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完备的电视节目市场，需要国家主管部门有明确的政策发布，需要制定一系列的法规保障，才能激活整个节目市场的活力，才能调动电视节目制作公司的积极性和参与性，给他们充分施展的信心和天地。否则，制作公司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设备和人力，一旦政策有变或收缩，而没有相应的市场容纳，承担的风险未免太大。现在各制作公司大多在犹豫、观望或试探，大政方针不明是主要的原因。
难题之四，现有的人事制度改革和设备资产的重新配置方案尚不明朗。
电视台现行的人事制度，基本属于国家事业单位的编制。而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去向，直接影响制播分离能否顺利的实施。我国电视台的人员结构，大体有三大部分组成：一、行政管理和后勤服务队伍；二、采、编、播节目制作队伍；三、设备技术和播出系统队伍。至于各类附属单位和各类聘用人员暂不计算在内。实行制播分离，现有的队伍怎样划分？哪些划归制作，哪些划归播出？需要分离的部分，是根据现有的部门栏目划分，还是根据个人的情况划分？如果仅仅把部分制作人员划出成立公司，实行公司化运作，人事管理和基本待遇怎样处理？这些人员的聘用、跳槽、流动按照什么方式运行？播出部分需要怎样的人员构成？他们的权限如何？同制作公司的关系是什么性质？处于中间部分的人员，如行政后勤和技术设备人员怎样调配？现有设备、场馆、资产的使用怎样核算？分离出来的制作公司是否有独立的人事权？公司的规模、体制由谁确定？他们能否进入市场运作？他们承包的栏目、时段、价位怎样确定？特别是播出部分和制作公司的人事负责人怎样任命？一旦出现重大责任事故或经营亏损怎样撤换？是行政任免，还是董事会任免？
事业单位的人事制度改革，可能是最为棘手环节。像学校、医院、通讯社、报社、科研院所和国家直属的各种事业单位，改动起来，远比企业改制复杂得多。如果说，科研院所还可以实行全员下岗，全员招聘，那电视台这种身份不明的单位，改动起来，却很难采取“一刀切”的方式。首先，它必须保持党和政府宣传机构的身份，比如，新闻采播部分必须保留，短期内不可能实行分离。所以，制作人员也是保留一部分，分离一部分。电视台许多栏目多多少少都带一点新闻色彩，剥离清楚不大容易。播出系统关系重大，也不可能分离。国家固定资产设备怎样分流处理，是成立设备租赁公司？还是实行成本核算？其中的技术人员怎样调配？长期以来，电视台的制播、管理、设备各个环节，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统一调配运作。这种分工合作的体系一旦分离，很多环节会纠缠不清。如果播出部分保留原有的人事制度不变，制作部分实行产业化人事管理，必然引发种种的攀比、争议，孰分孰留，实际操作起来十分困难。这种人事体制和人员身份的重新划定，涉及每个人的切身利害，又缺少令人信服的划分标准，恐怕比当年给人划成分、定级别还要麻烦。如果统统保留原有的人事体制不变，制播分离和公司化运作，就成了换汤不换药的表面文章，违背了改革的初衷。
以上四点，是制约电视台实施制播分离的瓶颈所在。配套的改革措施如果不能及时跟上，制播分离只能是一个空泛的口号，发出一阵诱人的光环后，便会迅速地退缩。
湖南卫视的改革，这两年搞得似乎有声有色，十分红火，广告效益亦十分可观，这主要得益于当地政府和主管领导，率先创造了一个比较宽松的舆论环境和政策环境，打出了一些漂亮的“擦边球”。而其他地方的领导则谨慎观望，不敢轻举妄动。并不是湖南卫视的制播体系有了根本的改变，而是全国的电视节目市场没有真正形成。一花独放，在于它的大胆领先，“百花未发我先发”。而一旦百花齐放，能否继续“犹有花枝俏”，并没有体制上的保障优势。假如政策有变，触越了某些“雷区”，能否继续红火下去，还是一个大大的问号。前车多覆，不可不鉴。
提出问题，并不是为了给中国的电视改革泼冷水，而是为了使改革顺利地进行。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不过是提醒大家考虑周全，尽量少走一些弯路的意思而已。
提出问题，主要是为了解决问题。以下对策，虽属千虑之一得，但也不是什么医世良药，提出来，聊供有志改革者和决策者参考罢了。
1.我国电视台办得过多过滥的局面必须清理整顿
取消地、县级电视台，只保留中央和省级电视台的决策十分必要，应该坚定不移地采取果断措施。但在具体实施时，应该区别情况慎重行事。不能完全依靠行政命令的方式“一刀切”。首先，必须使地方电视台与财政彻底脱钩，基本依赖财政维持运行的电视台坚决撤销。对那些制作能力差，人员素质低的电视台认真考核。如果每天播出的自制节目达不到一定标准，经济效益极差，短期内又不可能改观的电视台坚决停办。
积极鼓励地县电视台向转播站体制转移。对那些经济效益较好，制作能力较强，在地方尚有一定影响的电视台，最好采取使其“自生自灭”的方式。如果经济效益良好，自己制作节目的数量质量都达到一定标准，而且有自我生存和发展的潜力，可以考虑暂时保留，有待我国电视事业的深化改革，整体格局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后，可以根据市场的规律进行自然地淘汰选择。
在采取具体的整改措施时，关键要注意两点：一是取得地方政府的理解和支持，否则地方的抵触和暗中援助，将会造成“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局面一次次重演。
二是制定严格的考核标准，制作播出节目的数量、质量，从业人员的业务素质和构成，经济效益和财政来源，运行操作的规范化程度，发展的规模和前景，都要制定一系列具有说服力的考察标准，定期进行考核。
其实，市场检验是最有力的手。只不过在目前情况下，电视事业并没有完全纳入市场经济的轨道，行政命令、政府行为甚至违规操作的事情时有发生，也只能利用行政手段，附之一定的经济手段进行整顿。至于整顿后的人、财、物怎样处理，转播站与上级台站的关系等，都需要主管部门拿出具体可行的意见来。
2.电视台实行制播分离，必须首先建立频道负责制，把播出部分的运行操作规范起来
必须明确电视台与频道之间的关系性质，频道的法律地位，频道负责人的权力、责任和义务，频道的运行体制，频道的定位和经营范围。在实行频道负责制的基础上，可以把部分相对独立的栏目试行分离运作。这些栏目应纳入频道的整体设计之中，安排有固定的时段和播出周期，不宜轻易改动。这些栏目的定位和选题范围应该相对集中，制作周期属于长线产品，不要求有较强的时效性。节目的审查入库和播出渠道应该保持畅通，避免因为手续问题造成延误，需要准备一定的备播节目应急处理。
如果是电视台原有的节目部门承包栏目，是内部公开招标，还是指定承包？任务指标一定要公开透明。在人员配置、设备使用、经费开支、广告分配、奖惩机制、工资待遇等方面都要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发承包双方要签订详尽的承包合同。如果是交给社会制作公司承包，必须公开招标，对承包公司要做严格的资质检验，避免通过各种私人关系层层发包。
在现行法规尚不健全，国家没有明确政策，现行体制没有根本改变的前提下，做出“公司化运作”这种根本的改革，目前条件还不具备。比较妥善的办法是在电视台内部理顺制播关系，理顺频道与部门的关系，理顺频道与栏目制片人的关系。集中精力，进行频道改造和栏目调整，进行人员配置和财务管理的整顿，各项考核指标要具体落实，形成内部的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在思想上和内部体制上，做好迎接产业化运作的准备，蓄势待发，总结经验教训，一旦时机成熟，不至于手忙脚乱。
3.国家主管部门应该尽快出台相关政策，确定中国电视改革的大政方针
明确政策界限，哪些能改，哪些不能改，哪些是近期的改革目标，哪些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主管领导要站在改革的前沿，不能只是满足于到处“救火”“堵漏”“纠偏”，等到改革大潮势不可挡时才匆忙应付。鉴于中国电视的意识形态角色，对下面的种种改革举措，应及时给一个明白的说法，不要等大家纷纷仿效学习，渐成潮流，才对“在弦之箭”紧急刹车，日久天长，势必严重挫伤大家的改革积极性和创新精神。
比如，对目前湖南卫视的改革态势，是肯定，是贬斥；是推广，还是刹车。对湖南电广实业这样的上市公司怎样看待？对其他媒体对电视的介入渗透，甚至购买承包取怎样的态度？这些都应该有相关的政策界定迅速出台。
尤其对中国电视未来的发展布局，应该有明确的思路。将来能否实行产业化运作体制？能否建立跨地域、跨行业的媒介集团？是否要设立福利性质的公共电视台，或不带赢利性质的公共电视频道？设立多少，怎样分布？哪些电视台和频道可以进入产业化经营？这些事关大局的问题，应该迅速列入议事日程，尽快出台相关政策。不要只是提一些似是而非的原则口号，让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只能暗中揣摩领导的意图。四项基本原则，“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两手都要硬”，这些基本原则，大家都能坚决贯彻。但建立民主政治法治国家，需要法规的明确和政策的透明。电视改革，投入巨大，影响巨大，为了中国电视的改革少走一些弯路，上述问题，还是及早明确为好。
关于中国电视改革的问题与对策，问题提了不少，对策却不甚高明。限于水平，更由于问题之复杂。中国电视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过程，道路之艰难漫长，非一朝一夕，一招一式可以成就。但无论怎样艰难曲折，改革必须进行，改革必须深入，再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这是毋庸置疑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