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正像电视具有两面性一样，对布尔迪厄的解读也是多元的。徐友渔就提出：“值得指出的是，布尔迪厄的书本身也表现为一个悖论。他应法国电视台之邀作了两次讲座，他的书就是根据讲座的内容修改、整理而成。正是因为电视的影响力，《关于电视》一书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使得该书长期名列最佳畅销书排行榜之首。也许有人要问，布尔迪厄是在对电视作批判，还是与电视共谋？在这里，我们必须承认电视的两种两面性，它既提供了信息，又可能遮蔽思想：它既体现了话语霸权，又提供了反思和批判的机会——如果没有电视，我们怎么知道布尔迪厄对电视的批判呢？当然，布尔迪厄对两个方面都有遭遇和体会，看来，电视的正面和负面作用，与它是处在垄断和竞争状态下很有关系。”
这里，“布尔迪厄是在对电视作批判，还是与电视共谋”的问题提得十分有趣。我们认为，知识分子的拒绝电视应该是指拒绝电视的商业化和庸俗化，拒绝自己可能会因在电视上露面而成为这种商业化和庸俗化的傀儡或帮凶。但是，知识分子，包括可以称作大家的知识分子不应拒绝将电视作为一个平台，一个鼓吹启蒙，启迪民智的平台。提出“剧作家的真正关怀在哪里？电视人的真正关怀在哪里？”的剧作家张宏森写道：“鲁迅先生的一生，都致力于揭示中华民族的国民性，他的《呐喊》和《彷徨》多么希望给当时麻木的心灵敲响重槌；然而，尽管如此，《呐喊》也罢，《彷徨》也罢，当时的总印数也不足几千册。
如果鲁迅先生生逢今世呢？他有力的呐喊声定然不会放过这个一夜之间传遍各个角落的现代传播媒体。现在，手段和媒体正摆放在我们面前，从物质条件上说我们比鲁迅先生优越了许多。优越的条件呼唤的不仅是文化守灵人，它更在呼唤慷慨高歌的文化开拓者。所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都应该重视并重新评估现代科技手段和现代传播媒体在实现文化思想中所发挥的力量。这种力量也许会重新构建出当代中国大文化的崭新模型。”事实上，国外一些学术大家像布尔迪厄一样，并没有把媒体视为学术的对立物，而是将媒体作为学术表达的一个话语系统，并发表了不少真知灼见。比如著名的英国广播公司的瑞思瑞思于1922年任英国广播公司总经理，自1927年至1938年担任董事长，对英国广播业发展贡献良多。系列演讲，像汤因比、萨义德等人，就曾在这个平台上作过著名的演讲。特别是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一书，就是他在1993年的瑞思系列演讲，其中那种知识分子的不屈不移、卓然特立的风骨典型跃然纸上。
从常常被研究者引经据典的一些西方学界的大家的学术经历和学术成果来看，考察他们对电视理论的影响，首先应当注意电视对他们的影响。我们注意到，现代西方学界的不少大家，对传媒的态度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以这样几位“大腕儿”来说：贝尔的传世之作《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发表于1978年，贝尔注意到了电视这种视觉媒介在二战后的迅速崛起，他比较了印刷媒介和视觉媒介在传播效果上的差异，贝尔的结论是，视觉文化虽比印刷文化更能迎合大众的感官需要，从文化的意义上来说却枯竭得更快。哈贝马斯则不同。“20世纪下半叶，由于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卫星电视、因特网等大众传媒的迅速普及，人类社会进入了‘图像世界’。……许多著名学者从幕后走到台前，从宁静的书斋走向热闹的电视演播大厅，直接面对发问的观众和主持人，直接面对纷繁复杂的各种社会问题，侃侃而谈，与在场的和不在场的电视观众即时互动。反响强烈。”哈贝马斯作为西方社会科学界的领军人物，他不仅对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世界上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给予了密切关注和严肃的思考，而且对电视传播在海湾战争等国际重大事件中扮演的特殊角色给予了哲学层面的分析，认为传播媒体史无前例的在场作为海湾战争的三个重要特征之一，不仅造成了战争的知觉方式的变化，而且改变了的知觉方式创造了另外一种现实。布尔迪厄就更是与电视有着“亲密”的接触，他的著名的《关于电视》一书，就是他在巴黎电视一台所作的电视讲座。并且，他开宗明义地宣称：“我选择在电视上讲授这两门课，是想作一尝试，突破法兰西公学院的限制，面向普通听众。”
至于如前所述的“后知识分子”——“电视知识分子”将文化资本转变为经济资本和货币资本，布尔迪厄对此进行的深入分析当然不是空谷足音。美国学者罗斯认为：“作为人文主义者和社会学科学家，我们也已开始认识到通常传授的很难懂的知识是一种符号性资本，在新的专家政治权力结构中可以毫不费力地转化为社会资本。无论在哪里，社会差异总是以教育上的差别来作解释并证明其存在的合理性。在一个由鉴赏力范畴来划分等级的社会不平等世界里，正是经过学院教育积累起来的文化资本使这些范畴合法化，并系统地以无法避免的力量(类似于自然宗教的力量)投资到这种病态的不同等级的鉴赏范围。”这里，实际上涉及了我们经常讨论的“话语霸权”问题。莫小看了“一介书生”们，罗斯的“社会差异总是以教育上的差别来作解释并证明其存在的合理性”的断言说得非常到位。如果说可以将“话语”也可以加上“资本”而产生了“话语资本”的话，那么知识分子在此所拥有的霸权和特权何等了得。
然而，面对“电视知识分子”的频繁出镜和其背后的深刻社会原因，我们的思考不能不变得“形而上”。作为社会思想、意识形态、价值取向、精神信仰的建构者和阐释者，“现当代知识分子与传统知识分子的情形已大不一样。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的调质性已发生分离，产生了许多异质性知识分子，如人文知识分子等。”在美国，“知识分子是否应该成为出现于电视的社会名流？”这一问题成为关于知识分子的讨论的主要话题之一，有人甚至认为趋向于电子大众媒体的知识分子是逃避其各种公共责任的“个体知识分子”，亦即非知识分子。而“早期的法国话语已对法国知识分子不是退却于大学而是退却于媒体提出了质疑。”在我国，“知识分子如何在大众传媒霸权盛行的时代践履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同样也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世纪性课题。
我们认为，知识分子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到底是什么？是自由漂流、独立存在、保持一份清醒，还是随波逐流、得过且过？这种追问永远具有独特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那些在商业化、实用主义、拜金主义等社会思潮充斥日常生活，人们的心理普遍浮躁的今天，仍然坚持自己的学术理想和学术操守的学者，哪怕他们终身没有媒体的光顾，他们仍然应当获得社会的推崇和尊重。而另一方面，提高电视的文化品位和人文力度的关键之一，恰恰在于应该给知识分子提供更多的在电视上出镜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充分利用电视传播这一影响最大的公共空间，将学术话语变为电视话语。这无论是对于知识分子的学术话语的完善和普及，还是对于电视的档次不断上台阶，都是不无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