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瓯北诗话·陆放翁诗》）
这是陆游的诗风，也是通常一个人的人生三变：少年时，追求的是藻饰繁华，哪里热闹往哪里去。中年时境界一下子开阔了，开始追求一种壮阔之美，哪里博大往哪里去。晚年时的心态平和了，追求恬淡，哪里安逸就往哪里去。“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心态总是在变化，慢慢地从藻绘到宏肆，再到简约平淡。
那么，什么是简约？简约是少了很多装饰，洗尽铅华，变得纯粹而朴素，实际上是在追求一种宁静、平和之美。我们这里讲的，并不是指外表的装饰花哨抑或朴素，而是在讲人内心的简约。
为什么正心要追求简约呢？因为有时候人面对的选择太多，导致其内心无法端正、常常痛苦、做事迷茫。欲望太盛，想得到所有的东西却又无法得到，内心就会痛苦。人要简约，就是要让自己心里面能够做到“放下”。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会越来越发现自己可得到的东西越来越少，而自己需要放下的东西越来越多。在这个时候，人就应该成熟起来，要能够明白什么是可以追求的，什么是必须要放手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人对社会、国家、家庭应当担负起的责任就会越来越多，一定要放下许多的欲望，真正地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中国文化善于在百姓日常生活中见出真正的道理。讲简约，首先便是要落在安于俭朴宁静的生活层面上来。只活了33岁，却对唐代学术很有影响的王通，在《文中子·关朗》中讲：“不勤不俭，无以为人上也。”是说如果他不能勤劳，不能俭朴，他就成不了人上人，这说得很直接，把俭朴作为励志的动机，把辛勤作为成事的手段。*
看一个人的德行如何，不是在灯红酒绿之间，而是要在其走投无路的时候、人生处于迷茫的时候，看他选择什么、追求什么。儒家讲“君子固穷”，这才足以见其德行。前面我们讲，孔子称赞颜回安贫乐道，又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不是合乎道义而得到的富贵，就像过眼浮云一样。这就是儒家称道的“君子固穷”，君子能够在穷困潦倒的时候，坚持自己的道义，坚持自己的理想。君子固穷，坚守的正是一种简约的生活。在简约的生活中，能够透露出一种一般人难以企及的修为。
*全稿共诗八首，均刊入《剑南诗稿》第五十五卷。
诸葛亮《戒子书》也说：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
他把俭朴视为养德的方式。真正想要提高自己的修为，就要宁静下来，这个“宁静”不是单指身体安静下来，而更是指人的心中要宁静。在与人交往的时候，在做事业的时候，要知道什么是自己不能做的，什么是自己必须放下的，这就叫“静以修身”。“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人的欲望很容易放纵，放纵了就难以约束，要能够固守心性，这就是“俭以养德”。
从明朝开始，知识分子对富足、富贵的向往与追求开始变得强烈起来。“三言”“二拍”里经常写到知识分子或是与仙女喜遇、或是出海巧遇、或是前世积下阴德，然后荣华富贵起来。这说明中国人开始敢于把对金钱富贵的追求讲出来了，不再隐藏，走到了很实际的层面。但这种追求不能太强，更不能成为内心中的一种欲望。在现实中，许多人已经变得无所事事、不思努力。社会即使向功利化、商业化的方向发展，还是要让自己的内心简淡下来，让“简约”成为自己的信念，放下很多名誉、欲望的东西，回到平淡、宁静的心境里，即便不为别人，也是为了自己。
在日常的生活中保持简约，是为了修养德行，它关系到现实的层面，即小到个人的成败，大到国家的兴衰。韩非子也讲：
侈而惰者贫，而力而俭者富。（《韩非子·显学》）
说贫和富完全是靠他自己的作为，懒惰而又奢侈的人就会贫穷，勤劳而又俭朴的人就会富足。这个观点也是和韩非子的治国思想相联系的。韩非治国的思路和儒家的治国思路不同，儒家讲“不患寡而患不均”，即是追求贫富的差距不能太大，做到公平就可以了。但是韩非认为如果国家的制度制定好了，一个人能合于规矩地致富，那是能力的体现，如果还有贫穷的人的话，就说明这些人非常懒惰。
韩非认为贫穷不在于制度，而在于个人，贫穷的人都是咎由自取。他强调了人的努力，这一点是很有见地的。孔丛子也认为“不取于人谓之富，不辱于人谓之贵”（《孔丛子》）。何为富贵？富，是不取于人，只要他做的任何事情、得到的任何利益，都是堂堂正正靠自己的努力得来的，不是从他人处乞求而得，这就是富足。贵，即是不被别人侮辱，很多时候人是自取其辱，自己先丧失了尊严，然后别人才能来侮辱他。什么样的人最好管理？鲁迅曾说，那些想得到而还没有得到的人是最好管理的。人有想得到的，就是有欲望，只要有欲望就会被利用，想得到的就成为其受到牵引、受制于别人的把柄。
简约，对于一个国家也是至关重要的。李商隐是一个敏感的诗人，他在迟暮的晚唐间阅尽王朝兴衰，《咏史》诗中感慨道：“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我们观察中国各代的历史，兴衰成败，兴盛常常是来自勤俭，败亡常常是来自奢侈。
周朝时期，周文王就是能够与民同乐，最初只有几十亩的地，后来也得了天下。汉高祖刘邦最初攻下秦都咸阳，便与民约法三章，范增评价他是“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史记·项羽本纪》）。这就是在成功之后也很能控制自己的欲望，保持了勤俭。到东汉的时候，光武帝刘秀坐天下，宫里后妃们穿的衣服和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而刘秀自己穿衣也是最俭朴的。在唐朝初期亦如此，唐太宗很勤政，长孙皇后的衣饰和丫鬟的衣饰也很简单，魏征还曾因此谏言。
一个国家要稳固、要兴盛，都要讲勤、俭两字，这在每一个朝代之初都很明显。而当国家到中叶之后，就不能再保持这种勤俭了，反而开始修建宫阁楼台、对外穷兵黩武，国力很快衰弱下去，即使变法图强，也很难再将那些臃肿的机构、杂多的人员裁撤掉，很难把那些繁文缛节、苛捐杂税削减掉，积重难返，最后就是亡国的结局。欧阳修说：“祸患常积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新五代史·伶官传序》）每一件溺爱的东西，每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过失，每一次生发的哪怕再微小的放纵的欲望，都是对自己心性的束缚，都是祸患的积累，能不谨慎吗？
中国人在制定家训的时候，常出现一句话，就是“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朱子家训》），便是告诫子孙们在日常生活中都培养这样一种警惕心，希望他们能够过着简约的生活。只有简约才能立身，才能兴家，才能保国。
现在与古代不同，要求也会有所区别，但是对于每一个人来讲，心中不要有那么多的物欲，不要有那么多的杂念，做到简约，不要那么复杂地生活，少些装饰，少些做作，少些算计，让内心安静下来，静静地体验自然的优美，体味家庭的幸福，体味独处的乐趣，看似并没有灯红酒绿式的辉煌，但这其中的安逸祥和，却是权位、名利和财富换不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