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志华
多年前诗人顾城写过这样一首诗：“你/一会儿看我/一会儿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拿这首诗来比喻电子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心理空间与物理空间的反差也许再合适不过了——技术上的无限可接近性与心灵上的渐行渐远成为这个时代的一个悖论。当人们越来越少地受到社会群体的羁绊，当人们越来越多地通过电视来了解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为了弥补媒介社会功能上的不足，电视便承担起了将受众控制在意识形态力量所能控制的范围之内这样一个责任。而在文化传播的空间里，建立在一定权威性基础之上的握有支配力的主持人，对社会价值观念往往能够起到引导舆论、控制舆论的作用。
尽管大众媒介的言论（包括电视节目主持人的言论）并不等于舆论，但“较大范围内舆论的产生和消失往往是大众媒介信息传播和引导公众的结果”这一事实已得到理论界的认可；尽管“沉默的螺旋”理论在理论提出者自己那里进行了修正，但当人们开始思考反沉默螺旋模式时，“电视塑造着现实，并影响着人们长期认知的效果”这一推论还是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肯定。由此，作为大众媒介的电视，在舆论形成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除了少数几个话题可能会形成全球舆论外，绝大多数的舆论都是在一定的文化圈、民族圈或宗教圈的范围内形成的，不可避免地带有文化与道德传统的印记。”陈力丹先生在《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一书中，还援引了几位大师的看法。“在卢梭看来，‘所谓舆论，就是社会成员不自觉的道德状态’；李普曼讲得较为准确：‘舆论基本上就是对一些事实从道德上加以解释和经过整理的一些看法’”。电视节目主持人的双重身份使得他们在对客观事实进行评价的时候，也应该具有“从道德上加以解释和经过整理的一些看法”，应该在社会道德、价值观念上予以聚合与唤起。
老子的《道德经》，不过五千言，其中蕴涵的哲理却被后世广为赞颂。有人说，“道德二字很简单，道是一种选择，德是一种结果，选择正确，出现了好的结果，就是有道，有德。选择错误，出现了坏的结果，就是失道，无德。”也有人说，“道德是人们心灵的契约，是一种内在的、软性约束机制，它是通过舆论来实现其力量的。道德涉及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具有最广泛的涵盖性。”何怀宏教授在《良心论——传统良知的社会转化》中指出：“完整意义上的道德包括①主观的，在每个人心里内在地发生的，只能为他自己通过反省觉察的道德心理现象；②客观的，可为他人从外部观察到的，个体或群体的道德行为现象；③作为一种精神的客观凝结物的，以戒律、警句、格言，或理论、学说等形式表现出来的道德知识现象。”如果说，道德含有自律和他律两个方面，那么，主持人文化影响力应该是道德文本建设构成他律的因素之一，在有关道德舆论的形成中，起着认定、聚合的作用。
打开电视，我们看到——
在矿难发生的现场，主持人在黑洞洞的地下矿井做着现场报道，关心着死伤的矿工，紧蹙的眉宇间流露出的是对遇难矿工的同情与恻隐。
在台风肆虐的恶劣天气下，被风雨浇打得站立不稳的主持人却牢牢地抓住手里的话筒，即时即刻地报道着灾情。
2003年春夏之交，中国遇到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非典”，主持人柴静重装上阵，开展现场报道。《新闻调查》于2003年4月26日播出了《北京：“非典”阻击战》，第一次在电视屏幕上全面直接地反映了北京市医疗系统在抗击“非典”中的接报、隔离、诊断、急救、消毒等各个环节。在此之前，人们对SARS还知之甚少，通过这部片子，人们第一次看到了SARS病人。“我不想在多年以后我的孩子问我‘妈妈，那时候你在哪里’的时候，告诉他我在家里看电视。”柴静这样解释为什么在谈“非”色变的日子里，自己几乎是迫不及待地要求参加“非典”报道的一线采访。
2010年4月14日7时49分，青海玉树地区发生了7.1级地震，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主播张泉灵第一时间从世博会报道现场飞赴玉树灾区。她克服了高原缺氧的极端天气，奔赴灾区第一线深入采访。于是，在每天的电视荧屏上，观众们都能看到来自灾民安置点、救援第一线的现场报道。看到张泉灵略显疲惫但却坚持工作的身影，很多人都会联想到2008年刚刚从珠峰上采访下来的她，第二天又出现在了汶川地震报道前线的情景。在“抗震救灾英模事迹报告会”上，张泉灵说：“5月12号，在珠峰待了一个月之后我回到了拉萨，还沉浸在奥运火炬珠峰传递报道成功的喜悦中，大地震发生了。北京、台湾、日本都有震感！我的第一反应是：唐山大地震影响到了14个省，这可能是比32年前更大的一次灾难，而前方灾情不明！情况不明的时候是最需要记者的时候！我得去现场！我知道高原下撤以后的第一原则是休息，我也很想家，想不满两岁的儿子。但是这时候到一线去，不是我个人的选择而是一种职业的天性。”2008年6月11日，人民大会堂，抗震救灾英模事迹报告团首场报告会。
关于艾滋病人、关于吸毒者、关于同性恋、关于抑郁症患者……起初社会关于他们的舆论是片面的，生活中人们对他们也是避之不及的。然而，电视节目里这些人开始作为嘉宾出现，开始有了主持人对他们进行的采访。语气中没有丝毫的轻蔑和距离，真诚的握手与拥抱不仅让被采访者眼睛湿润，也让电视机前的观众开始意识到，这是社会在向前走的过程中不可回避的人群，也是不容我们回避的问题。
在公益活动、灾后捐助活动中，著名主持人们不仅现场主持，还捐出钱物；通过热线，对已有悔过之心的潜逃罪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终使其主动自首……在评论节目、谈话节目、辩论节目中，主持人对时政、现实、某种具体的社会现象作出点评，或深入分析，或层层抽丝剥茧，或点到为止，或鞭辟入里。
受众在电视媒体打开的“窗户”面前，在主持人发出的言行中不断找寻“镜子”，进行自我观照。
这一切似乎真是值得欢呼了，但欢呼是容易的，呼唤却是需要勇气和胆识的。当下中国的社会现实所呈现出来的道德失范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事实，每一个社会成员，包括节目主持人的道德观、价值观，都在大环境的包围下接受着现实残酷的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