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有担当感，需要克服人性中的很多磕磕绊绊，要意识到很多问题。一是轻财足以聚人，要想团结别人，就不要把财看得太重；二是律己足以服人，只有严格要求自己，才能做到令行禁止；三是量宽足以得人，要想别人跟他一块成就事业，就要有度量；四是身先足以率人，要想率领别人一块做事，就要身先士卒，这都是做人做事的一些规则。看似容易，实则都要克服自己心性中的弊端，如贪利、放纵、狭隘、畏缩等毛病，走向无私、严谨、博大、果敢的境地。
四、诚信
诚信是中国人最推崇的美德。不管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每个人都需要具备诚信，才能交友、才能成事。
要诚信，首先就要真诚。孔子相信人人都有这种美好的德行，他说“德不孤，必有邻”（《论语·里仁》）。
有时候我们觉得世间道德败坏的事情很多。网络上报道有的老太太摔倒了，别人帮助扶她就被讹上了，然后要钱。这样我们难免觉得人心坏了。实际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事情是很少的，因为她讹了别人，所以她成了新闻，如果现实生活中都是这样的话，她还会成新闻吗？我们一定要把这些问题想明白。有时候当他在路上摔倒了或滑倒了，肯定有同学会帮他。其实在日常生活中，这种帮助别人、援之以手的现象随处可见。我们要相信这个社会是往好的方向发展的。
作为一个教育者，尤其要相信每一个人都是善良的，每一个人都有培养成功的可能，每一个人都能改过。教师跟警察不同，跟法院不同。法院容易把人当成坏人，在他眼里每个人可能都是嫌疑犯。而作为一名教师，我们一定要相信每个人都能学好，比起过去，我们看得更多的是将来。要像孔子那样有教无类，只要他有一颗向上的心我就教他、培养他、指点他。
孔子认为诚信是立身之本，他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人如果不讲信用，就不值得一提了。我们每个人来到世界上，将来要做工作，靠的都是信誉。一个人的钱丢了，可以再捡回来；身体有病，可以治好。唯有信誉，被毁掉了就很难去弥补。试想，周围的朋友、老师、工作单位都不相信自己，这样的人还能做什么事情？他跟别人的承诺，别人从来不挂在心上，或者别人跟他的约定，他也不严格遵守，这就完了。
“信”包括两个含义：一个是对别人要有信誉，一个是对自己要诚实。“内不以自诬，外不以自欺。”对内不要自己欺骗自己，对外也不要欺骗别人。有时候我们会自己欺骗自己、宽恕自己。人是需要有些自我解嘲来缓解压力，但一定不要把这当成逃避责任的借口。一个人靠机巧，不如靠修为，不如藏拙、讲究诚实。
《礼记·中庸》里讲“诚”，是我们修养好的德行的一个标准：
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
只有至诚才能够把握天下运行之大道，才能够明白天下之所以为天下的根本，才能够知道天地万物生生不息的原因。至诚，就是用诚心去体察，用诚心去为学，用诚心去修身。
《中庸》讲的“诚明”和“明诚”，其实是修身的两种做法，“诚明”是说一个人只有很诚恳，他才能明白尘世间的很多事情，才能够明白自己内心里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有时候不明白自己心里的想法，“明诚”即是说只有他心里面明白了自己的想法，他对待别人、对待自己才能做到诚实。
《礼记》注里讲“大人无诚，万物不生”，就是说一个管理者，如果没有诚实、诚信的品德，就难以服众；一个格局比较小或者是牟利的人，如果没有诚恳，就很难把事情做成；就算一个农民，如果不诚恳，就不能把庄稼种好。所以，如果他能诚心对待自己、对待朋友、对待家人、对待顾客，就能得到他们的支持和理解。用诚来感动别人，别人一定用诚实、诚恳回报他；靠权术、靠心计来驾驭别人，别人一定会用权术来对待他。
由此问个问题，从管理学的角度来看，为什么秦国很快就灭亡了？
除了仁义不施、攻守异术之外，秦国用人学说是死结。立国时，秦王治国用的是韩非子学说，但用其术而不用其人，李斯杀了韩非子。法家用人的原则是“用人之自为，不用人之为我”（《慎子·因循》）。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利用别人而为自己的私欲服务的时候，不要相信别人做事是为了自己好。李斯看人时都看到人自私阴暗的一面，他劝谏秦王要相信所有效忠秦王的人不是为了秦国好，而是希望从秦国拿到自己的俸禄。所以秦王就靠土地、赏赐、官职，包括刑赏来驾驭天下。法家重视法、术、势。什么叫“势”呢？国君要高高在上，把握好自己的权势，不要轻易地给手下。“术”就是用一些心术，也是我们现在说的阴谋技巧来驾驭臣下。比如发现了赵高违法，要把赵高拉下去处死，赵高就马上求情，一求情就饶他不死，下次一起追究。总是通过恩威并施的权谋，让手下人敬畏，这是很可怕的，手下人自然跟他之间没有恩德。
秦始皇在任用害死韩非子的李斯前，曾任用了将他扶上王位的吕不韦。但吕不韦功高盖主，当时天下大事都报告给吕不韦，而不报告嬴政，所以秦始皇把吕不韦杀了。后来，秦始皇任用了他认为对自己忠心耿耿的赵高，谁知道他一死，赵高就篡改诏书，杀了扶苏，立了一个很不争气的胡亥。胡亥即位后吃喝玩乐，赵高觉得控制不了，就又杀掉胡亥，立了王子婴。秦始皇当初根本不会想到，在他死后这些人控制了国家的局面，全因他们之间没有什么君臣情、知遇之恩。
秦用恶人，看似能够驾驭，但绝对不可信用。中国人强调的诚信，包括不欺己、不欺人。
曾国藩讲自己立身，要不妄语，不胡说八道。妄语有两种：第一是吹牛，第二是有些事情不能轻易地去讲，做不到的事情不要去说。“天地之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贤人之德业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之也。”（《曾胡治兵语录·诚实》）国家之所以能够站立，社会之所以能够和谐，就是因为政府的信誉在做担保，现在出现一些社会问题，就是因为一些人或一些群体缺乏一种信誉。有时候官员说的话，老百姓不一定相信，和社会诚信的丧失也有关系。
正是因为“诚”，曾国藩*从一个农民之子变成了影响一个时代的人，那么多人团结在他周围，那么多人在最危难的时候陪伴在他左右。当时太平军力量非常大，除了他的军队，中央军几乎抵制不了。与其说曾国藩靠的是朝廷给他的司令员的名分，还不如说基本上完全靠自己的威望。
*曾国藩（1811—1872），初名子城，字伯涵，谥文正。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者。
我们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评价的话，曾国藩做到这一点，靠的是什么？人格魅力。假如他想办个公司，有了董事长的头衔，但在他没有资金、没有技术的时候，想让别人跟着他干，靠的是什么？就是他的信誉和诚实、诚恳。那时候不像现在做生意还有点设备、厂房、资产等，也不是开公司不行最后赔点钱这么简单的事情。曾国藩什么都没有，而且那些人是明知跟着他可能送死，最初的时候他总打败仗。太平天国运动很激烈，他辛辛苦苦培养了一支部队，就像我们现在拿了几十万、几百万装备了一个部队，一仗打过去，全军覆没了。但即便如此，还有那么多人跟着他走，这就很值得研究的。所以我们要善于学习，不光向自己的朋友学习，向自己的同学学习，更要善于向自己的对手学习，向历史上优秀的人物学习。
我们姑且不论现在的历史书把曾国藩定位成反面人物，他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成功的经验，而他的经验就是“诚”。他说：
勤字可以医惰，慎字可以医骄，此二字之先，须有一诚字以立之本。立意要将此事知得透，办得穿，精诚所至，金石亦开，鬼神亦避，此在己之诚也。（《复贺耦庚中丞》）
勤奋可以治疗懒惰，谨慎可以治疗骄纵。但这之前一定要有“诚”，没有“诚”，他勤不起来，正因为他对事业有那种热忱，然后他才能勤奋；正因为他对自己的事业如此敬重，如此珍惜，他才能谨慎。对自己的东西不珍惜，就谨慎不了。
中日甲午海战的时候，日本人派他们的军人来中国，就像我们现在海军交流似的，结果他看到了清朝的水兵，把洗完衣服搭在炮杆上，弄得军舰脏兮兮的，他马上知道这支部队没有战斗力，对自己的军舰都不爱惜。想想一个军舰在海上的话，它就是士兵全部的身家性命，它沉下去了，一舰的人都活不了。所以，现在的解放军要求把床单铺得特别整齐，然后把被子叠得跟切出来的豆腐块一样，天天这样做，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这是在养成一种习惯，就是对待任何事情都要一丝不苟，对待任何事情都要很谨慎、慎重，即便自己的内务也要如此，虽然看着是一件小事，但这是一种作风，实际它也是部队的战斗力。
只有重视一件事情的时候，他才能谨慎对待。有时候有同学申请奖学金，填表填得特别仔细；有时候给老师交作业，作业就画得龙飞凤舞，甚至有的连自己名字都不好好写。做学生的时候就应该好好地练习，至少要把自己的名字练好。因为，他的名字就代表着他自己，把名字练好、签好实际上是对自己的尊重。他自己不尊重自己的时候，谁还能尊重他人呢？曾国藩说，正是因为“诚”是勤和慎的前提，我们要想做事，立意就是想问题、思考问题，要想此事吃得透，办得成，精诚所致，金石亦开，一定要把诚实问题解决了。鬼神亦避，此在己之诚也。
胡林翼是曾国藩的得力干将，也说：
唯诚信之至，可以救欺诈之穷。欺一事，不能欺之事事，欺一时，不能欺之异时。不可不防其欺，不可因欺而随心所办之事，所谓贞固足以干事也。（《曾胡治兵语录·诚实》）
这句话翻译成现在的话怎么讲呢？一个人可以欺骗所有的人，可以在一个时间欺骗所有的人，或者说一个人可以永久地欺骗另外一个人，但他不能在所有的时间内欺骗所有的人。就是这个道理，这就告知后人不要耍小聪明。诚实的人面对欺骗的时候，是痛苦的，但是他的诚实不会因此而减少；聪明的人受了骗，他也是痛苦的，但他有时候聪明会因此而增多。
大家觉得应该做一个诚实的人还是聪明的人呢？诚实的人，有真正的大智慧、大胸怀、大格局，但是看起来木木讷讷的，好像总吃亏，其实最后他反而得到的最多。相反，那种跳梁小丑、脸上写着“聪明”的人，往往成为最后的受害者。王熙凤这么聪明的人尚且如此，大家哪一个可以跟她相媲美呢？所以，我们与其聪明不过别人，倒不如在诚实上比别人做得更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