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理由真可以说振振有词，正所谓见仁见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当然，还有一些不便公开启齿的理由。不少地方电视台的人员构成中，有许多地方领导干部子女和亲属关系，经过各种“权权交易”或“权钱交易”的途径塞进来的。地位优越，工作风光，没有“过硬”的关系，想进入电视台工作谈何容易。取消电视台，实在有切肤之痛。但传媒毕竟是传媒，电视台就是电视台，它不是自家的儿童玩具，任谁都可以拿出来炫耀一番。电视台需要有规模、有效益、有质量，必须有相应数量的自制节目，有自己的特色才能立足。否则每天塞上几分钟的会议新闻，塞进几分钟的私货，然后大量播放盗版光盘和电视剧录像，赚取一些廉价的广告收入，充其量不过是一个转播站的水平。四级办电视，上万家电视台同时存在带来的种种弊端，早已泛滥成灾。及时进行清理和整治，十分必要。问题在于，采取怎样的措施，才能有效地实施。以上提出的种种问题，需要认真地考虑研究。
我们再来看所谓“制播分离”，部分栏目和节目实行公司化运作的可能性。
采编播一体化，是我国各级电视台多年一贯的运作模式。这种运作模式的根本问题是缺乏竞争机制。电视台办社会，导致机构臃肿庞杂，人浮于事，运转不灵，浪费严重。从业人员的主动性、事业心和创造精神日渐萎缩，电视台的负担却越来越沉重。
推行“制播分离”，实行节目制作的公司化运作，是中国电视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世纪之交，这种呼声甚急，各种尝试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但真正实施起来，许多配套的改革措施尚不完善，盲目推进，必然引发一系列麻烦，造成新的浪费。甚至会由于改革受阻，最终又回到老路上去。
难题之一，没有相应的法制、法规作保障。
中国电视改革，必须法制先行。没有健全的法制体系保障，将来引发的一系列争议，就会无法可依，陷于混乱之中。以前，某些电视台也尝试把部分栏目承包给公司制作，但这种合作，大多以失败或散伙告终。一般说来，电视台同社会上的制作公司签订的承包合同，大多是不平等条约。既没有在社会上公开招标竞拍，也缺少对承包方的资质考察。多是通过各种私人关系拉来的临时行为。这种合同，一般只对承包方有种种限制和制约，而对电视台却难以制约。好不容易确定下来的播出时段，筹集到资金和广告客户，电视台可以以上级命令或频道改版为理由，任意毁约或拒拨经费。而节目的终审权在电视台，节目质量又是一个软指标，电视台要想中止合同，完全可以拿节目质量为由任意挑剔，使制作公司不堪重负，只好主动放弃。
电视台发包的条件、额度，由于节目的类型难度情况不同，没有硬性的量化标准，很可能成为电视台某些人“洗钱”或“吃回扣”进行不正当交易的黑洞。某些制作公司之所以对这种不平等条约依然趋之若鹜，这种因素起了很大的作用。承包方为了节约制作成本，尽量减少制作经费，必然以牺牲节目质量为代价，只要审查时高抬贵手，能蒙混对付播出就双方皆大欢喜。这种短期行为，使制作单位赚一笔是一笔，无非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所以，由制作公司承包的栏目或节目，长期合作并能保证质量的非常罕见。
将来，由电视台内部分离出来的制作公司，和电视台播出系统之间到底是怎样的法律关系，目前还很不明确。是同一系统的母子关系，还是平等的兄弟关系？是内部的分工，还是各自完全独立的运作？它们同社会上的其他制作公司是一视同仁，还是有亲有疏？怎样确定各自的法律地位？产生法律纠纷怎样仲裁判决？在这些法律和行政关系尚未明确之前，匆忙搞“制播分离”，很难实现改革的初衷。
首先，在大的方面，新闻立法和广播电视立法大概还要假以时日。在制播分离之后，能否以公开招投标的方式进行节目承包？双方是否是独立的企业法人？各自的责任、权力、义务怎么确定？是通过节目市场购买，还是采取栏目承包的方式获取节目？
电视台分离出来的公司是否享有特殊的优先权？购买或承包节目的经费怎样核算？
节目的审查指标怎样确定？一旦出现毁约或栏目断档怎样处罚？购买节目如何保证节目的正常播出和时效性？媒介的角色形象以及主持人的形象是否有所变化？这一切一切，如果没有一套严密的法律法规保证，将会遇到各种难解的纠纷和矛盾。就拿最小的主持人形象问题来说，现在各级电视台是不容许主持人做商业广告的，因为这是一笔电视台的无形资产，一旦纳入公司化运作，这个问题怎样处理？更不要说外资、合资公司有可能介入节目市场。没有具体可行的法律法规保障，实施起来相当困难。
难题之二，电视台以频道为中心的运作体系尚未确立。
实行制播分离，前提是必须实行频道负责制。频道独立经营，独立运作。频道负责人拥有独立的人事权、财权、播出权、节目购买和审查权。频道是国家的资源，这种资源的配置怎样合理？频道承包人如何对国家负责？频道负责人和电视台之间是行政隶属关系，还是经济合同关系？频道负责人是否具有独立的企业法人地位？频道的经营方针和频道定位由谁来确定？频道经营是按照电视台的行政指令，还是市场的规律进行？如果频道跨范围经营由谁来进行调整？频道的承包指标怎样合理确定？是根据频道的定位，还是根据时段或预测指标？以中央电视台为例，现在除六套电影频道是由电影局独立负责之外，其他，如三套的戏曲音乐，四套的国际海外，五套的体育，八套的电视剧，基本调整到位。但它们的运作仍未打破部门与频道条块分割的格局，人力、财力、设备、节目安排调整、运作经营，依然受制于部门和台里的统一安排。将来一套和二套的调整如何进行，恐怕也不会有根本的突破。
不能实行真正的频道负责制，制播分离就是一句空话。实行制播分离，首先不是分离出部分栏目实行公司化运作。当务之急，是必须建立合理完善的播出体系。播出体系尚未确立，播出系统的性质、体制、经营方式还没有明确，制作部分的分离就失去了基本的市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播出系统的性质不明确，操作不规范，制作部分的分离操作就很难规范有序。如果说，播出系统是买方市场，制作部分是卖方市场的话，买方依然是行政垄断的计划经济模式，卖方很难按照市场规律进行运作。一旦打起了乱仗，由经济纠纷引起的法律责任，双轨运行带来的种种腐败，将会使制播分离的改革陷入泥沼。因此必须考虑周全，防患于未然。
作为国家资源的频道资源，应该由国家行政主管部门统一配置。每个电视台拥有多少频道？它们的覆盖范围多大？哪些是国家财政重点扶持的、带有公共福利性质的公共频道？哪些频道可以纳入产业化经营？是向电视台承包经营？还是自负盈亏独立经营？频道承包是行政指令，还是公开招投标？频道能否跨范围经营？层层转包的问题怎样处理？将来的媒介集团能否拥有频道资源？像湖南电广实业这样的上市公司和频道资源的关系如何？它将来能否购进或兼并其他的频道资源？这些问题，必须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改革到了今天，再不能只是“摸着石头过河”，或者改改退退，只交学费了。
难题之三，一个基本规范的电视节目市场尚未初步形成。
实行制播分离，必须拥有一个基本成型的电视节目市场。目前我国的电视节目交换和购买，可以说是有行无市，而且范围极小，运行极不规范。较为成型的，是电视剧市场，由于电视剧的运作比较易于独立进行，和电视台的播出系统分离较早。其他类型的节目，真正走入市场的寥寥无几。各级电视台大都满足于自产自销，自己制作，自己播出。每个电视台都五脏俱全，人吃马喂地要养活大批制作队伍，真正用于节目制作的经费有限。不仅制作成本代价昂贵，而且雷同撞车的重复劳动甚多。反观电视节目市场又冷落匮乏，别无选择，难以满足电视台的播出需要。更何况谁也不愿打破现行体制，完全依赖购买节目应付日常播出。
我国电视界多年来有三大经济黑洞，一直是滋生腐败的要津：一是购置设备；二是购买节目（主要是电视剧）；三是广告代理。基本建设方面的问题，与社会上大体一致。
至于摄制组的浪费揩油，记者收点红包，比起上述三项，不过是小巫见大巫而已。
电视剧市场虽然较为成熟，但极不规范。尤其是暗箱操作的成分太大。电视剧市场，是一个对外封闭的“圈子”，不是“圈中人”，没有经过若干年的闯荡，休想插足其中。
除非你甘愿“被宰”或充当“冤大头”。经过多年的“默契”合作，电视剧发行人早已经把掌握予夺大权的节目部负责人“喂熟”，双方各有“辫子”抓在对方手中，谁也不会因为一时一剧“翻脸”。国家的资金由此白白流入个人的腰包。
一旦实行制播分离，电视剧市场的前车之鉴必须引起警惕。电视节目市场的发育成熟，需要一个过程，需要全国电视界的协同共识。你改我不改，改动一部分仍保留大部分，或方式虽改而体制不改，都不利于电视节目市场的形成。没有足够的电视节目可供选择，没有相对稳定的节目的来源，没有公开的市场竞争机制，对实行制播分离的电视台来说，要保证正常播出和节目质量，可能是灾难性的。假如在电视台内部实行制播分离，只是一对一地针对承包，没有在节目市场上检验淘汰，依然是计划经济下的指令分配模式，实行制播分离的意义就不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