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人文俄罗斯故事:从伊戈尔到普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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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 有独创精神的诗人涅克拉索夫

19世纪40年代末,涅克拉索夫(1821——1878)已被认为是一位有独创精神的民主主义诗人和讽刺诗人。

1821年11月28日,涅克拉索夫生于乌克兰波多尔斯克省维尼茨县涅米罗夫镇。他的父亲是个军官,退伍后举家迁往雅罗斯拉夫尔省祖传领地格列什涅沃村。诗人就在这里度过他的童年。从莫斯科通往西伯利亚的一条大道路过他家门前。这里经常可以看到带着脚镣手铐的政治流放犯被押解过路。屋后面是伏尔加河。幼小的涅克拉索夫经常听到河上纤夫们的号子声。农民的无权地位,纤夫的艰苦生活,流放犯的铁镣声,都给涅克拉索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诗人的父亲是个粗暴残酷的人。涅克拉索夫自小看到他那肆无忌惮的专横和对农民无情的剥削。替农民说话的母亲,还要受到父亲的挖苦嘲弄。老涅克拉索夫退伍回来后当上县警察局长。他巡视各村镇时常带上儿子。小涅克拉索夫亲眼看见农民们是多么害怕县警察局长。

诗人的母亲经常给儿子讲童话故事,讲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和意大利诗人但丁的作品内容。她教儿子“在真理面前别胆怯”。涅克拉索夫写了《母亲》等许多诗篇怀念自己的母亲。她聪明而有教养,总是同情农奴们。母亲允许儿子同农民的孩子们一起玩,当然不能让父亲知道。诗人在《农民的孩子们》一诗中讲了他童年时的欢乐。

1832年涅克拉索夫到雅罗斯拉夫尔中学上学。刚上一年级时,他对学习还感到有乐趣。后来渐渐地对上课不感兴趣了,一心只想读课外的书刊。中学5年,他读了不少书,还写诗。茹科夫斯基的浪漫主义作品使他着迷,他读普希金、拜伦的著作,对当时出版的各种期刊杂志也十分关注。普希金的《自由颂》和《叶夫根尼·奥涅金》给涅克拉索夫的印象最为深刻。

乖戾的父亲在儿子上5年级的时候突然让他辍学回家,因为他舍不得花钱。涅克拉索夫对父亲在家乡的专横霸道越来越反感。他自己在童年那些农奴伙伴面前有负罪感。于是涅克拉索夫下决心同地主庄园彻底断绝关系,拒绝继承遗产。

父亲同意让儿子去彼得堡,但只能上军校。母亲则希望儿子上大学。

16岁的涅克拉索夫满怀上大学当诗人的希望来到彼得堡。他的求知欲太急迫了,自己还未准备充分就仓促去参加考试,结果没考上,只好当一名旁听生。涅克拉索夫在大学里只旁听了两年。父亲以不听话为由断了他的生活费用。涅克拉索夫从那时起长期过着饥寒交迫的贫困生活。为了生活,他曾为农民代写书信,拟呈文,或为演员抄台词,同时仍坚持自己的文学创作。涅克拉索夫廉价租住的房间里没有桌椅板凳,他只好爬在地板上写,有时甚至连墨水也没有,只好用水把鞋油稀释代替墨水继续写,从早写到晚。

涅克拉索夫因饥饿生了病。他生病欠下房主的钱,女房东就把他那非常可怜的一点东西也拿走了。当他的身体稍好一些的时候,到外边走了一会儿,再返回来时,女房东连房间也不准他进入,说房间已租给了别人。涅克拉索夫只能流浪街头。又冻又饿的他无可奈何地来到涅瓦大街上。无处可去的他坐在一家餐馆的长凳上,因太疲倦坐着坐着就睡着了。这时一位老人看他可怜才把他喊醒,带他去他们睡觉的地方。那是一个大屋子,里面很多人,都是非常穷苦的人。涅克拉索夫只记得,他为别人写了一份状子,人家给了他15戈比。

饥寒交迫的涅克拉索夫不可能再上什么大学。1840年,涅克拉索夫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幻想与声音》,因缺乏独创性而受到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的严厉批评。别林斯基的批评给涅克拉索夫的印象太深刻了,读者的冷漠也刺痛了这位年轻诗人。得知书卖不出去,涅克拉索夫就从各个书店里把他的诗集全部收回,烧掉!

失败并没有使涅克拉索夫灰心丧气,相反还给了他新的力量。从1840年到1846年期间,他写小说、编剧本、发政论文、搞书评,还开始了他编辑出版杂志的工作。别林斯基注意到了这位年轻人发表的文章和书评。后来他对涅克拉索夫说:您写的书评太棒了,我是写不出来的。两人1841年开始结识,后来交往密切,涅克拉索夫几乎天天都要到别林斯基那里去。在后者的帮助下,他逐渐走上革命民主主义者和“真正的诗人”的道路。他写的《在旅途中》(1845)、《摇篮歌》(1845)、《故园》(1846)、《秘密》、《夜里我奔驰在黑暗的大街上》(1847)等诗,描述俄国下层人民的痛苦及悲惨的命运,讥讽伪善的权贵们,在俄国文学界受到普遍的欢迎。1845年涅克拉索夫出版两卷本文集《彼得堡生物学》(即彼得堡生活)。一年以后又出版了《彼得堡文集》,里面收录了当时优秀作家别林斯基、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赫尔岑、格里戈罗维奇的作品。第二本文集中有涅克拉索夫的诗《在旅途中》、《摇篮歌》等。《彼得堡文集》获得很大成功,很快销售一空。但却引起沙皇政府的不满。因准许《摇篮歌》的刊登,书刊检察官还受到了警告处分。1846年末,涅克拉索夫与帕纳耶夫接手《现代人》杂志的出版发行。1847年1月新的《现代人》第一期出版了。涅克拉索夫主持《现代人》的工作20年,后又主编《祖国纪事》10年。他善于团结人。别林斯基曾负责“评论专栏”,屠格涅夫、赫尔岑、格里戈罗维奇、冈察洛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列·托尔斯泰都当过该杂志的编辑。50年代,他先后邀请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参加编辑工作。由于立场、观点的一致,三人结为亲密战友。这一时期,涅克拉索夫写了许多著名的诗篇,如《未收割的土地》(1854)、《被遗忘了的乡村》(1855)、《小学生》(1856)。特别是《诗人与公民》(1856),它庄严地宣称“可以不做诗人,但必须做一个公民”;《大门前的沉思》(1858)抒写了在俄罗斯大地上泛滥的人民的悲哀,思索着他们未来的命运;《叶廖穆什卡之歌》则提出进行革命的口号。

从60年代起,涅克拉索夫写了一些描写农村生活的长诗,并开始创作反映日益壮大的革命力量的巨著《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这个时期他在文学界,特别在进步青年和革命活动家之间享有很高的声誉,被认为是俄国有独创精神的最优秀诗人。

60年代是涅克拉索夫的不幸时期。昔日的朋友如屠格涅夫、德鲁日宁、博特金等因思想立场分歧,先后同他断交;杜勃罗留波夫病逝;米哈伊洛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相继被流放西伯利亚;《现代人》杂志起先于1862年被停刊8个月,后又因1866年4月4日发生暗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未遂事件而被查封。

两年过后,涅克拉索夫与谢德林等合编《祖国纪事》杂志,成为70年代俄罗斯进步人士的喉舌。这期间,涅克拉索夫写了长诗《祖父》(1870)和《俄罗斯妇女》(1871—1872)、长诗《同时代的人们》(1875),歌颂十二月党人和他们的妻子的崇高自我牺牲精神,揭露地主资产阶级,还写了后来结集为《最后之歌》(1876—1877)的抒情诗集和《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的最后三部。

《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1866—1876)是他的重要代表作之一,它反映了农奴制改革前后俄国农民的贫困,揭露了沙皇、农奴主的残酷压迫,歌颂了人民对幸福和真理的渴望和斗争。长诗塑造了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的形象。

1878年1月8日,涅克拉索夫在彼得堡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