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即是我们所说的人情物理，也就是万事万物的道理。能明物之理，就能顺物知情，去揣摩现实中碰到的一切人事与人情，然后能看透周围的世事，最终生发到对整个时代、社会发展趋势的认知。很多人读书时困守于书本，也困守于书斋之中，与现实生活和社会是隔绝的。隔绝得太久，没有丝毫对社会的真切认知，就会连听别人的谈话也不大能明白人家的意思，因为社会上的人说话往往都是很含蓄的，含义很丰富的。为学就是要立志明于整个天下之大事，这对做人、做事、做研究都是很根本的。不明世情与时势，往往会导致一生的困顿。
西汉后期的大学者扬雄即如此。扬雄在文学史上的评价虽然很高，但是他一世遭际困苦，是很潦倒的一个人。扬雄早年追慕司马相如，努力雕琢辞赋去献给当朝皇帝，但是却经历成、哀、平“三世不徙官”，因为当时汉朝已经处于社会崩溃的前夕，那些粉饰太平之作，也就难得受到当权者的青睐。后来他自己觉得很后悔，说学辞赋是雕虫小技，转而做政论文，但其时已经是王莽新朝，社会处于复古的混乱中，他更难得被重用，终其一生都很低微。后来因事受累，扬雄欲投阁自杀而不得，据《汉书·扬雄传》记载：“然京师为之语曰：‘惟寂寞，自投阁；爰清静，作符命。’”所以说做人也好，做学问也好，要想有显示之功用，就一定要能明于当时事理。这里的意思并不是让大家做人、做学问而从俗，而是讲学问要关注于现实，要对自己当世的发展有利，不但学问做得有价值，自身也能庶几有成。
姚鼐*是“桐城派三祖”之一，学问很好，文章也做得很好。他说读书人当求心性修养，要能通过读书而明心见性，由正心而修身养性。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即使文章写得像韩愈一样美，学问像郑玄一样深厚，也算不得是什么大学问。要把为学视为是知行合一之事，不要嘴上、手里一套华美文章，而心中是另一套龌龊道德。做学问确乎是一个苦差事，不但要读明白、想明白，还要做明白。
*姚鼐（1731—1815）字姬传，室名惜抱轩，曾参与《四库全书》编撰，与方苞、刘大櫆并称为“桐城三祖”。
我们习惯讲老师要“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现实中人人都当如是，读书的时候要培养自己，积累知识也修养德行，这样走上社会以后就能够成为别人的榜样，就能够聚集起可以帮助自己成功做事的一个圈子。做教师的人更要对这一问题加以深思，也要思考自己对于本学科的基础知识是不是都掌握了？是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讲清楚？而在知识之外，自己能不能教给学生做人的道理？要常反思自己的这些不足之处，不断地提高自己。因为在自己所培养的学生之中，有的可能就是未来的大学者、大科学家，老师不经意间的一句话可能就影响了一个孩子一生的命运。做老师也确实是一个苦差事，是一个考验良心的职业，不仅仅要求有知识，还要求有修养，更要求要用心，所以还是应当从明理处提高自己，才能做好这个职业。
左宗棠对于读书明理，有很详尽的论述。他说：
读书做人，总在明理二字。读书时，须细看古人处一事，接一物，是如何思量，如何气象。及自己处事接物时，又细心将古人比拟，设若古人当比，其措置之法，当是如何。我自己任性为之，又当如何？然后自己过错始见，古人道理始出。断不可以古人之书，与自己处事接物，为两事也。
最后一句，讲的实在是好，读书就是要把道理与实际结合起来。左宗棠在这里对读书如何明理讲得很细致。读书过程中，看到古人处一事、接一物，都要在自己心里细细揣摩一番，深思古人为何做如此想？为何做如此行？其中利弊如何？其中又有怎样的气象？都要一一揣摩透彻。历史书中的记载，往往是能表现出某人大优点或大不足的事迹，体味这些事迹，反思其中道理，在每一道关口自己能否坚持，而对整个局势自己又能否清楚把握，这不但需要坚强毅力来忍耐，更需要极高明的对事理的见识才行。
孔子讲“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就是要多看到别人的好处，不要总是在对书中的道理，对他人的行为做出“任性为之”的批评，即使他人有见不到处，自己也该反思此情此景下，能不能做得更完美。只有如此，才能见出自己可能犯的过错，才能懂得古人行事确实有很高明的道理。读书的目的、做学问的目的就是为了自己能明白道理，如果把“古人之书”与“自己处事接物”当做是漠不相干的两事，读书即为死读书，做人将会浑噩一生，这就是愚钝的行为。历史是一面镜子，现实也是一面镜子，我们要不断从中间找到反差，以有利于自己的提高。
二、情理
大儒王阳明亦有同样的见解：
吾人为学当从心髓入微处用力，自然笃实光辉。（《静心录·与黄宗贤五》）
大家读书中，往往会有某句话让他读得动心，他就能很长一段时间都记住这句话；某句话能使他把书放下仔细地思考，他也能很深刻地记得并且理解这句话。如果读书始终是没有一点动心，没有一点停下来思索的时刻，这样的读书也是白费了。只有在读书中常常动心，常常主动地思索，才说明读书中有道理值得自己去琢磨、去品味，才能渐增读书乐趣，才能长久保持读书的新鲜感，才能持续地获得新知。读书，就要从书中那些能够深入心髓的地方用力，在书中最为精华的地方，最有意蕴的地方好好地琢磨思考，以求对其中道理的深刻认知。
读书时，不妨把流传很广的古人名言摘记下来，记住三五句关乎心性修养的话，并且将其变成自己一生的行为来支持自己的发展，读书才算是读明白了。诸如《大学》、《中庸》之类的书中都含有很深刻的道理，不能只看其表面的意思，而是要明白其深层的道理，并施行到自己修身与为学的实际中，这就算是把《大学》、《中庸》读透了。《白虎通》说得好：
学之为言觉也，悟所不知也。故学以治性，虑以变情。故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子夏曰：“百工居肆以致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
读书、学习就是为了让人觉悟。所谓的“觉”就是觉醒，把以前所不知道的、不能明白的道理一下子全都开悟明白了，读书学习培养的就是这样的能力。
中国古代经史子集的典籍，并不是告诉我们一些基本的结论，大部分都是在讲涵养性情、明心见性的道理。这也是中国古代科技不太发达的原因。自然科学重在求真，就是要探索那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真理；而人文社会学科则重在求善，是为了人心性的完善，并不是去追求一个事情是不是最真的道理，我们能说诸子百家的哪一个学说是完全准确的呢？求真的东西可以经过反复的科学实验来证明，而求善的学问也是非得人亲身的践行才能领会它的意蕴与价值。任何一种求善的学说都不一定绝对准确，要把这种学问在践行中有所辨别，这也是为什么前人讲它是心性之学的道理。比如历史上的一些问题，涉及对一些人、一种思潮的评价时，就不能用对或错来定论，而是要看它是否契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有时候评价儒家的学说，认为其害了中国的文化，这就是不对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一种思潮有时是起积极作用，但如果稍微一转移就起消极作用了，最重要在于让这种思潮与社会结构相契合。因此，这是合不合适的问题，而不是对或错的问题。当然人文和艺术还有另外的追求，就是“求美”，但是对于美的理解也是有时代性的。
不同的时代对于一个问题的看待角度也是不一样的。求真的学问是超越于历史与时代之上的，但是求善的学问却是随着时代的变动而不断地变化的，具有我们所说的时代性、阶级性，也还具有某一个国家的区域性、民族性。中国古代的学问基本上是讲求善的，不是实际“百工之肆”中“致其事”的学问，而是要君子涵咏体悟的“道”，为学者要对传统学问的本身认识清楚。我们学习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从中思考的问题与社会、人情结合起来，这样才能真正学到传统文化的精髓。
做学问来涵养自己的性情，是中国古代所讲为学的立足点，就是为了培养一个成熟的人、一个完美的人。古人言：
学必以涵养性源为本，而以变化气质为征验。
现在的学科划分越来越细，我们从事这些学科的学习，最重要的不是知识的提高，而是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在一起涵养完美的性情。从而可以使自己心胸更豁达一些，视野更开阔一些，待人接物更妥当一些，做事的志向也更坚定一些。人每往前进步一点，接触的人就变了一批，要多向周围的人学习，在不知不觉间就改换了自己的气质。知识是学无止尽的，修养和做人更是要不断进步，以求达到尽善尽美的境地。
三、事理
人生于世，在能自觉培养自己心性之前，其全部的修养基本上都来自老师的教育和家庭的教育，不能自主即为“天性”。人在家庭里学父母，在学校里学老师，并不能自觉地有对完美修养的追求。但是当读书到一定的层面，或者走上社会独立之后，人就要开始有意识地向周围人学习，逐渐地改变自己不好的习惯，补充自己性格上的不足，转变自己为人处事的方式。如果能这样持续地修养，在言语、行为、性格上慢慢地改变，就能不停地向高处走，向善处走，向成功处走。
人要想做多么成功的事业，就得有多么高的修养、多么大的格局，就得有多么开阔的立意和多么坚定的志向。一定要明白走上社会以后，自己就已经是一个要完全对自己负责的人，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事不得不做，要有够开阔的格局才能承担这一切，才能在社会中安身立命。读书的时候，一定要在如何做人做事处多多用心，在整个性情与思路改变以后，能够时刻自觉地完善自己，他才能成为一个有担当的人，一个能够成就事业的人。
郑板桥说：
善读书者，曰攻曰扫。攻则直透重围，扫则了无一物。（《随猎诗草》）
“攻”是讲要在不懂处深入钻研，“扫”是讲要广泛地涉猎。善于读书的人，对于书中那些触动了自己内心的知识，对于那些正契合自己所思所想的道理，就一定要想办法使之变成自己的行为，使之变成自己解决问题的思路。
善读书者，即是要有把天下道理穷尽的雄心，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努力。宋代张孝祥有一首词叫《念奴娇·过洞庭》，其中有句云：
尽挹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
为学者对于研究领域中的书要全部找尽，犹若“尽挹西江”；而后就是慢慢地琢磨、思考，犹如“细斟北斗”，然后从其中找出一条可供自己研究参考的思路来。“万象为宾客”者，就是讲学问最终可以做到触类旁通、处处逢源的佳境，一切材料都可以触发自己研究的灵感与思路，都可以被自己得心应手地运用。前面也讲，为学求知并非是靠眼睛去看，而是要用心感受，能够用心为学，以“攻”以“扫”地直透所有的道理，就能进入“万象为宾客”的佳境。
读书如果能使自己气质变化，这样的读书才算是有结果。变化气质是要用心去体悟道理，“攻”也罢，“扫”也罢，都是要在书中探寻到于自己有利的道理。我们读《论语》，就能知道孔子是很懂人情物理的。《论语·宪问》中记载：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中国文化中常讲“以德报怨”，往往是听起来很高雅，仿佛胸怀很博大的样子，其实这是不符合人情的。“以德报怨”，就类似于《圣经·新约》中“有人打他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的精神，这是宗教的行为，怎么能要求所有的常人来这样做呢？孔子回答得好，就是要“以直报怨”。如果有人对他有所怨恨，自己要首先反省本身有没有不对的地方，能够感觉问心无愧，那就不要理会这种怨恨，就要坚持自己的行为。自己若是正道直行的君子，时日长久了，他人也就会明白，同样正直的人会因意识到误会，而消解掉不必要的怨恨，而如果对方是小人，那就让他怨恨去吧，因为君子与小人本就是不同道的。以公平正直来面对怨恨，以恩惠来酬答恩惠，这才是合于人情物理的。若不如此，只是一味讲“以德报怨”，对于《老子》中“报怨以德，安可以为善”的质问，又作如何回答呢？
我们这一讲是为学之道，其中道理很深，因为为学并不仅仅是读书求知识之道，其实际上还是修养心性之道，是完善自我之道。韩愈说：
读书患不多，思义患不明。患足己不学，既学患不行。（《赠别元十八协律六首》）
这可以作为我们为学上一个总结性的告诫：
第一，要时时追求扩大自己的知识，要视广博为能，以有未知之事、有未闻之理为耻。读书还要慎思、深思，对书中道理绝不朦胧放过，要探究出其中的深义才罢休。
第二，要能时刻检点自己是否有自满之心、懈怠之心，要警醒自己学无止境，古人尚且有“秉烛”之喻，今人怎能易于自满自欺呢？而对于已经学到的知识，要自我反省是不是没有努力去践行，是不是不能把已经明白的道理变化为自己的行为，一定要避免学而无功
的事情。
第三，为学之道就在于完善自我心性上。“学而不化，非学也”，“化”即是每学到一个新知识，每理解一个新道理，都能使之内化在自己身上，渐渐地自身也就可以被这些知识、道理所“化”，自己的心性、修养、行事都能合于天地至理，合于社会人情，这就是我们为学所最终要达到的境界。
做学问，要明理；明理，才能做到清通简要，才能具有学问的气象。我非常喜欢业师袁行霈先生的一段话，以此作为结尾吧。
学问的气象，就像释迦之讲法，就像霁月之在天，庄严恢宏，清远雅正，不强服人而人自服，无庸标榜而下自成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