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第二次起搏:重展俄罗斯政治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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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可控民主:俄罗斯政治改革路径(2)

二、确立“超级总统制”:为叶利钦而定的宪法

在府院公开对峙的情况下,叶利钦的举动得到了强势部门,如国防部、内务部,以及总理切尔诺梅尔金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叶利钦一方面向国际社会保证“将不会发生流血事件”;另一方面,宣布鲁茨科伊的代总统职务以及以总统名义下的命令“非法”,并下令剥夺议会财产,收缴议会武器,宣布对拒绝执行命令的公职人员开除公职,军官勒令提前退役,同时妥善安排从议会投靠到总统方面来的人员。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1993年9月21日,叶利钦发布命令,中止俄罗斯人代会和最高苏维埃的全部权力,要求在12月11—12日举行新的立法机构——联邦会议选举;同时,叶利钦呼吁民众和国际社会对其所被迫采取的措施给予理解和支持。针对这种情况,以哈斯布拉托夫为首的人代会连夜召开紧急会议,指出叶利钦解散议会的总统令违反俄现行宪法,是“政变行为”,宣布停止叶利钦的俄罗斯总统职务,由副总统鲁茨科伊代理。根据议会认可,鲁茨科伊任命阿恰洛夫为国防部长、巴兰尼科夫为安全部长、杜纳耶夫为内务部长。鲁茨科伊在讲话中呼吁军队要站在法律一边,抗议总统违反宪法的行为。9月28日,政府军和防暴警察对白宫实施了封锁,并采取断水、断电、停止供暖等措施,以迫使议会就范。

10月3日,上万名议会的支持者与包围议会的政府军发生流血冲突,并冲破封锁在白宫前举行集会。鲁茨科伊在白宫阳台上呼吁军队倒戈,要求人们攻占莫斯科市政府和国家电视台。在这种紧张时刻,叶利钦发布在莫斯科实行紧急状态令,同时解除鲁茨科伊副总统职务并开除其军籍,严禁群众参加集会游行。4日凌晨,俄政府军奉命进入莫斯科,数十辆坦克和装甲车包围了议会大厦,随后发起进攻。哈斯布拉托夫与莫斯科军区司令联系,请求派兵援助,但对方借口中立,只是答应商议此事。议会向西欧等国驻俄罗斯大使馆所发出的保障安全的请求也遭到拒绝。政府军同忠于议会的部队进行了长达10个小时的激战。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在政府许诺保证生命安全后,哈斯布拉托夫和鲁茨科伊以及支持议会的几名将军才接受总统和政府方面的“最后通牒”,被送进列弗尔托沃监【5】。至此,这场总统与议会间的激烈对抗以武力方式最终宣告结束,也标志着俄罗斯政坛上持续了一年多的两个政权并存局面的终结。据俄罗斯官方宣布,这场流血冲突造成142人死亡、744人受伤。事后媒体称之为“十月事件”。

10月5日,叶利钦下令解除斯捷潘科夫联邦总检察长的职务,任命阿历克赛·卡扎尼克为联邦总检察长,同时取消近日执行的新闻检查制度,并决定将议会大厦——“白宫”改作政府大厦。6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发表电视讲话,说10月3—4日,莫斯科发生了“由前最高苏维埃领导人、前副总统和一些政党和社会组织领导人策划和准备的武装叛乱”,他不得不作出进攻白宫的困难决定,事件的起因在于“许多人想延长有害的双重政权局面”,而宪法法院成了“执行权力机构的控告者、立法权力机构的帮凶”。10月7日,叶利钦签署命令,在未通过新宪法之前,暂时中止俄宪法法院的活动;同时,在新议会产生之前,由总统代行其职责。当晚,总检察长卡扎尼克签署逮捕令,指控前议长哈斯布拉托夫和前副总统鲁茨科伊等人组织领导“暴乱”而将其正式逮捕,并继续搜捕参与“十月暴乱”的人员。10月15日,叶利钦发布命令,要求选举和对新宪法的全民公决同时进行。

叶利钦的强硬手段得到了西方的支持,10月6日,日本首相细川护熙以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年度主席的身份在东京发表了一份西方七国的联合声明,表示支持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联合声明对莫斯科武装冲突造成人员伤亡表示“遗憾”,同时对叶利钦总统取得胜利并逐渐平息事态表示欢迎。声明希望俄罗斯恢复包括尊重人权在内的法律和秩序,强调西方七国首脑将继续支持叶利钦总统推行的民主改革和经济改革路线;美国等主要西方国家还许诺将尽快实施1993年4月制订的440亿美元一揽子援俄计划。

经过“十月事件”后,1993年11月10日最终形成俄罗斯第四个宪法草【6】。1993年12月12日,全民公决通过了新宪法。

“十月事件”对俄罗斯的政治改革走向起着路标的作用,它表明:俄罗斯的改革尽管还会出现波折,但日益失去其激进色彩,权力重心日趋向总统手中转移。通过“炮打白宫”,叶利钦摧毁了议会,镇压了反对派,宣布解散各级苏维埃,禁止“劳动俄罗斯”、“救国阵线”等20多个反对派政党和组织的活动,停止《真理报》、《苏维埃俄罗斯报》等10多家报刊的发行,将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初步形成总统集权的局面。与此同时,叶利钦发布总统令,把立法机关改名为国家杜【7】,宣布举行新的议会选举。随后,叶利钦又对制宪会议通过的新宪法草案作了修改,使新宪法草案充分体现了“总统集权”的精神,然后提交全民公决。

1993年12月,全民公决通过了新宪法,这标志着总统集权制的正式确立。按照1993年全民公决确认的新宪法虽然规定了三权分立的基本原则,更多地带有法国总统制的特征。但俄罗斯传统中的个人专权在这部新宪法中更加突出,宪法赋予俄总统的权力要比法国总统权力大得多。

新宪法规定:总统集内政、外交、行政、立法和军事等大权于一身,是国家政治权力的核心,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其地位至高无上,不受侵犯:俄罗斯联邦总统是国家元首,是俄罗斯联邦宪法、人和公民的权利与自由的保障;总统按俄罗斯联邦宪法和联邦法律决定国家对内对外政策;总统任命联邦政府总理、副总理和各部部长,主持联邦政府会议;总统是国家武装力量最高统帅并领导国家安全会议;总统有权解散议会,无需同总理及议会两院议长磋商,而议会只有指控总统犯有叛国罪或其他十分严重罪行并经最高法院确认后才能弹劾总统;在司法权方面,联邦最高法院、宪法法院院长及总检察长人选均要由总统提名。可见,新宪法赋予俄联邦总统的权力要比法国总统权力大得多。正如一些俄评论家所说,“宪法是为了迎合叶利钦而制定的,但可以说叶利钦代表了一种在俄罗斯历史上一直发挥影响的老传统”【8】。相对来说,议会权力明显过小。根据《俄罗斯联邦宪法》选举产生的俄罗斯联邦会议(统称议会)是一个两院制立法机关,由上院——联邦委员会和下院——国家杜马组成。联邦委员会设178个议席,俄联邦所属的89个联邦主体各派两名代表组成,一名为主体的行政首脑,另一名来自地方立法部门。国家杜马设450个议席,其中一半为选区席位,由全俄225个选区各选出一名代表;另一半为政党席位。国家杜马每届任期4年。议会竞选运动通过征集选民签名、登记正式候选人、候选人宣传其竞选纲领和选民投票4个阶段进行。一个政党必须在选举中获得5%的选票才有资格进入杜马,并按比例分配议席。2001年7月俄通过的新《政党法》规定,2007年议会选举时将把政党入围的门槛从5%提高到7%。国家杜马主席(也称议长)是杜马最高领导人,下设第一副主席和4位副主席。杜马主席由杜马代表秘密投票产生,几位副主席要分别来自不同的党派。杜马主席主持杜马会议、安排杜马开会和听证会程序、代表杜马与总统、政府以及国际组织打交道等。

俄宪法虽明确规定俄“立法、执行和司法权力相互独立”,但实际上,总统权力过于集中,有权解散议会,使议会的作用十分有限,政党的作用也就受到限制,更谈不上对总统进行监督,罢免总统几乎是不可能。从总统和议会的权力界限看,总统的权力集中体现在人事任免权和对立法的执行权力上。根据俄罗斯现行宪法,总统和议会下院都是民主选举产生,联邦政府具有独立的宪法地位,宪法对总统和议会的人事控制权提供了制衡机制,也即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由俄罗斯联邦总统任命并征得国家杜马的同意。但总统对联邦总理具有提名权和最终任命权,杜马只具有审议权。也就是说,俄罗斯宪法明确对联邦总理的免职权作出规定,最终权力同样属于总统。同时,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在任命后的一周内向总统提交联邦执行权力组成的建议,政府其他高级官员的任免则通过联邦总理的建议由总统任免,总统还直接控制政府的强力部门。

综上所述,转轨伊始,在推行以“休克疗法”为核心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同时,叶利钦大力推行多党制、全民选举、新闻媒体自由等一系列西方式的政治民主改革。这一时期,整个社会处于剧烈的动荡和危机之中,经济大滑坡,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民族冲突和地方分裂活动此起彼伏,俄在国际上的地位也日趋孤立。在这种情势下,俄罗斯越来越多的政党、社会团体和个人认识到国家权威的必要性。俄国内各种政治派别,甚至连主张积极推进市场经济的中右、乃至右翼政党集团,都对激进改革进程作了批评性的反思。俄罗斯民众也开始放弃民主主义幻想,更加关心如何才能恢复社会秩序和确保安全的问题。这一切重又唤起了隐藏在俄罗斯人民心底深处的权威主义思想。俄罗斯民族历史和文化传统中,权威主【9】观念根深蒂固,最终这种自由主义民主政治取向的改革得出的却是带有浓厚俄罗斯民族传统的西方民主政治,或称为“混合体制”。俄罗斯政治权威主义结构中总统地位的突出,既是受到其政治文化传统中个人专权影响的结果,更是急剧转型中俄罗斯社会现状的必然产物,它反映了俄罗斯社会迅速变迁过程中对秩序与权威的需求。

权威主义在俄罗斯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刻的文化根源,对整个俄罗斯的历史发展起着极为深远的影响。俄罗斯权威主义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俄罗斯传统观念上把权威主义与国家权威相连,民众习惯以此解决纷争和冲突,而且往往把国家政权人格化。无论是沙皇俄国,还是后来的苏联,以及今天处于转型中的俄罗斯,中央权威都在社会发展中居于主导地位。俄专制思想的最早代表人物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说得更加极端:“俄国人的本性就是如此:只有君主专制制度才能维持,如果采行任何其他制度,便不能保持其完整和幸【10】。”当然,这种体制的选择也是俄罗斯转型以来的现实要求。俄罗斯政治学家米格拉尼扬认为,私有产权、法治、有效立法机构的确立以及正常运转的市民社会等自由主义的基石必须通过强有力的国家来安置。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指出,向总统提供确保稳定、民主和秩序的必要权力和权力杠杆不是叶利钦的任性行为或者宪法制定者的失算,而是必须如此。因为在俄罗斯民主传统、公民社会和成熟的政治党派体系都还没有形成,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总统可以也应成为稳定、民主和秩序的保障。总之,总统集权制的权威主义政治,在结束俄罗斯“双重政权”并存,确保国内政局稳定方面确实起到了很大作用。

新宪法出台后,俄罗斯的政治生活开始走上宪法轨道。宪法成了判断国内各种政治行为的准则,各派政党的活动也受到宪法的规范和制约。俄罗斯政治家和学者对总统制的评价基本分为两派。以自由主义为代表的右派基本认可总统制;而以俄罗斯共产党为代表的左派一直主张修宪重新规范总统的权力,避免新的独裁。1996年叶利钦竞选连任,以叶利钦为首的总统-政府行政系统占了绝对主导地位,总统成为国家权力的中心。虽然各种政治派别就对总统权力的限制多次提出修改宪法,但均未取得实质进展。从1992年的府院之争到1993年的“炮打白宫”,从1995年的议会大选到1996年叶利钦竞选连任,总的来看,以叶利钦为首的总统-政府行政系统占了主导地位,总统成为国家权力的中心。

另外,这一时期,在国家的支持下,以政府为背景,以垄断性的国有大企业为基础的金融工业集团很快发展起来,并积极参与政治,一度出现所谓的“寡头政【11】”局面。与此同时,随着国内经济滑坡,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重建后的俄罗斯共产党重新崛起,成为俄最大的反对派,并在1993年底举行的俄首届国家杜马选举中崭露头角。在1995年的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中,“俄共”赢得1/3以上的席位,成为杜马第一大党。

“俄共”利用合法手段与叶利钦当局展开了激烈的较量。1996年6月,俄罗斯举行第二届总统选举。在这届选举中,叶利钦在第一轮投票中只获得35.2%的选票,比“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只高出3个百分点。第二轮投票中,叶利钦同在第一轮投票中排名第三的列别德联手,才险胜久加诺夫,连任总统。

激进的改革和私有化造就了极少数金融和企业寡头,却使大部分人生活倒退,社会贫富差距扩大。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伴随着剧烈的政治动荡,1998年至1999年两年间,叶利钦走马灯似地撤换了6位总【12】。1999年12月31日,心力交瘁的叶利钦作出了提前交权的历史性决定,任命时任总理的普京为俄代总统。第三届俄总统选举因叶利钦提前卸任于2000年3月26日提前举行。代总统普京以严厉打击车臣分裂势力和稳定俄经济的形象,赢得52.52%的选票,当选俄第三任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