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现在法国的财政状态，应该可以进行以下三项改革。第一，废除贡税和人头税，增加二十取一税，使其增加的收入等于前两者的金额，从而不仅保证了国王的收入，而且减少了征收费用，并且减轻了贡税和人头税对各阶层的负担。贡税最终是由土地所有者来负担的；大部分人头税，是按照贡税的税率对贡税的纳税人来征收的，因此，人头税最终也是由土地所有者来负担的。法国的二十取一税，类似于英国的土地税。所以，就算二十取一税是随着贡税和人头税所提供的税额而增加的，它也不会增加上层阶级的负担。但是，由于目前贡税的征收不是很公平，从而改革之后，就会加重很多个人的负担。因此，那些享有特惠或相关利害关系的人，最反对这种改革。第二，统一法国各地的盐税、国产税、关税、烟草税，也就是说统一所有的关税和消费税，这样就能减少这些税的征收费用。并且，还能够使国内商业自由发展。第三，由政府直接监督的税务机关来征收所有的税，这样就可以将包税者的过度利润节省下来，从而增加国家收入。但有些人为了个人私利，会坚决地反对后两项改革的施行。
可以说，在所有的方面，法国的税制都比英国差。英国每年对八百万以下的人民征收了一千万镑的税款，却没有任何人感觉到受压迫。不仅埃克斯皮利神父搜集的材料显示，而且《谷物法与谷物贸易论》的作者也描述过：法国包括洛林和巴尔在内，总共有二千三百万甚至二千四百万人口，几乎是英国人口的三倍多。并且法国的土壤和气候都比英国优良，其土地的改良和耕作也先于英国，其经过很长时间建造和积累的所有事物，包括大都市和城市、乡村的建筑、房屋等，都优于英国。如果说英国都可以不费力地收到一千万镑，那么按人口比例来说，法国应该可以收到三千万镑才对。不过，根据我现有的虽不完全但已经算最好的报告可以知道，1765年和1766年法国收归国库的所有收入，只有三亿八百万利弗到三亿二千五百万利弗之间，相当于一千五百万镑以下。这个金额还不到三千万镑的一半，但法国人民遭受捐税的压迫却比英国人民要大得多。不过，在欧洲，除英国外，法国政府应该算得上最温和、最宽大的了。
据说，荷兰对生活必需品征收的重税曾经对该国所有的主要制造业，甚至连渔业和造船业都造成了严重的损害。荷兰政府和各都市每年的收入达五百二十五万镑以上。荷兰人口不到英国人口的三分之一，因此，按人口比例来看，荷兰的租税的确很重。英国的必需品税很轻，因此没有对任何制造业造成损害。在英国制造业中，只有几种原料，尤其是生丝，负担最重的进口税。
当所有适当纳税对象都已纳税之后，如果国家有急需（如战争发生），仍然可以继续征收新税，这时就会对那些不适当的对象征税。因此，荷兰对必需品征税，并不是因为共和政府的无知。由于共和国要维持独立，虽然平时已经非常节俭，但遇到耗费巨大的战争时，就只好大肆举债。另外，荷兰和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为了防止被海水吞没，它也要花费很大的费用，从而极大地增加了人民赋税的负担。可以说，荷兰现在的主要支柱就是共和政体。大资本家、大商人，要么可以直接参加政府的管理，要么可以间接左右政府的决定。大资本家和大商人正是由于具有这种地位，所以在荷兰受到尊敬并且享有权力。因此，就算和欧洲其他地方相比，在荷兰使用资本、借贷资金的利润或利息更少，同一资本获得的生活必需品更少，他们还是愿意居住在那里。这种状态带来的结果就是，虽然荷兰遭遇的困难很多，但这些富人的定居使得该国的产业仍能在一定程度上继续维持。一旦国家发生灾难、共和政体被破坏、国家统治权落入贵族和军人的手中，商人的重要性就会完全消失而不再被人尊敬。那时，他们也就不会再愿意居住在那里了。他们就会带着资本去其他国家，去支持其他国家的产业和商业。
公债
在没有商业和制造业的野蛮社会里，人们对于高价奢侈品还不是很了解，收入较多的人，除了能养活很多人之外，没有其他消费和享受的方法。拥有的财富意味着随时都可以拥有大量的生活必需品。在那个时代，虽然那些富人可以拥有很多的生活必需品，诸如衣服、食物的原料———谷物、牲畜、羊毛和生皮等，然而他找不到别的物品来交换自己剩余的大部分必需品。于是，这些剩余的必需品除了多供养几个人之外，也没有别的用途了。在这种情况下，富人（或有权势的人）只要不进行非常奢侈的款客和施惠，他们一般是不容易破产的，因为那不同于纯粹的利己享乐。讲到纯粹的利己享乐，可以以曾经的斗鸡为例来加以说明。在当时，哪怕是聪明人都因为那种狂热而破产。然而，节俭朴素的款客和施惠却并不会造成多少人破产。
在封建时代，同一家族一般都长期保持着同一块地产。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在生活上是非常勤俭持家的。一些大地主经常会举行一些节俭朴素的款客，虽然表面上看，这似乎有悖理财生活的良好秩序，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们至少还懂得节俭。平时，大地主们会将一部分羊毛或生皮出售，从而获得货币。他们会用其中一部分货币去购买当时的某种虚荣品和奢侈品来享受，然后把另一部分储存起来。而他们将那部分货币储存起来的原因，实际上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利用。那时，对一个绅士来说，将剩下的货币用来经商，不是一件很名誉的事情；用来放债则更不适当，因为法律早就规定放债是非法的。
并且，身处那个混乱不安的时代，人们说不定哪一天就可能被赶出自己家，因此手中留有一些货币逃生可以以备到时之需。可以说，人们将货币藏匿起来的主要原因，就是当时社会的不安定。从那些经常发现的埋藏物和无主物我们就可以知道，当时藏匿货币似乎是一件非常普遍的事情。甚至有一段时期，君主也将埋藏物视为一份重要收入。但现在，即使是将全国所有的埋藏物加起来，也可能抵不上一个富裕绅士的主要收入。
那时，不但民间厉行节约和储蓄，就连君主也都保持着节约的好习惯。我在本书的第四篇就说过，在那些商业和制造业不发达的国家，由于社会环境所决定，君主也会自然地保持节约和储蓄的习惯。因为在那种处境下，即使君主很虚荣，他也不能够大手大脚地花费他的收入。例如，他希望华丽地装饰自己的宫廷，但在那个时代，一些毫无价值的小东西就构成他宫廷的全部装饰品了。当时，国家没有常备军，因此，君主和其他大领主一样，除了奖励佃户、款待家臣之外，他们的收入就没有别的用途了。当然，奖励和款待一般都是有节制的，只有人心的虚荣才会导致无节制的奢侈浪费。因此，当时欧洲所有的君主，都拥有很多的财富。现在，听说就连每个鞑靼的酋长，都还积蓄着很多财宝呢。
然而，在现在的商业国里，各种高价奢侈品品种丰富，君主和其他大地主一样，自然会将大部分收入用于购买奢侈品。例如，他用本国和邻国提供的各种高价装饰物将自己的宫廷装饰得非常华丽壮观。而贵族们也一样，只不过他们追求的是低一等的华丽壮观。为了实现那种追求，他们不但将家臣打发走，而且让租地人独立了。于是，他们也慢慢地失去了权威，最后和其他大部分富人没什么两样。贵族们这种追求享乐的行为，也同样影响了君主。试想，如果领域内的每个富人都在追求享乐，那么君主怎么可能不采取任何行动呢？就算他没有因为享乐而花费大部分的收入，从而导致国防力量减弱（实际上他经常是这么干的），但对于超过国防需要的那部分收入，他是会全部消费掉的。所以，他的收入和平常的花费基本上持平；只要花费不超过收入，那就要谢天谢地了，根本不可能指望他储蓄财富。当出现急需情况时，他就只会向人民请求援助。例如，1610年法兰西国王亨利四世去世后，当时的欧洲就只有普鲁士现任国王和前任国王储蓄了很多财富。就算是共和政府，厉行节约和储蓄的情况也非常少见。例如，意大利各共和国和尼得兰共和国，别说储蓄了，它们都还负有债务。不过，伯尔尼联邦倒是一个特例，它当时储蓄了很多的财富；不过瑞士共和国其他联邦全都没有任何积蓄。俗话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那些大国的王宫殿堂装饰得富丽堂皇就不说了，然而，一些小共和国的议会厅也弄成这样，就有点铺张浪费了。
如果一国在平时不厉行节约，那么当战争发生时，国库中除了维持平时设施的必要费用以外，没有其他收入以供急需，那么就只能借债了。我们都知道，战时的国防费用是平时的三四倍。也就是说，战时所需要的收入，也是平时收入的三四倍，而君主几乎不可能立即能按照费用的增大比例来增加收入。即使他有办法，也是采取向人们征税的方式，然而征收的赋税往往需要十个月乃至十二个月的时间才能进入国库。而战争的突发，需要国家立即增加军队、装备舰队，在防军驻扎的城市设防，并且提供武器、弹药和粮食。也就是说，战争爆发的那一瞬间，国家就必须立即支付一大笔费用；而这种费用不可能通过慢慢征收赋税来解决。因此，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政府除了借债，没有其他方法。
从上述可知，商业社会的状态带来了国家借款的必要，那么它同样也会带来借款的便利。因为它使人们具有了贷款的能力和贷款的意愿。在商人和工厂主较多的国家，有一种人的手中不但有自己的资本，还有那些借贷货币给他或委托他经营的人的资本，这些资本在他手中周转的次数很多。相比之下，那些不经商的私人资本，一般每年只在自己手中周转一次。而对于能从商业中很快收回本利的商人来说，他的全部资本和信用，一般每年能在自己手中周转三四次。因此，在商人和工厂主较多的国家，很多人都愿意并且有能力为政府提供贷款。
在没有正规司法行政制度的国家，人们总是会对自己的财产没有安全感，对人们是否遵守合同没有信心；在没有健全的法律的国家，人们的债权无法得到法律强制力的保障。在这些国家里，商业和制造业必然不会得到长远的发展。一句话，当人民对政府的公正失去了信任时，这个国家的商业和制造业也必然不会得到长远的发展。因为，如果大商人和大工厂主平时信任政府的话，他们就敢把财产委托给政府保护，那么在国家急需时，他们也敢把财产交给政府使用。由于政府有急需款项，它就会用极有利的借款条件来借款。因此，向政府提供贷款，不仅不会降低人们进行商业和制造业的能力，反而还会增强那种能力。另外，债权人还可以获得以下利益：一方面，政府交给原债权者的担保物可以在任何债权人之间移转；另一方面，由于人民信任政府，政府的担保物也可以在市场上卖得很高的价格。因此，商人或富人将钱借给政府，可以从中获得利益，从而增加他的营业资本。这就是为什么商业国人民非常愿意贷款给政府的原因。不过，在这种国家，上述状况也会产生一种消极影响，那就是政府容易认为，如果在国家急需时人民有能力且愿意借钱给它，那么平时它就不会厉行节约了。
在没有商业和制造业的野蛮社会，人们把自己节约的货币都藏匿起来，就是因为他们不相信政府。并且，他们还害怕政府知道货币藏匿之处后会掠夺他们的货币。在这种情况下，当政府处于危急关头时，几乎没有人愿意且有能力贷款给政府。而君主也早就知道借款的难度，因此平时厉行节约，以备紧急关头之用。
在欧洲各大国，几乎都存在着债务不断增加的情况；各国的国民也因此而深受其害，没准哪天就都破产了。和私人借款一样，国家最开始借款时也依靠国家的信用，不需要用特定收入或抵押来作担保。不过，当债权人不再信任债务人时，如果债务人想要继续借款，就要用特定收入来作担保了。
在英国，它的无担保公债就是凭借信用借的。无担保公债共有两种：一种是没有利息的债务，就相当于私人间的记账债务；另一种是有利息的债务，相当于个人用期票和汇票借的债务。前一种债务一般包括：对特别服役的欠债、对各种服役的未付余额、陆海军和军械方面的部分临时开支、对外国君王补助金的未付余额，以及对海员工资的未付余额等。后一种债务一般包括：为偿还一部分债务和为其他目的发行的海军证券或财政部证券。其中，财政部证券，从发行之日起计算利息；海军证券，从发行后六个月起计算利息。另外，针对上述证券，英格兰银行会采取两种措施：一是自动按照市价对这些证券贴现；二是通过与政府商定的条件使财政部证券在市场流通。一般来说，流通的条件是按照票面价格购买证券并支付相应的利息。这样可以使证券保值，政府也能因此借到巨额的公债。相比之下，由于法兰西没有银行，其国家证券有时只能按百分之六十或百分之七十的价格出售。而在威廉改铸货币时期，由于英格兰银行停止了日常业务，财政部证券就只能按照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六十的价格出售。不过，除了英格兰银行没有给予援助之外，革命刚过，新政府还未安定也是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