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电视扮演的特殊角色所造成的科学场和艺术场的原有游戏规则的混乱和迷失，已经让人不以为然，更可怕的是由此而出现的一些制度安排上的变化。2001年夏天，《中华读书报》发表该报记者赵晋华写的《大学人文学科“量化”管理引发争议》的文章，文中披露了三份原始文件——《清华大学文科科研量计算办法》(讨论稿)、《南京大学晋升教授、副教授职务的申报条件》(试行)和《北京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论文奖励试行办法》。赵晋华的文章所使用的被采访者的意见，焦点集中在清华大学的如下规定：“中央电视台和凤凰卫视每个专题节目(20分钟以上) 10分，省市级电视台每个专题节目5分。”学界之所以为此一片哗然，主要针对的是“学者在电视上露脸”能否“得分”。为什么呢？因为“学者不是公众人物，不能以上电视为标准。”事后，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社会科学处处长蔡曙山专门撰文，称赵晋华的文章没有使用7月5日的新材料，而是用了3月上旬的旧规定，可见提供材料者“居心叵测、别有用心”，而撰文者则“无实事求是之心，有哗众取宠之意”。针对学者上电视的讥评，蔡文作了如下解释：“清华大学的文科还包括美术学、新闻传播学等特殊的学科领域，美术学的科研成果有的表现为作品、展品，新闻学的科研成果有的表现为报道、评论，传播学的科研成果有的表现为电视节目等等。”
对此，学者陈平原认为：“将俗称的‘学者上电视’限制在‘传播学的科研成果’，虽有助于澄清事实，却回避了一个关键性问题：如何看待人文学者日渐频繁地‘触电’，以及作为整体的现代学术能否在某种程度上与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媒结盟。”的确，把“上电视”作为成名的捷径也许并非学者的本意，但“十载寒窗无人识，一夜电视天下知”的这种“暴利”，无疑具有极大的诱惑。与“板凳要坐十年冷”的治学要义相比，“学者在电视上露脸得分”“多快好省”的建设和“投入少，见效快”的营生，将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学者的面前：当游戏规则和制度安排都在鼓励专家学者到科学场和艺术场之外去寻找认可与象征资本时，专家学者向媒体的投降甚至献媚是不是有几分无奈？到底是固守书斋，专心致学，还是走出校园，与大众传媒“亲密接触”？
笔者在研究电视批评理论的西方思想资源时曾多次指出了这样一种基本思路：将诸如生产、消费、商品、交换、资本等经济学的范畴引入电视批评理论，就获得了对电视的更为全面的、科学的认识。电视批评不应当是一种“纯粹理性批判”，必须考察电视传播、文化生产与市场经济的共谋关系。对电视商业化和庸俗化的批评，不管是侧重于伦理的追问还是学理的批评，只要看到了电视传播现象背后的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作用，只要不再局限于单纯的道德的愤怒，我们就有理由相信，这种批评触及到了问题的要害和实质。读“懂”电视必须有经济学的视角，这对于电视批评乃至整个文化研究来说，至关重要。同样，研究“电视知识分子”问题，也应当坚持从社会经济关系中找出其具有终极意义的经济原因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正是在这里，布尔迪厄等西方学术大师，显示了他们的过人之处。
布尔迪厄在《自由交流》一书中曾指出：“经济对文化生产的影响，一般是通过报刊，通过报刊对文化生产者(特别是其中缺乏自主性者)的诱惑，通过报刊对作品的促销作用以及文化产品商(出版商、美术馆馆长等等)来实现的。艺术、文学、科学，这些自主性领域反对商业法则，而今天主要是通过报刊将这些商业法则强加给这些领域。这种统治从根本上说是致命的，因为它有利于直接听命于商业需求的产品和生产者，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的‘记者型哲学家’。”这里，我们特别需要说明这样一点，即在我们的学术涉猎范围内，需要将布尔迪厄的《关于电视》和《自由交流》这两本书一起来读。这样，一个更加完整的布尔迪厄才会呈现在我们面前。
布尔迪厄在《自由交流》中警告说：“当国家在医院、学校、电台、电视台、博物馆、实验室方面以盈利和利润作为思考与行动的原则时，人类最高的成就就受到了威胁，也就是说一切具有普遍性、涉及总体利益的东西受到了威胁。”他大声疾呼：“不能让文化生产依赖于市场的偶然性或者资助者的兴致。”可以说，对批判性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的批判性作多方面探讨的布尔迪厄，在这两方面都是身体力行的。我们很难不让自己对布氏产生一种深深的敬意。
三、“电视知识分子”是不是知识分子的与时俱进？
我们知道，“远离电视”是西方电视批评理论最通俗、最大众化的关键词。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拒绝媒介，特别是拒绝上电视，他们似乎也恪守着中国学人那种“板凳要坐十年冷”的信条。
不过，布尔迪厄却堪称是一位“用电视的手段批评电视”的大师，他明确提出：“抱有偏见，断然拒绝在电视上讲话在我看来是经不起推敲的。我甚至认为在条件合理的情况下有上电视讲话的‘责任’。”于是，为布尔迪厄带来巨大声誉的《关于电视》一书便应运而生，这本字数不过7万字的小册子是根据他的两次电视讲座的内容修改而成的。布尔迪厄在《关于电视》中，开宗明义地断言：“电视通过各种机制，对艺术、文学、科学、哲学、法律等文化生产的诸领域形成了巨大的危险，”“电视对政治生活和民主同样有着不小的危险。”由这一基本判断出发，他有力地揭露了电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两个基本功能：反民主的象征暴力和受商业逻辑制约的他律性。为此书的中文版作了译序的周宪认为，由此便构成了《关于电视》的两个基本主题：“第一个主题是分析论证了电视在当代社会并不是一种民主的工具，而是带有压制民主的强暴性质和工具性质。”“第二个主题，涉及到电视与商业的关系，或者换一种表述，涉及到商业逻辑在文化生产领域中的僭越。”
周宪认为：“布尔迪厄却提供了另一种策略：利用电视来为电视解魅。”“与阿多诺式的在媒介体制之外来批评媒介的方法相比，布尔迪厄‘参与性对象化’的方法似乎带有更大的破坏性，它从内部揭露了媒介体制鲜为人知或人所忽略的那一面。难怪《关于电视》一面世，便在法国传媒界和知识界引起了轩然大波，持续论争数月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