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舫州
中国电视改革，从20世纪呼唤到21世纪，始终是雷声大、雨点小，举步维艰，成效甚微。朱镕基总理在九届人大三次会议的记者招待会上，指出我国的新闻报道滞后于反腐败工作的进程，的确是一针见血地点明了新闻改革步伐的迟缓，作为强力媒体的中国电视，当然难辞其咎。近两年来，各地电视台都在进行改革的各种尝试，基本上是在旧框架下进行的微调，由于运作体制没有根本的改变，许多改革的试验陷入“进两步，退一步”的怪圈之中。那么，中国电视改革的难点到底在那里呢？我们先来看中国电视积年形成的一些顽症。
1.身份不明
这是影响中国电视改革的症结所在。我国的各级电视台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身份。是党和政府的宣传机构（行政性的组织机构）呢？还是新闻传播媒体（事业性的单位）？是带有福利性质的公共事业单位呢？还是产业化运作的商业企业？电视从业人员，是纳入国家机构的公务员管理体制呢？还是事业单位的办事人员？或者就是企业的雇员？目前的情况是，这些性质和身份兼于一身，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种身份都带一点，但都不是那么纯粹。这种“蝙蝠”身份，必然严重制约着中国电视改革的深入发展。而面对这种情况，上上下下都有不少顾虑，谁也不愿意给一个明确的界定。主管部门不愿撒手，以免指挥不灵或失控；而各级电视台尽管“妾身未分明”，但并不急于为自身“正名”，因为这种似是而非的身份，可以使电视台以不同的身份获得支持和利益。谁的光都借一点，谁的权力都用一点。但由此引发的问题和矛盾却日益尖锐。
比如，中央电视台一套节目，以文件的形式指令全国电视台必须全程完整转播，不得随意掐断或插播广告。而中央电视台的主要广告收入是依赖一套的节目，广告收入完全归中央电视台所有。行政命令与巨大的商业利益纠缠在一起，势必导致地方电视台怨声载道，愤愤不平。在广告收入和经济利益面前，应当是平等的竞争，以强制行政命令的手段介入这种竞争，显然是不合理的，也是违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的。再如，中央电视台多次反复声明自己的版权问题，其他电视台使用自己的节目素材时，不得随意侵权或盗用。而中央电视台在使用地方电视台的节目素材时，却很少也很难受到相应的制约，地方电视台要么是敢怒不敢言，要么是无条件奉送唯恐不及。
因为能否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往往是今后评奖和得到领导表扬的重要因素。参加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的某些著名演员经常私下发牢骚，他们辛辛苦苦创作的节目，既不享有版权，也没有著作权。最近中央台就此问题作了某些解释和规定，但演员个人在处于垄断地位的强势媒体面前，只有屈从而无力争辩。否则，某些著名演员被电视台屡屡“封杀”的下场就是前车之鉴。类似的矛盾，不一而足，责任并不完全在中央电视台，省级台和地县台的关系也是一样，关键是体制和身份没有弄明白。
我国的各级电视台是沿袭过去革命战争年代的需要，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背景下逐步建立起来的舆论宣传机构，是典型的计划经济的产物。特定背景下它的性质和体制十分明确，基本是依靠国家和地方的财政拨款维持生存，自身并无利润追求的目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电视媒介的运作经营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广告收入成为电视台经营发展的主要来源，继续依赖政府财政拨款维持生存的日子难以为继了。各种媒体对广告资源的竞争日益激烈，各级各类电视台的明争暗斗日趋明朗。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进程，特别是加入“WTO”后，面临境外媒体和节目制作公司的挑战，我国电视台的身份如果继续这样不明不白下去，势必在激烈的竞争中失去方寸，进退失据，找不到自己的游戏规则和应有位置。前一段，不少电视台的改革流产或进展缓慢，症结就在这里。
2.条块分割
中国电视台的设立和布局，基本上是根据行政区划逐层建设的。尤其是所谓“四级办电视”的号召，使每个行政区域，不论条件是否具备，不论制作力量和收视情况如何，都自办电视台。中央、省（自治区）、地、市、县，甚至有些乡，都办了隶属于行政区划的电视台，再加上各级教育电视台、企业电视台，以及同级的系列台（经济台、文艺台等）和有线台，可以说林林总总，五花八门。短短十年之中，粗算下来，至少有数千家电视台在中国问世，成为世界电视的一大奇观。有些经济并不发达的地市，竟然同时有十几家本地电视台在制作播出。这种无谓的重复建设，不仅滥用了宝贵的频道资源，造成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而且由于制作能力的薄弱，严重的违规操作，造成播出秩序、节目来源和广告市场的极大混乱。许多地方的电视台，广告收入寥寥无几，依赖政府的财政拨款和银行贷款维持生存，连发放基本的人头费都捉襟见肘，更谈不上设备的更新和制作的投入了。
电视台内部机构的设立和管理，同样是条块分割，没有建立以频道为中心的管理运作机制。电视台的机构是按照不同的报道领域划分的行政管理部门，如新闻部、社教部、文艺部、经济部、少儿部等等。各个部门的节目分别在不同的频道播出，每个部门只为自己部门的节目负责，谁也不为频道的整体形象、整体的播出效果负责。经济利益、广告收入和从业者的工作成效没有直接联系，造成人浮于事，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大家都在吃电视台的“铁饭碗”。做节目不计成本，不计投入产出比，肆意浪费，大量聘用打工人员，在电视台内部造成“三、六、九”等的身份差别。使从业人员的主动性、创造性和事业心日见萎缩。电视台成为一个臃肿、庞杂、效率低下的行政机构。
以行政区划进行布局的条块分割模式，往往使地方电视台的人权、财权依附于地方政府，各种利益关系渗入电视台的人员结构和节目制作之中，致使某些电视台成了地方领导干部子弟的安乐窝，从业人员的构成极为混乱。由此引发的种种暗中交易，尸位素餐般地养尊处优，严重影响了电视台在群众中的声誉，干扰了正常的舆论监督。
更有甚者，利用电视媒介的力量，各取所需地歪曲中央政策，大搞地方保护主义，不适当地树立地方领导的个人威信。或为了获取经济利益，非法播放虚假广告，甚至公开为有案在身的犯罪分子张目。
这种分级垄断的模式，使电视台缺少改革进取的竞争压力，反正在我这一亩三分地上、我就是老大。节目做得再差，经营得再糟糕，生得歪瓜裂枣，你也得掏钱养活我这个独生子女。外人休想插足。外省的卫星电视办得再好，我就是不让你落地，怎奈我何？
毋庸置疑，中国电视四十多年的发展成就巨大，举世瞩目。但存在的问题和积弊也相当严重，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以上所谈的两点比较突出，其他附带的弊病，如有偿新闻之类，不再一一列举。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其他领域的改革迅猛发展的同时，中国电视改革的步伐显得异常缓慢，甚至远远落后于报纸的改革。何去何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
迫于形势和其他媒介的竞争压力，近两年来，中国电视界开始酝酿和尝试各种内部改革。比如在用人机制、收入分配机制、奖惩机制、制片人负责制、内部成本核算制，以及收视率末位淘汰制等方面，都做了不同程度改革试验。在电视台结构调整，频道改造，栏目改版上均下了不少气力，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整体面貌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一些电视台在栏目改版上耗费了许多的人力物力，甚至不惜整个推倒重来，结果劳民伤财，却事倍功半，最后不得不退回到老路上去。所以，许多专家提出，在整个体制和观念没有发生根本变革的时候，最好进行改良和微调，不要轻举妄动，以免伤筋动骨。当然，这种建议只是出于现实考虑的权宜之计。那么中国电视改革的出路到底在哪里呢？
各级领导和业内人士纷纷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制作与播出分离”，实行“产业化、公司化运作模式”，取消“四级办电视”，只保留两级办电视的思路上去。显然，这是中国电视改革的基本出路，也是最具突破性的改革举措。在新世纪曙光初露的时候，这种千呼万唤的改革方案终于提上了日程，人们依稀看到了中国电视改革的希望之光。然而，真正付诸实施，还有许多关键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所以，在电视台进行大刀阔斧改革的时候，务必提醒大家注意，以免改革遇到这些障碍时再次流产。
我们先来看取消“四级办电视”，只保留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级电视台（包括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两级办电视计划实施的可能性。
在历史上，我们做过许多荒唐可笑的事情，大的方面有大跃进、放卫星、人民公社化和文化大革命，小的方面可以说不计其数，比如每天跳“忠字舞”，吹捧“白卷先生”，鼓吹“八个样板戏”和办“天才少年班”等。提倡“四级办电视”，就是中国电视界著名的历史笑话。但这个笑话却使我们笑不出来，因为它结下了许多苦涩的果子，至今梗塞着我们的喉咙，使我们难以下咽，更不好消化。
取消地、县两级电视台谈何容易！是采取行政命令的方式强行撤销，还是采取自然淘汰的方式让其自生自灭？是采取与各级财政脱钩断奶的果断措施，还是采用兼并、联合的方式利用其有效资源？真正实施起来，麻烦不少，难题很多。
我国的地、县级电视台大多经过十年左右，或更长时间的经营。地方财政投入了大量的财力、人力兴建电视台，购置了成套的摄录编辑设备，甚至斥巨资购买转播车，建设演播馆。随着技术的进步，这些设备还在不断地更新换代。这些价格昂贵的固定资产如何处理？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应付本地电视台目前的制作播出，还勉强凑合。
如果需要合并、转移、出让，这些设备不能说一文不值，也所值无几，很快面临被淘汰的命运。地方财政的巨额投资白白打了水漂，尤其是通过银行贷款购置的设备，怎样收回投资，必然遇到许多实际操作上的困难。单纯依靠国家财政补贴挽回损失，实际可能性不大。除非地方和银行自认倒霉，就像其他重复建设项目的投资一样，再多认一大笔烂账罢了。
更为麻烦的是，各地电视台少至几十人，多至数百人的庞大制作队伍怎么处理？
虽然地县两级的转播站可以吸纳部分技术人员，但大量的制作和行政人员将面临下岗分流的困境。这个数字，全国加起来不是个小数。这些人员大多具有一定的学历文凭，或者经过专业培训。虽然将来的集团公司可以吸纳少部分人员，但离土离乡，拉家带口，住房待遇等问题，实施起来有许多实际操作上的困难，处理起来非常麻烦。
这些问题虽然麻烦，但无非视同困难企业、破产企业一样，在社会心理上未必产生太大的震荡。最为棘手的是，这种措施，将会遇到地方行政领导的强烈抵触。
理由之一，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这个县、这个地区，少则几十万人，多则数百万人，为什么就不能有一家属于自己的电视台？咱们国家电视台是多了点，但咱们国家的人口还多呢！欧洲一个小国家，充其量也不过几百万人，不也有好几家电视台吗？
有了地方的电视台，地方的政令可以畅达，地方的消息可以交流，地方的先进可以宣传，否则整天需要仰人鼻息，太受制于人了。其实，最重要的原因是，有了地方电视台这个工具，可以树立地方领导的威信，在群众中树立良好的形象。某个县委书记就说过，电视是个好东西呀，有了电视，全县几十万老百姓都认识我，走到哪里工作十分方便。没有电视，老百姓哪里知道我是老几呀！至于电视台是赔是赚，我自己认了。财政再紧张，我勒紧裤带也能养活一个电视台。
理由之二，我们这个地区经济发达，财政充裕。东南经济发达地区的某些县级电视台，一年的广告收入，相当于西北某些贫困省级电视台全年的收入总和。我们不仅不需要地方财政的补贴，甚至可以向国家上缴利税，为地方作贡献。对我们这些富裕地区、富裕县的电视台，不能笼而统之一刀砍掉。我们的设备都是一流的高档设备，我们的采编人员，都有大专以上学历并经过专业培训，我们的电视台不仅需要保留，而且准备进一步发展。
理由之三，中央和省级电视台报道的范围太广，需要照顾的领域太多。我们地区的消息、经验很难得到及时的报道。而且中央和省级台报道的角度，缺少地域的接近性，无法充分满足本地观众的特殊需求。比如，我们要在电视上发布一条“寻人启事”，中央台做得到吗？我们要想给亲人点个歌曲播放，省台做得到吗？更不要说县里的会议需要报道，书记要在电视台发表新年献词，交警队要追查肇事车辆，没有了属于自己的电视台，这些都无法做到。这些现代化的传播手段，我们为什么不能充分利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