴冠中的造型能力!当年我在访谈吴冠中时,他说徐悲鸿五十年代已经画不像了,口气是画得像在他自己是不成问题的,而事实是:和徐悲鸿相比,他的人体画不仅当年要更差一些,甚至到死也不如徐悲鸿。作为同行画家,他可以批评徐悲鸿的人体画得不像,但是,如果不同时也承认自己画得更不像,就不全面,就不坦诚,就不老实。揭穿之后,岂不是让人耻笑?对一位在巴黎学过西画人体的画家来说,至少要有一幅肖像画来证明受过学院训练具有准确造型能力,可是吴冠中没有。他不说没画过,而是说以前的人体画全毁于“文革”了。

真话与假话的区别在于,诚实的人对同一事情的讲述与解释前后基本是一致的,禁得起核对与挑剔,而假话,尤其是高寿的名人、大人物的谎言,却难以自圆其说,只要认真查找,总能找到漏洞与证据。

心理不平衡、态度激烈吴冠中出身于农村底层,靠个人奋斗成为一个时代最著名、地位最高的画家。以他的经历与境遇,可能塑造的性格大致有两个极端:要么是好斗、好胜、好勇斗狠,要么是知足、平和、友善。他显然属于前者,而沈从文则基本上是后一类型。吴冠中与人打交道做不到不卑不亢,平等待人,友好合作,礼尚往来,正如他在给学生邹德侬的信里所讲的,他信奉客大欺店,店大欺客的哲学,志在“他日客大欺店,欺他洋人洋店”(第七册P184),这就是所谓势利,境界真的不高。

一般而言,对于农村出身长大进入城市的人来说,不乏才干,不乏聪明,更不乏勤奋努力,所缺少的,是幽默与风趣,是轻松与随意。这是理解当代中国人性格的一个重要背景知识。当然这是我的一己拙见。

1950年他回国后经董希文费尽心机地努力安排运作(内情详见第一册P19。后来他在写到去西藏写生,本来是上边让董希文负责牵头,吴冠中记这一事写的是“董希文念旧谊”几个字,春秋笔法一般人从中读出的意思只是两个人交情好,而根本感觉不到董希文于他有知遇之恩),得以到中央美术学院任教,校长徐悲鸿素以爱才著称,是个很四海的艺术家名士,但是,在吴冠中笔下却记得很清楚,尽管吴冠中与徐悲鸿同在巴黎留学,同样学的是油画,而且还是宜兴同乡,可是,两人的关系并不好,而吴冠中字里行间归因于两人艺术观点与风格不同,道不同不相与谋。

在我看来,很可能是徐悲鸿对吴冠中的油画技法评价不高,同时,徐悲鸿对吴冠中这一代最醉心的马蒂斯等现代派特别反感,因此在艺术上没有共同语言,而吴冠中又没有对留学前辈与同乡前辈应有的谦逊,反而是不卖账的架式,大有“你老先生已经过时了,该看我的了”的意思。所以,双方能处好关系才怪。

吴冠中以斗士的姿态被社会所关注。这种斗志,来源于他内心的不平衡与不满足。他与上海朵云轩所打的全国首例假画官司,尤其反映了他的斗志。八十年代初天津美术出版社车某为吴冠中出画册,吴说车并没开口要画,但是出后吴主动要送一幅画云云,但是,后来画册印坏了,吴冠中就不干了,“我将处处宣传,上告”,甚至要公开写文批评,向全国政协提案,与出版社较量(事见第七册与邹德侬信),并且声称出版社工作太腐败。其实,在八十年代初,能为画家出一本画册,不是自费而是本版书,又不预先要画作为条件,已经相当难得,怎么印刷质量出了问题,就反目成仇了?如此小题大做,即使出版社与编辑方面确实有责任,也失之太过。

在他成为画价最高,不言而喻也就是最富有的画家之后,他并没有表现出妥协或满足。他充分利用了市场经济特别是报刊出版提供的资源便利,但是,在他笔下与口中,似乎从来不会有感恩知足的言辞。他从四十年代就推崇鲁迅,到死都认为鲁迅比齐白石伟大一百倍,正是因为他对鲁迅的战斗性与锋芒有强烈的共鸣。而齐白石,恰恰就是我上面所讲的知足、平和、友善的那一类从农村进入城市的人。

在吴冠中笔下,没有黄永玉、黄苗子那种对同事、同学、朋友的温情与浪漫、诙谐甚至带有伤感的描写,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吴冠中对人要冷得多。

以赵无极为例。他在1949年写给吴大羽的信里,对赵无极不以为然而又艳羡的态度表露无遗。他信中写到:“无极夫妇早已搬居市内,租屋数间,生活甚好,且多方联络画人及批评界,今年五月将举行展览,所作多系山林烟云,以东方味得人宠,若果能腾达而为巴黎红人,则似永不拟东归。”(第七册P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