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党报在群众工作方面的成功经验，不仅体现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中和中共中央的有关重要文献中，而且体现在重要党报党刊的具体实践中。可以说，中共重要党报在自身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
一、中共早期报刊群众工作经验
中国共产党一直非常重视党报工作，无论是成立前夕还是成立之初，都创办了大量的报刊。尽管这些报刊在型态上还不是很成熟，但是在群众工作方面都很重视，而且积累了不少经验。具体而言，中共早期报刊在群众工作方面的经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早期中共党报自创办之初就强调党报与人民群众的特殊关系，认为党报既是党的喉舌，也是人民群众的喉舌。《先驱》的发刊词中说：“本刊的任务是努力唤醒国民的自觉，打破因袭、奴性、偷懒和依赖的习惯而代以反抗的创新的精神，使将来各种事业，都受着这种精神的支配而改变。”《向导》的发刊词中说：“本报同人依据全国真正的民意及政治经济的事实所要求，谨以统一、和平、自由、独立四个标语呼号于国民之前！”《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中说：“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红旗日报》宣言中说：“本报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同时是中国广大工农劳苦群众之唯一的言论机关。”为了更好地反映群众的呼声，除在版面上重视报道群众生产生活和革命斗争内容外，党报党刊工作者还深入群众，并积极投入到群众斗争中去。《劳动周刊》当时有七位编辑，平时每天留一人在编辑部，其余六人深入到基层，参加群众斗争。《劳动界》在第2、3期用大字刊登《本报欢迎工人投稿》启事，从第3期起建立《读者投稿》专栏，到第19期时已刊登工人来稿30余篇。《布尔塞维克》设有“读者之声”专栏，而《红色中华》的《读者通讯》专栏则是专门发表读者对报纸的批评建议，该报文艺副刊《赤焰》是应读者来信要求而设置的。《上海报》创刊初期，它是公开的，有公开的通信地址，每日收到读者来稿来信50件以上。
几个月后，它不能公开活动了，但仍然坚持在工人中发展通讯员。从1929年4月到12月，它有通讯员62名，其中工厂53名，农村1名，学校8名。到1930年4月，增至76名，其中工厂61名，农村1名，学校13名，新闻记者2名。它给通讯员发过一个《采访须知》，这个材料长达4800多字，对于什么是新闻、本报需要什么新闻、采访需要做哪些准备、怎样采访突发事件、怎样记叙、怎样处理新闻材料等，作了详细的解释。《上海报》还在上海市的各区派有特派员，他们的任务是联系通讯员、帮助通讯员写稿和收集通讯员提供的稿件和材料。此外，工会和其他革命团体，还帮助《上海报》发展通讯员，并提供稿件。《红色中华》通过加强群众性通讯网建设，使通讯员从200多人增加到400多人。还聘有特约通讯员。红色中华社设有通讯部，负责联系通讯员。在报纸上开设《写给通讯员》、《通信生活》等专栏，指导业务，交流经验；还组织通讯员来报社进行通讯、校对、采编、编辑等实习，由报社提供膳宿纸笔书籍。
《红星报》编辑部只有三五人，却拥有一支500多人的通讯员队伍，报上辟有《通讯员》专栏。除了创办一批专门以普通群众为对象的报刊外，中国共产党创办的机关报刊也非常重视内容的通俗化。针对农村根据地文化落后，文盲众多的情况，《红色中华》、《工农日报》等把通俗化作为办报的一条指导方针，尽力做到工农群众能看能懂。各地还普遍组织读报小组，夜校识字班，部队、工厂、乡村俱乐部（列宁室）把读报作为一项经常性活动。在不能公开发行的时候，《布尔塞维克》、《红旗周报》等曾用伪装封面的办法销售一部分，后来很多党报都建立了自己的发行网，秘密发行。1929年《上海报》在公开发行受到国民党政府打压之后，被迫转为秘密发行，建立自己的发行网，雇专人送报。同时，在各区设立代派处，以便及时送报。《上海报》自办发行网在报纸派送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据有关资料表明，以1929年12月为例，最高销量为3600份。其中：外埠650份；本市通过自己的发行网秘密发行950份，马路上公开或半公开（夹在其他报纸中）售出2000份。1930年5月10日，《红旗》第100期发表《党员对党报的责任》一文，提出党员必须担负起工农通讯员、发行工作、阅读党报三种责任，文章指出：“每个党员必须认真推销党报，尤其帮助建立全国全省发行交通网，是自己的一种天职。
要使党报经过发行交通网的传递，达到支部中去，更推销到群众中去，不仅是负发行工作的责任，而且是每个党员的责任。”1931年中共中央成立出版部，领导报刊、书籍、小册子及其他宣传品的出版与发行工作。同年3月5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建立全国发行工作决议案》，《决议案》中“中央常委特别唤起各省委及一切地方党部的注意，必须立即成立发行部或发行员。自省委直到群众建立整个发行网。”
二、延安《解放日报》群众工作经验
延安《解放日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于1941年5月16日在延安创刊。由《新中华报》与《今日新闻》合并而来，日出对开一大张。
1942年8月起兼任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报。1947年3月14日随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到陕西子长县史家村继续出版，当月27日停刊。虽然延安《解放日报》只存在了6年，但是其留下的办报经验是非常丰富的，特别是在群众工作方面。具体来说，延安《解放日报》群众工作方面的经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强调“群众性”是党报的重要属性
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改版，并在《致读者》的社论中指出“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是党报的四大特性。如何实现党报的群众性呢？社论指出：党报要“密切地与群众联系，反映群众的情绪、生活需求和要求，记载他们的可歌可泣的英勇奋斗的事迹，反映他们身受的苦难和惨痛，宣达他们的意见和呼声。报纸的任务：不仅要充实群众的知识，扩大他们的眼界，启发他们的觉悟，教导他们，组织他们，而且要成为他们的反映者、喉舌，与他们共患难的朋友。”
（二）重视并系统论述党报通讯员工作
1942年8月25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展开通讯员工作》的社论。当时《解放日报》虽有400多位通讯员，供给报纸二分之一的消息和部分通讯，但地方消息、机关通讯依然十分匮乏，通讯工作仍不令人满意。所以社论开篇便提出通讯员对于党报的意义：如果没有广泛的通讯员，没有参加实际工作的、生活在群众中间的党与非党的通讯员，报纸是不可能办好的。做通讯员工作是边区每个党员和实际工作的同志的义务。《解放日报》是党的报纸，也是群众的报纸，需要有生活在广大人民中间的、参加在各项实际工作里面的群众通讯员。各方面要给通讯员以指导和帮助。为党报写稿，做通讯员，关心与帮助通讯员的工作，不仅是报社对于每个同志、每个工作机关的希望与要求，同时也是每个同志、每个工作机关的责任与义务。社论最后号召：“展开通讯员工作，让我们共同努力，在普遍的、健全的通讯网上建立党报的支柱。”这篇社论在中国共产党党报史上较早系统地论述了通讯员的工作。在基层党组织的协助下，《解放日报》向陕甘宁边区和延安市派驻特派记者，地委设立了报社通讯处。特派记者除担负报道任务外，还要培训通讯员，做工农兵稿件的“理发员”。经过两年的努力，《解放日报》建立了广大的通讯网，到1944年1月，边区有通讯员近2000人，其中工农兵通讯员占1100多人，形成了“主力”（记者）、“民兵”（基干通讯员）和“自卫队”（通讯员）三位一体的党报工作队伍，使党报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得到了切实的贯彻。
（三）多渠道广泛征求群众意见
在1942年改版期间，从2月至4月，围绕改版这一中心议题，《解放日报》在报纸第三版“信箱”专栏连续发表读者的批评和建议。记者莫艾采写了题为《本报革新前夜访询各界意见》的调查报告，发表了25种类型读者（包括听者）对报纸的看法。在版面上增加了很多互动性的栏目，譬如第四版的《问答》、《大众习作》、《编辑室》、《来稿摘辑》、《读者往来》等栏目，有利于作者、编者、读者之间的交流。在1944年1月11日创刊六周年社论中说：“我们的报纸和人民和读者是相连的，我们是不能离开人民而生存的。我们的缺点还很多，愿在这里感谢亲爱的读者朋友们，在这纪念本报六周年的时候，写给我们很多宝贵的意见。我们将竭尽自己的力量，从工作上来回答读者诸君的厚爱，并希望时时给我们批评和帮助！”
三、重庆《新华日报》群众工作经验
作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创办的大型机关报，《新华日报》于1938年1月11日在武汉创刊，日出对开一大张，同年10月25日迁重庆出版。1946年春改为中共四川省委领导，1947年2月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至此该报共办3231期，历时9年零1个月。
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重庆《新华日报》积累了特殊的办报经验，就群众工作经验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系统阐述党报群众观点
重庆《新华日报》编辑部在1947年1月的《读者意见总结》中在谈到《新华日报》的方针时说：“《新华日报》的立场和任务既然是为人民服务，因此，《新华日报》的方针是‘与实际结合，与群众结合。所谓与实际和群众结合，就是从实际和群众中来，而又到实际和群众中去，也就是在编辑业务和发行业务上建立群众的观点。”那么，如何建立群众的观点呢？《总结》从四个方面进行了具体论述：第一种群众观点是“视报纸为人民的武器并交给人民使用的认识”。《新华日报》“应该首先是中国人民与反动派进行全国范围内宣传斗争的武器，是帮助全国人民每天了解世界动态、国内动态、解放区动态的最重要的武器。交给人民来使用，这就是说，所宣传的应该是人民心里想的，口里说的，手里做的。也就是说，替人民讲话，讲人民的话。”第二种群众观点是“坚持以前进分子为骨干而又团结广大中间落后分子的认识”。《新华日报》“应该以全体人民为对象，反映全体人民的情况和情绪，所谓人民的全体，就是少数反人民的集团以外的一切阶层的人民，而不是仅仅以前进分子为对象。”第三种群众观点是“坚持以提高指导下的普及为主而又在普及基础上提高的认识”，“提高的指导就是建立舆论权威，在政治思想上起教育和领导作用，因此，所谓提高，就是在思想意识上向无产阶级的水平提高；普及的基础是人人能够读，人人读得懂，因此，所谓普及，就是在文化水准上向广大工农群众的文化程度降低。
这在形式（语言文字）和内容（思想感情）上都要兼顾。”第四种群众观点是“坚持以政治为中心而又能多方面为人民服务的认识”。《新华日报》“必须严格服从政治的任务，必须在许多具体问题上，提出明确的政治主张，来提高人民的政治认识，在人民中进行基本的政治教育，以求得全国人民在政治上和精神上的团结一致。但是，人民群众的生活是多方面的，是丰富的，复杂的。人民群众这种多方面的生活虽然都要服从政治，但并不等于政治。因此，报纸的形式和内容必须充分反映人民群众的多方面的生活，甚至政治以外的生活。适应人民群众多方面的需要，即使是枝节的琐屑的需要。”对党报群众观点进行系统论述，这是之前的报纸少见的。可以说，重庆《新华日报》的群众工作已经实现了从实践到理论的升华。
（二）重视调查并善于接受批评
为反映人民群众的愿望，重视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新华日报》辟有《大众信箱》（后改称《读者信箱》）专栏，并在报上刊载“读者意见表”，还组织读者会。不仅如此，《新华日报》每逢创刊周年之前，都要集中进行征求读者意见的活动，不断改进报纸工作。1942年1月，在征求读者意见时，对读者成分进行了调查。原来估计读者中知识阶层的人占多数，但调查结果表明，工人占读者的70％，其次是青年学生，占第三位的是国民党机关中的下层公教人员和职员。报馆及时向南方局作了汇报，编辑部的同志则依据这一情况和读者意见，开始研究改进报纸工作的问题。为了更广泛听取读者的批评意见，《新华日报》曾经在报纸上发表社论恳请读者批评。1942年5月23日就发表重要社论《敬告本报读者———请予本报以全面的批评》，诚恳表示：要“倾听各党友人、各界先进和广大读者的批评”以改进报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