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扬弃”做法，留取精华，舍弃糟粕
记者：近些年来国外大量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理论成果被介绍到中国来，一些人对这些理论成果非常推崇，认为这是破解中国传媒改革与发展的良方。郑教授，您认为应当怎样看待引进与借鉴的关系？西方的新闻学理论同我们的新闻工作实际应该怎样结合才好？
郑保卫：这个问题提得很好。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和信息传播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国外许多知识和信息都借助各种媒体传进来了，其中有关新闻学与传播学的东西也很多。据我所知，近些年来，我国翻译出版的国外新闻学、传播学的书籍就有数百本。应当说，国外的新闻学、传播学理论中，有许多内容是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的。例如新闻学中有关新闻真实、新闻价值、客观报道、受众需要、新闻自由与社会责任、新闻法律法规建设、新闻经营管理，特别是全球化背景下的集团化建设等等，这些都是一些具有一定科学内涵和符合新闻传播一般规律的理论、知识，而且都是一些同我们当前的新闻实践有着密切联系的东西，因此都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
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具体借鉴什么和怎样借鉴的问题。按照我们一贯坚持的立场和原则，正确的做法应当是“留取精华，舍弃糟粕”，即采取“扬弃”的方法，留下好的，舍弃不好的。具体“弃”什么，“留”什么，要区别不同情况，要考虑中国国情，总之要进行客观分析。
例如客观报道，这是一种有益的新闻理念，也是一种有效的报道方式，我们完全可以借鉴和采用。但西方新闻界有些人鼓吹什么“纯客观”报道，主张搞“有闻必录”，这我们就不能赞成。
再比如，“新闻自由”，作为一种新闻理念，它是人类文明的一项积极成果，当年列宁就曾称它是一个“伟大的口号”，如果从尊重和保障公民政治民主权利的角度来认识新闻自由问题，对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促进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我们不但不该排斥新闻自由，而且还要积极完善和扩大公民及媒体的新闻自由。但是西方国家一些人抹杀新闻自由的阶级性，主张无限制的超党派的新闻自由，我们就不能接受。
又比如媒体的揭露、批判职能问题。西方从19世纪末开始大搞“揭丑”运动，并形成了一种新闻理念，认为揭露丑闻、暴露黑暗，是媒体的主要职责，并且崇尚和鼓吹“最坏的消息就是最好的新闻”的理念。我们也主张新闻媒体要承担揭露和批判的职能，要在开展新闻批评和实行舆论监督方面多发挥积极作用，但是如果一味地强调揭露，不负责任地搞批评报道，这就不合适了。
这方面的例子还很多。总之，对于西方的新闻理论，凡是有利于改进和提高我们的新闻实践的东西，凡是有助于丰富和充实我们的新闻理论的东西，我们都应当以积极的态度去学习，去借鉴，反之，就应该予以批判和舍弃。
记者：有人说中国的新闻理论与实践都落后于西方国家。郑教授，您认为是这种情况吗？
郑保卫：就近代报纸的出现来说，我国比西方国家晚了200多年，但新闻学理论研究，我国的起步并不算太晚、甚至可以说几乎是同步的。1918年10月，在蔡元培校长倡导下，北京大学成立的我国第一个新闻学教育和研究团体——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这个研究会在当时所取得的成就和达到的水平都不可轻视。1919年，担任研究会导师的北京大学教授徐宝璜将其在该研究会授课的讲稿整理出版，此书成为我国第一本新闻学专著。这与当时美国出版的几本代表性新闻学专著——1903年美国新闻记者休曼的《实用新闻学》、1922年美国著名报刊专栏作家李普曼的《舆论学》和1924年美国著名新闻学者约斯特的《新闻学原理》的出版时间可以说属于同一时期。因此，从时间上看，不能说我国的新闻学理论落后于西方国家。而从内容上看，由于新闻学理论意识形态性质明显，因此简单地说谁先进谁落后不太科学。另外，西方一些国家没有我们所说的专门的“新闻理论”，他们的一些属于新闻理论的东西往往是糅合在新闻实务之中的，有些则是放在传播学之中。在新闻学专业教育中，属于新闻理论的一些东西通常主要是通过“新闻伦理”和“新闻法规”等课程来体现的。因此在这方面不太好比较。
相对来说，在新闻业务实践方面倒是好比较些。新闻业务的实践，西方好的东西我们都在借鉴，如解释性报道、评述性报道、调查性报道、精确性报道等都是西方国家新闻界近几十年来实践和总结出来的行之有效的报道方式。这些报道方式，我们一直都在认真学习和借鉴，并形成了适合自己特点的模式与风格。至于传播手段、通讯技术等方面，前些年我们与西方国家差距较大，但是近年来进步很快，差距已大大缩小，比如网络传播，我们发展得就很快。
我认为差距比较大的主要是在传媒业经营和管理上。西方国家的传媒业完全按现代企业制度来运作，市场化程度高，整体实力强，而相对来说，我国的传媒业总体看规模小，市场化程度不高，又缺乏经营管理经验，因而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受到制约和影响，在整体实力上与西方国家的一些超大型传媒集团还存在很大差距。现在我们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由此带来的压力和挑战很大，我们应当抓住机遇，明确目标，认真学习和借鉴西方国家传媒业的经营管理经验，不断提高自己的经营管理水平，增强整体实力，以使自己在激烈的国际传媒竞争中求得发展。
党报要抓住机遇，坚持不断创新，实现新的飞跃
记者：改革与发展一直是我国媒体所面临的主要课题，这些年来各种媒体都围绕着这一主题在不断地进行探索。尤其是党报，投入的精力和进行的探索最多。郑教授，根据您的观察，对这些年来党报的改革应当给予怎样的评价？
郑保卫：党报改革搞了这么多年，成绩是明显的，特别是南方一些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比较快的省市的党报做得比较好，像广东、上海、浙江、江苏、福建等。这些省市机关报的改革积累了很多很好的经验。如《广州日报》引入市场因素和市场机制，把市场化经营同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结合起来，获得了突破性进展。过去办报主要从政治宣传目的出发，现在开始注意从读者需要出发，从市场需求出发，在这样的前提下，又强调正确的舆论导向，主打主流新闻。这些主流新闻是有关老百姓切身利益的，是老百姓爱看的，所以吸引了读者。《广州日报》的发行量、影响力、广告收入等指标，这几年来一直位于全国各机关报前列。该报的实践说明党报确实能办好，关键是看怎么办的问题。
现在党报改革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中共十六大之后，党中央对新闻改革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
第一个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的意见》的出台，从根本上解决了群众反映强烈的党报的老大难问题。
第二个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改进和加强国内重大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工作的通知》文件的出台，这个文件的意义非常重大。过去群众反映一些国内的重大突发事件看不到自己媒体的报道，听不到自己媒体的声音，常常是很多重大国内新闻“出口转内销”，先从境外媒体上获得消息，致使一些读者产生失落感，有的甚至还会产生羞耻感，觉得自己国家的媒体竞争不过人家。现在对国内重大突发事件的报道有了明确的政策依据和保障，这将大大促进我国媒体这方面报道的突破和进展。前段时间媒体关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学生餐厅爆炸这一突发事件的报道，已经使我们尝到了及时报道国内重大突发事件的“甜头”。而2003年关于伊拉克战争的报道则说明了我国媒体在报道国际重大突发事件方面的水平和实力。
第三个是“非典”期间中央支持媒体在信息公开和政务透明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从而使得机关报能够及时、充分、全面地发布信息，报道新闻，满足群众的知情需要。
第四个是中央还将就改进舆论监督问题作出相关规定，从而为解决批评报道和舆论监督中存在的困难与问题提供政策支持。
这些都是党报多年来期盼解决而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重大问题。现在中央都作出了专门的相关规定，这就为党报改革扫清了障碍，提供了保障。
再一个就是中央2003年作出了关于治理整顿党政部门报刊的决定，对一大批党政部门报刊实行“撤、并、转”，有些则采取“管办分离”的做法。这样做，一方面治理了党政部门报刊的“散、滥”问题，另一方面也为党报（机关报）让出了一部分市场，这也有利于党报的发展。有了这么些好条件，各级党报一定要抓住机遇，深化改革，坚持在发展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努力实现新的飞跃。
这次来黑龙江，觉得省委很重视新闻工作。领导出题目，发动媒体的同志和专家、学者一起来研究怎样抓好新闻报道，改善舆论环境，搞好舆论导向，这对全省新闻界来说是个好事。
记者：大家都觉得党报改革难，郑教授，您认为到底难在哪里呢？另外怎么改革才能有效呢？
郑保卫：党报改革，犹如国有企业改革一样，的确难度较大。特别是地方党报，由于受方方面面诸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往往每走一步都要付出艰苦的努力。
我想，党报改革难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最关键的恐怕还是要从领导机关对党报工作的认识程度和支持力度上去找原因。如果一个地方的党委和政府对党报的性质、功能和运作规律认识高，对新闻宣传工作的客观规律把握得好，对媒体关心和支持的力度大，特别是能够在关键的时刻和关键的问题上给予新闻媒体以强有力的支持，而且又善于体谅党报同志工作中的困难，善于尊重和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那么党报改革就会顺利些，反之便会困难重重。实践说明，凡是那些党报改革搞得好的地方，通常都是当地党委和政府对上述问题认识和解决得好的地方，而那些党报改革搞得不好的地方，则往往与当地党委和政府对新闻宣传工作的认识不高，支持的力度不大，对党报的指导管理上存在着违反新闻宣传客观规律的现象有着直接的关系。
现在中央出台了许多有利于党报改革的措施，制定了许多有利于党报改革的政策，下面关键就要看各地各单位具体怎么落实了，这将直接关系到改革的深度、力度和效度问题。
党报改革要想取得成效，首先要坚持创新，观念要创新，业务要创新，管理要创新，制度也要创新。这么多年，虽然大家都在讲创新，但很多东西并没有到位，或者刚有点创新，后来又缩回去了。关键点在什么地方呢？我想主要在管理和制度的创新上，在怎样增强媒体的活力上。这一点很重要。
另一个是要加大媒介经营的市场化程度。我想机关报是不是也可以借鉴一些都市类报纸通过市场因素和市场手段来促进改革与发展的经验，进一步密切同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取得他们的信赖，提高报纸的公信力。
第三个是要注意内容创新，要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一家媒体的核心竞争力，是该媒体在经营和发展中胜过竞争对手的核心资源和能力的总称。具体地说，它是该媒体以其主体业务为核心形成的能够赢得受众、占领市场、获得最佳经济和社会效益，并在众多媒体中保持独特竞争优势的那些资源和能力。对于竞争对手来说，这些资源和能力应具有明显的独特的优势，而且是竞争对手难以企及和模仿的。如今在新闻传播中强调要讲“内容为王”，一家媒体要想在竞争中取胜，关键是要在传播内容上能够吸引受众，能够赢得市场，这是形成自己核心竞争力的根本所在。因此，坚持内容创新应当是新闻改革永远的追求。
媒介集团不应盲目追求规模，要注意质量和效益
记者：向您请教最后一个问题。现在无论报纸还是广播电视，都在研究集团化问题。我看到您对此给予了很多关注。您认为当前我国传媒的集团化发展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
郑保卫：建立传媒集团，利用集团化的资源和优势，把媒介产业做大做强做优做好，是今后我国新闻事业发展的一条必由之路。到2003年底，全国经中央有关部门批准的报业集团和广播影视集团已有约60家。从总体上看，我国的媒介集团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规模和实力，拥有了一定的发展基础，其整体实力与原先相比有了很大的提升。一些媒介集团拥有几个亿、十几个亿的年广告收入，几十亿、上百亿的资产，它们的经营实绩，使人们看到，媒介产业今天在我国仍属于市场前景看好的一种朝阳产业和主导产业。
但我国传媒集团化建设中也存在一些制约其进一步发展的困难和问题，其中既有体制、机制、政策上的问题，也有资金、设备、技术上的问题，还有人才培养和使用上的问题等等，有些问题甚至形成了“瓶颈”，严重制约着传媒业集团化进程的深入发展。这些问题有来自外部的，也有来自内部的。例如一些媒介集团还存在整体发展战略和发展思路不明确、经营手段不灵活、管理水平不高、创新能力不强等问题。还有一些媒体一味地追求规模扩张，集团化组建过于看重形式，而不大注意效果。有的媒介集团“有名无实”，也是集团化过程中的一些突出问题。其实，媒介集团不应盲目地追求规模，醉心于“跑马圈地”，撑大架子。真正的规模应是质量加效益的结果，做强是做大的基础。只有在具备了一定实力的条件下再扩大规模才能站住脚跟，站稳地盘，否则，即使占了地盘，也可能是个空架子。而且，对于社会主义传媒集团来说，不但要做大做强，还要力求做优做好，要让政府和百姓都满意，要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这才是最终所要追求的真正目标。
记者：感谢您百忙中接受我的采访，回答了许多读者所关心的问题。希望您能继续关注黑龙江的新闻改革，关注我们的《新闻传播》。
郑保卫：谢谢！衷心祝愿黑龙江的新闻事业繁荣发展，祝愿《新闻传播》越办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