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鸿隽在倡导科学的人生观的同时，也强调各种人文知识对于塑造国民性格的重要作用。《科学》杂志是以传播自然科学为职志的学术性刊物，在其“例言”、“缘起”和“发刊词”中，贯穿着任鸿隽的总体思想。“例言”中称：“美术音乐之伦虽不在科学范围以内，然以其关系国民性格至重，又为吾国人所最缺乏，未便割爱，附于篇末。”他阐扬科学的人文价值，但又对科学价值的意识形态化和社会功利化保持着高度警惕。与倡导“科学救国”的思想家们不同，任鸿隽首先承认科学是知识的正确来源，从科学作为认知工具的意义上理解和接纳科学。面对因过分强调科学的社会价值而忽视科学自身发展的倾向，任鸿隽可谓喜忧参半。其喜在于，在“还不曾享着科学赐福的中国”，这种倾向具有扩大科学影响和捍卫科学地位的作用；其忧在于，这种偏执可能会导致清谈乃至贻误科学的不良后果。他认为，唯有“研究所之成立，乃能由空言而进于实行也。”为此，他敦促同仁脚踏实地从事科学研究。为了澄清人们关于科学的模糊认识，他于1918年归国后便写了《何谓科学家》一文，指出科学家不是文章家，不能只会掉弄文字，而不会做试验搞发明；科学家不应只图个人财利或社会功利而漠视科学法则，科学研究实践过程是培养真正科学家的唯一途径。文章还阐明了研究与发明的区别及研究的重要意义所在。之后，他更是全力以赴于科学研究所的设立，扶助和奖励科学研究。在他和其他同道的不懈努力下，近代科学研究机构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这不仅使有志于科学研究的归国留学生有了用武之地，而且也对科学的社会体制化具有开创之功。
在近代“国将不国”的危机中，作为一个极具忧患意识的科学事业者，任鸿隽必然要将救国作为一种政治理想。不过，与许多“科学救国”论者不同的是，他始终致力于科学自身的发展，积极倡导“为科学而科学”。这看似矛盾，实际上是要努力实现科学发展与救国理想的统一。在他看来，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固然是缺乏近代科学，但必须正确认识科学与富国强兵之间的关系。他说：“科学之功用，非仅在富国强兵及其他物质上幸福之增进而已，而于知识界精神界尤有重要之关系。”与他有同样救国理想的数学家胡明复也主张，“提倡科学，以养‘求真’之精神。……此为中国应究科学之最大原因。若夫科学之可以富国强兵，则民智民德发育以后自然之结果，不求而自得者也”。因为，真正的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动力不是外在的功利，而是内在的好奇心。这也是科学首先出现在西方的主要原因。救亡是近代中国的时代主题，特殊的国情决定了科学界不可能像西方那样标榜“为科学而科学”。
不过，如果一味强调科学的社会功用，无视科学自身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那么，“科学救国”的理想就会流为空谈。也就是说，如果仅把科学当作一种富国强兵的手段，而不懂得从根本上促进整个科学事业的发展，其结果只能是重蹈洋务派的覆辙。基于这种认识，他反思自己早年为制造炸弹而主攻化学是急功近利之举，并不了解科学之真谛。科学是关系着立国建国和强国兴国的长效性事业，急功近利之举和因噎废食之论，都无裨于科学效用的正常发挥。任鸿隽主张“为科学而科学”而又心系“科学救国”，既尊重科学自身发展规律又不放弃科学对国家的责任。此种对科学发展与救亡图存之间关系的正确体认，颇值得当今“科教兴国”的践行者们深长思之。
二、殊途同归的科学救国与革命救亡
任鸿隽是由一个革命救国的追随者，转变为坚定的科学救国信仰者的。他将促进科学发展作为奋斗终生的事业，完全是为了适应国家和民族的需要。他所热衷的科学救国事业，在促进近代中国的民族解放和现代化进程方面，与当时的革命救亡运动有着殊途同归之效。
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妥协和政府的腐败无能，迫使进步知识分子自觉地组织起来，担当起救亡图存的责任。由于自身阅历、教育背景及其个人偏好的不同，他们对救亡图存的道路有着各不相同的选择，有的直接投身于政治斗争，有的则把学术当成了救亡的武器。在政治革命的努力失败之后，倾向于“学术救国”者不乏其人。通过对中西社会的对比研究，他们认识到，中国的民族危机不仅是外国侵略者带来的，更主要的是中国社会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落后造成的。要挽救国运，仅靠发动民众抵御外侮是不够的，只有把中国变成像西方国家那样的现代化强国，才能获得国家的独立与富强。蔡元培指出，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都是通过发展教育事业而使其国势转弱为强的。因此，“吾人苟切实从教育入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明确提出了“教育救国”的思想。留学美国的任鸿隽，亲眼目睹了异邦之强盛，而知“芸芸众生所托命者，其唯科学乎，其唯科学乎”！从而发出了“科学救国”的呼唤。他们的进步性在于，能够较早地体悟到教育与科学对国家强盛的重要性，并将其作为毕生事业。然而，历史告诉我们，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他们的理想是不易实现的。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了社会革命的必要性。他认为，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严重桎梏，只有通过政治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一个真正独立和民主的国家，才能确保科学事业的顺利发展。1923年，恽代英论述了科学发展和社会革命之间的关系。他说，“我们并不反对人学技术科学。但是我们以为单靠技术科学来救国，只是不知事情的昏话”。因为“政府只知打仗，只知抢钱，只知逢迎外国人，全不肯用这些人做这些事。在这种政府之下，再有几百几千个专门技术人才，也仍然找不着正经事做，也仍然做不出正经事来。他们怎能讲甚么科学救国呢”？所以，“技术科学是在时局转移以后才有用，他自身不能转移时局。若时局不转移，中国的事业，一天天陷落到外国人的手里，纵有几千几百个技术家，岂但不能救国，而且只能拿他的技术，帮外国人做事情，结果技术家只有成为洋奴罢了”。他认为，在当时秩序混乱、百业不兴的环境下，政治革命比科学救国更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
由于阶级和认识的局限性，任鸿隽虽在反对封建主义和鼓动思想革命方面能与马克思主义者结盟，但在对政治和经济革命的认识方面，又表现得相对保守。在中华民族危在旦夕之际，他依然反对学生走出书斋，投入救亡图存的革命斗争，认为“维持几个重要的教育文化机关，比多买几架机关枪或飞机要重要得多”。他的基本立场是，“有政府胜于无政府”，“改善政府总比推倒政权为更经济的办法”。因此，反对使用革命手段推翻现存政权，希望蒋氏政府能够创造一个统一的局面，发展科学和教育事业，积蓄物质力量，并通过科学方法的运用和科学精神的培养，提高国民素质，建设廉洁高效的政府，进而团结御侮，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为此，他曾遭到一些激进人士的批评，并被指为“右派”。而他依然从学理上对“右派”和“左派”进行区分，申明其政治见解的合理性。
1933年，徐炳昶在致傅斯年的信中，把任鸿隽等曾支持政府不抵抗政策的人士归为“右派”。任鸿隽就此申辩道，“就普通常用的意义说，‘左派’是指世界主义的，社会革命的，激急改进的，而‘右派’则是指民族主义的，少数专制的，维持现况的各等分子。至于谁是激烈，谁是温和，却不能作左右派的分别，因为右派的分子，也不少采取激烈的手段以推行他们的政策的，……又反对政府或维持政府，也不能作左右派的分别，因为这要看政府当局的属于某派”。在徐先生看来，右派的人是根本不主张战争的，且对国民党政府采取了同情的态度。而事实上，他们这样做是有自己的原则立场的。当初之所以支持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是希望通过外交谈判达到“取消满洲国，恢复领土及行政主权的完整”的目的。然而，结果却是令人大失所望，日军步步进逼，领土相继失陷，这与他们的初始希望相距甚远。在这种情形下，他们才转而督促政府坚决抗战。他声言，他们之所以不轻言以武力解决问题，是由于“理智上的训练”使然，并非为了附和政府。尽管他极力标榜自己是本之于客观理性的精神，做出反对武力并支持蒋氏政府选择的，以为这样就可以避免革命，从而发展科学，拯救国家，不过，这也恰恰反映了他不切实际的一面。
虽然任鸿隽服膺“科学救国”，而对革命采取保留态度，然而，正如戴逸所说：“20世纪众多的思潮和主张中并非只有对立的方面，也有着彼此呼应、相互影响的方面”。他为实现“科学救国”理想所做的努力，客观上起到了反对封建主义、促进国民觉醒的作用，呼应了革命救亡运动的主题。其追求民族独立与人民民主的愿望，与主张革命救亡者是一致的。为了争取民族独立，他呼吁政府和军队担当起抗战的责任，并主张用科学精神塑造人格和国格，形成一个同仇敌忾、一致对外的局面；为了适应“建设大后方，以为抗战根本”的需要，他放弃了坚守多年的疏离政治的信条，“基于民族大义”，接受了国民政府征召他为四川大学校长的任命；为了发展国防事业，以应抗战之急需，任鸿隽不顾美国董事的反对，主张不计成败得失，甚至不惜动用基金会本金，勉力资助科学事业的发展。为了推进民主化进程，他倡导科学精神，反对封建专制，以改变国民普遍存在的愚昧落后心理；他坚持自由主义的批判立场，撰文抨击国民政府的腐败、私斗及对人民利益的漠视，以促其朝着廉洁、高效、民主的方向发展；他虽然不能认同于共产党的激进革命手段，但当国民党反动派于抗战胜利后发动内战、摧残民主时，他不顾特务横行和白色恐怖的威胁，支持共产党在科学工作者外围组织中争取民主的斗争。由此来看，他的“科学救国”努力与革命救亡运动，实有殊途同归之效。因此，我们在充分肯定革命救亡的无可替代作用的同时，对“科学救国”的进步意义也应予以客观的肯定。
大致说来，任鸿隽“科学救国”思想的历史作用主要表现在：第一，在科学备受冷落、基础薄弱的中国，积极宣传科学的历史作用并促进科学事业的发展，强化了国人尊重科学、崇尚科学的思想意识，为后来科学事业的发展与进步奠定了基础。第二，以科学知识、科学方法与科学精神启迪民智、宣扬理性，对全社会进行启蒙宣传，使人们认识到科学在人类思想解放进程中的巨大作用。第三，心怀救国宏愿，而以发展科学事业为本，着意追求救国理想与科学发展的统一。第四，阐明了科学与国运的辩正关系，同时肯定了科学的认知价值和人文价值，有利于消除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隔阂。第五，在革命救亡已成时代主流的情势下，任鸿隽依然反对科学家直接参与政治救亡运动，虽然显得不合时宜，但从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需要一个渐进和积累过程，需要尽量保持必要的连续性这一角度而言，他对“科学救国”理想的执著又不乏启示意义。
[作者简介：侯春燕，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