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林斯基认为赫尔岑（1812—1870）的才能的“主要力量”在于“思想的威力”，称他为“人道的诗人”。他是俄国革命活动家、作家、政论家、哲学家。
1812年4月6日，赫尔岑出生在莫斯科。自幼深受十二月党人的影响，14岁的赫尔岑与朋友奥加辽夫在莫斯科麻雀山上发誓，决心继承十二月党人的革命传统，“替那些被处死刑的人报仇”。1829年秋，赫尔岑进入莫斯科大学数理科学习。他与奥加辽夫等人组织革命小组，研讨社会政治问题，关心西欧革命运动，宣传资产阶级启蒙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思想。1833年大学毕业后，赫尔岑本来计划出版宣传革命思想的刊物。没料到，1834年他和小组成员一起被捕，罪名是“对社会极其危险的自由思想者”。他先后被流放到彼尔姆、维亚特卡和弗拉基米尔等地。几年的流放生活让赫尔岑亲眼看到沙皇尼古拉一世官僚机构的腐败和农奴制度的残酷，从而更加坚定了他反对封建专制和农奴制的革命立场。1840年赫尔岑刑满获释，却又因沙皇政府的特务截获了他斥责彼得堡警察不法行为的书信而再次被流放。直到1842年，他才回到莫斯科。
1842—1847年，赫尔岑从事紧张的创作活动。他常以伊斯坎德尔的笔名，在《现代人》和《祖国纪事》两个进步杂志上发表政治、哲学论文和文学作品。
在大学读书时期，赫尔岑写过一些有关自然科学的论文，赞同意识和物质相统一的唯物主义观点。19世纪30—40年代，他一面继承拉季舍夫和十二月党人的唯物主义战斗传统，同时批判性地研究了18—19世纪上半叶的西欧哲学。赫尔岑曾对俄国青年为之倾倒的黑格尔哲学进行了艰苦的理论探索，接受了其辩证法的积极因素，同时也发现了黑格尔社会政治观点的保守性和反动性。赫尔岑在哲学方面的突出贡献，在于他发现了黑格尔学说中这个主要矛盾，反对黑格尔“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一切合理的都是现实的”错误结论，努力论证革命斗争和变革现实的必要性。他把辩证法看做“革命的代数学”。他在自己的主要著作《科学上一知半解》（1842—1843）和《自然研究通信》（1845—1846）中号召“必须战胜黑格尔的原理”，严厉批判了哲学研究脱离现实和政治的倾向，主张哲学应同反对专制的革命斗争联系起来。列宁曾赞扬说：赫尔岑“在19世纪40年代农奴制的俄国，竟能达到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的水平”，他“已经走到辩证唯物主义跟前，可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前面停住了”。
赫尔岑认为文学创作可以使俄国人民听到“自己愤怒与良心的呼声”，几年的流放生活更加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从1841年起，他在短短几年里创作出了《谁之罪？》、《偷东西的喜鹊》和《克鲁波夫医生》等作品。长篇小说《谁之罪？》（1841—1846）描写3个出身不同的青年的爱情悲剧以及他们周围的人物，揭露农奴主的残酷专横，指出造成悲剧的真正罪人是农奴制。贵族青年别里托夫形象的塑造，丰富了俄国文学中“多余的人”的画廊。中篇小说《偷东西的喜鹊》（1848）写一个农奴出身的女演员的血泪史，揭露了摧残人的尊严和创造才能的专制农奴制度。
《克鲁波夫医生》（1847）辛辣地讽刺农奴制社会的“普遍疯狂”。这一时期的作品具有浓厚的政论色彩，对生活的真实描写、人物的深刻心理分析同富于激情的哲理性议论相结合，在俄国社会心理小说中别开生面。
1847年3月，赫尔岑一家来到孕育革命风暴的法国，但巴黎社会的“道德堕落、精神萎靡、空虚和浅薄”却令他失望。同年10月，赫尔岑赶往爆发了民族独立运动的意大利。当他在罗马听到法国爆发1848年二月革命的消息时，又急忙赶回法国。二月革命的胜利果实很快落入右翼大资产阶级共和派手中。在5月15日巴黎工人的反政府示威中，赫尔岑亲眼看到资产阶级出动军队驱散工人队伍的可怕情景。他把这次事件及稍后发生的血染巴黎街头的六月工人起义，称之为“我一生的转折点”。资产阶级枪杀无产者的严酷事实，打破了赫尔岑对资产阶级共和国和资产阶级民主的幻想。而那些高唱自由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人物在欧洲革命中充当资产阶级的帮凶，又使赫尔岑对自己多年追求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产生了深刻的怀疑，因而陷入极度的悲观失望中。赫尔岑的悲观情绪就反映在他写的《来自彼岸》（1847—1850）和《法意书简》（1847—1851）中。
赫尔岑参加欧洲革命的行动招致反动势力的进一步迫害。法国政府和警察搜捕他，沙皇政府拒绝他回国。赫尔岑一家只好在1849年6月来到日内瓦，加入了瑞士国籍。1851和1852年，他的母亲、儿子和妻子先后死去。在革命遭受挫折和家庭连遇不幸的打击下，赫尔岑对俄罗斯的未来并未失去信心，他重新把希望转向自己的祖国。
1849—1851年，赫尔岑写出《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及《俄国人民和社会主义》等论文，阐述了他关于社会主义的新思想。他认为，俄国能够绕过资本主义，直接依靠农民村社而过渡到社会主义。他远离俄国，不了解村社内部阶级分化后农民的实际情况和村社的本质，因而错误地把俄国的村社看成社会主义的萌芽，把农民当作建立社会主义的基本力量，以为只要使农民获得解放和分得土地，俄国就能够避免资本主义，而沿着自己的道路到达社会主义。他的这一思想后来成为俄国民粹派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曾多次批评赫尔岑这种“农民社会主义”的错误思想。
1852—1865年，赫尔岑一直居住在伦敦。他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并取得显著成就，同时他也不断克服自己的自由主义思想而成为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者。
赫尔岑早就对尼古拉一世苛刻的书报检查制度深恶痛绝。他决定利用国外讲坛来“冲破审查制度”，发出俄国人民的自由呼声。1853年6月，赫尔岑自筹资金，在伦敦建立起“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出版革命刊物。1855年赫尔岑创办俄国史上第一份革命的定期文艺刊物——《北极星》。该杂志与十二月党人的刊物同名，就以十二月党人五位领袖的侧面像作为封面，大量刊登沙皇政府禁止的十二月党人回忆录、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优秀诗歌等。别林斯基于1847年7月3日的《致果戈理的信》也首先在《北极星》上发表。该杂志通过不同的渠道传入俄国，大大激发了俄国人民对沙皇专制制度和封建农奴制的憎恨，引起各阶层读者的强烈反响。为了密切配合国内日益发展的革命形势，1857年7月赫尔岑和奥加辽夫又合办《钟声》报，大声疾呼废除农奴制，公开号召人民同专制政府作斗争。他幻想过“自上而下”地解放农奴，所以曾通过《钟声》上书亚历山大二世，说明与其让农民起义，不如以“理智的方式”进行和平的“经济革命”。1859年6月，车尔尼雪夫斯基来到伦敦会见赫尔岑，指出他的错误，并商讨了进一步行动方针及斗争任务。在赫尔岑识破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的掠夺实质的同时，他很快从风起云涌的农民反抗怒潮中认识到人民革命的巨大力量，彻底抛弃了对沙皇和地主的幻想。他通过《钟声》向农民发出激昂有力的革命号召。《钟声》的发行量迅速增长，不仅在俄国首都，而且在偏远的省份和乡村都有《钟声》的读者。60年代初，赫尔岑已坚定地站到革命民主派一边了。他和奥加辽夫在伦敦积极支持俄国秘密革命团体“土地与自由社”的活动，并以《钟声》为宣传阵地，努力扩大该组织的影响。
从1852年起，赫尔岑花了15年的时间写成著名回忆录《往事与随想》。这是一部包含日记、书信、散文、随笔、政论和杂感的长篇回忆录。作者自己说，这是“历史在偶然出现在它道路上的一个人身上的反映”。在这部宏篇巨著中，赫尔岑通过个人的思索和经历、探索和斗争，向读者展示了19世纪中叶俄国和西欧社会生活及革命斗争的广阔历史画面，从而揭示了沙皇专制和农奴制度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赫尔岑以“血和泪”的炽热感情、抒情笔调和优美语言，使这部作品具有巨大的独特艺术感染力，成为俄国和世界文学宝库中一颗闪亮的明珠。
1869年赫尔岑写给巴枯宁的《致老友书》，表明他在与巴枯宁彻底决裂的同时，把视线转向了马克思领导的第一国际，欢迎马克思这位“在社会主义事业上功勋卓著”的人。
1870年1月21日，赫尔岑病逝于巴黎，他的骨灰被运到法国南部城市尼斯，安葬在他妻子的墓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