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这些对内对外的传播现象都从深层次反映出语言传播在大众化传播领域里所具有的几个特性：一是语言传播具有普遍适用性，包括而不限于广播电视领域，社会各领域各阶层的人士都要借助语言进行交流，而且要讲求交流传播效果。二是语言传播具有思想意识性，它不是仅仅停留在信息流动层面上，而是深入到思想的交流和感情的沟通上，并且以达成共识和感情融洽为长远目标。三是语言传播具有文化融通性，在本土文化内部寻求彼此的认同，在跨文化交流中则寻求互相了解、理解及彼此的尊重和赞赏。这三个层面既反映了语言传播大众化进程中必然涉及的环节，也反映了传播适用广度的拓展和传播文化深度的挖掘。
从目前语言传播的发展进程来看，广播电视语言传播广受关注并正等待着进一步提升其质量，推出精品、塑造经典是当务之急；社会范围内对语言传播能力重要性的认识已然加强，但重要的是不能仅重视信息交流层面，更要上升到思想沟通层面、文化形态层面。
三
大众化的语言传播特色时时都会凸显民族文化心理特征。
由于语言传播活动需要顾及传播的广度及效果，因此“文化”二字不必时时挂在嘴边，但却须臾不能脱离，只能细心揣摩受众心理，并以适合受众接受的方式进行传播。这样的语言传播特色需要与受众的接受习惯及传播的时代风格紧密结合。
接受习惯是民族文化心理的行为化表现。看似是受众个体生活中的喜好，其实经常会反映一个民族积淀多年的文化心理。比如重视整体是东方人特别是中国人最具特色的思维方式，中国传统审美范畴中的意境所赖以生成的抽象思维也与此有关。这种民族化的思维方式有着上千年的传统，《淮南子》说，“绣以为裳则宜，以为冠则讥”，意思是“在衣服上绣上花是美的，如果在帽子上绣上花就要被人笑话了。这就是说，把个别特征、个别形状（线、形、色等等）孤立起来，是无所谓美丑的。美丑在于整体形象”。马致远在词《天净沙·秋思》中并没有直抒其惆怅的心情，而只是用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等名词，但这些名词代表的孤立的意象叠加在一起以后所构成的景象却把作者的心情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这就是靠欣赏者重整体的思维将其整合起来以后而产生的。我们评判一部播音作品的好坏，从整部播音作品角度讲是要重视其风格，而风格恰恰是从整体角度进行品鉴的美学范畴。
时代风格是民族文化意蕴的阶段性显现。语言传播的风格特色，不能一成不变，更不能抱残守缺，节目特点、主持特色等等与风格有关的范畴都应遵循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变化的规律。“各个历史时期大都具有一定的主导风格，而同一时期的艺术家在艺术风格上又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统一性”，因此可以说，时代风格往往是一定时代的社会精神的反映。面对纷繁多变的电波和荧屏，人们一方面惊叹节目发展之迅猛，另一方面又时时担心节目的传统与文化精髓面临缺失的危险。应该说这种担心是可贵的，但草木皆兵、忧心忡忡则大可不必，因为变化本身是必然的。同时，上文提到的民族文化涤荡、净化的能力亦不可小觑——多少网络热词曾经引起人们的忧虑，但回过头来看又有多少所谓“热词”已然成为陈迹；而就语言传播艺术来说，“每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发展中孕育了本民族的艺术特征。这是本民族的社会结构、经济生活、自然环境、风俗习惯、艺术传统，尤其是共同的心理状态、审美观点和艺术特点等等因素决定的”，明白了这个道理，也就明白了变化的是时代风格，不变的是内在的民族文化精神。
四
民族文化印记具有跨文化的共通标准，也有跨文化传播冲突存在的必然。
事实上，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既有互相冲突之处，也有彼此相同之点。人类共同的情感诉求、心理体验促成了相似规则的形成，体现出人类文化的共通性。
就节目风格而言，人们对西方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犀利的主持风格习以为常，就如同接受国内主持人多种多样主持风格一样，然而，主持人如果触及道德、伦理、情感等底线，那么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受众，都会秉持惊人一致的标准。
2006年，美国佛罗里达州一名两岁男孩失踪，男孩的母亲梅琳达·杜凯特接受CNN节目《每日审讯》主播、女检察官南西·格雷斯的采访，希望得到社会的援助。在采访中，格雷斯对杜凯特的行为产生质疑，甚至认为是她杀了自己的儿子。杜凯特不堪压力，在节目播出后吞枪自尽。格雷斯曾经担任检察官，她主持的《每日审讯》节目以替受害者讨回公道为宗旨，她也以类似审讯的访问风格而出名。不过，这次“逼死”人事件还是引起了美国各界的关注和反思，死者家人更是以“过失杀人”罪名将格雷斯告上法庭。在这起事件中，主持人在自身角色选择上发生了越位，以主持人之名，行检察官之实，在没有确凿证据的前提下对嘉宾提出质疑，特别又是在公共媒体环境中发表这样的言论，确实对嘉宾的人格和隐私造成了侵犯，也是对司法制度的滥用，无怪乎死者家属不满，社会大众也对此产生强烈的质疑。相信这种越位行为放在中国也会引起同样的质疑。
与此类似的，2009年，上海某电台年轻主持人在一档短信互动的节目中对听众用语不友善的短信进行了回击，说出了请该听众“团成一团，圆润离开”的隐性“恶言”，同样引起了传媒界、学术界的关注。其中反对者的意见多认为主持人有责任对传播内容进行过滤，包括对不友善短信的过滤，同时还要尊重和审慎使用自己作为主持人的话语权。这既是对传播标准的遵守，也是对文化心怀尊崇的表现，这种尊崇包括对各个民族文化共通标准的尊崇。
当然，对人类文化遗存共有的敬畏并不意味着民族文化心理之间的界限会被轻易打破，正如人类文化的共同遗产“儒学”，其文化价值得到世界的认可，然而诸如孔子学院在兴办过程中终究还是有些或明或暗的抵制势力存在。据美联社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哈辛达海茨4月25日报道，中国政府在全美各地多个社区出资开办了一些“孔子课堂”，然而，在哈辛达海茨锡达兰中学，“孔子课堂”开办得并不顺利。原因是这座中产阶级小镇的教育董事会成员虽然大多是华人，但锡达兰中学的学生绝大多数是西班牙裔。这一现象反映了西班牙文化与中国文化在美国本土的文化冲突，特别是西班牙文化早已经是美国文化的重要来源之一，相对而言外来文化的进入势必会触动本土文化敏感的神经。这种抵制力量的存在可以认为是狭隘民族文化心理的表现，不过，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即便是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它也还是有着民族的特征，它影响着文化的形态、文化的内容，也深刻地影响着民族文化心理。
语言传播大众化是在一个趋势明显的传播大众化进程中凸显的。大众化意味着在受众层面上有纵向延伸，因此要求文化的格调要多样，而目前的关键是如何调整好宽容的文化态度，做到雅俗共赏；大众化也意味着在跨文化领域内有横向拓展，因此要求文化的类型要丰富，而目前的关键是如何调整好开放的文化心态，做到融合互通。这一纵一横的发展趋势，都深深地烙刻着民族文化的印记。民族文化印记为发展之本，既把握方向，又提供动力，成为纵横两条发展脉络的价值核心。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