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有了叔孙通制定的朝仪，刘邦再也不必为他那群功臣烦心了。可正在他陶醉于山呼地动般的“万岁”声之中时，又有一介儒生向他敲响了警钟。
（一）
原来，刘邦刚刚建立西汉政权的时候，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非常不妙。从当时的社会经济上来讲，经过秦末农民起义，特别是长达四年之久的楚汉战争，给整个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土地大量荒芜，人口锐减，很多农民成了脱离什伍控制的流民，《汉书·功臣表》记载当时人口同原来情况相比是，“户口可得而数者，十分之二三”。而且粮谷缺乏，谷价腾贵，战乱最激烈的荥阳和关中一带，饥荒严重，每石米高达一万钱。班固概括当时的经济形势是：“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
从当时的政治形势来说，刘邦在楚汉之争中，为了合力击败项羽，先后分封了七个诸侯王，史称“异姓诸侯王”。他们是：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韩王信、赵王张放、燕王臧荼、长沙王吴芮。这些异姓王的封国跨州兼郡，占据了战国后期东方六国的大部分疆域，又手握重兵，各制一方，对中央权力的稳定与巩固是很大的障碍。
这些严峻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如果刘邦继续采用秦朝的那一套武力高压政策，势必要重蹈亡秦的覆辙。正是在这种条件下，有一个来自楚地的儒生陆贾，才不断在刘邦面前谈论起《诗》、《书》等儒家经典来。
刘邦本来就是一个法家思想的崇拜者，在思想意识上并没有超出秦始皇时代的法治体系，重武轻文的文化传统在他的思想深处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比如前文提到的，他称说“读书无益”，骂儒生为“竖儒”，拿儒冠当溺器等等。因此，他听到陆贾在面前喋喋不休地高谈阔论，便破口大骂：“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其义是：老子在马上得天下，为什么要听他妈的什么诗书！）
陆贾也不甘示弱，为了扭转刘邦的错误认识，高声回答说：“陛下靠武力取得天下，难道能用武力治理天下吗？商汤、周武王凭借武力犯上作乱，强取天下，却用仁义礼教治理天下。文教和武功同时使用，才是长久之策。
从前，吴王夫差、智伯（春秋末晋国六卿之一）、秦始皇都因为太相信武力，才导致灭亡。假如当年秦始皇吞并六国，统一天下之后，施行仁义政治，效法先圣先贤，陛下怎么会得到天下。”
陆贾的这番议论，道出了一个夺取政权与巩固政权，必须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的深刻哲理。先秦的法家思想是适应当时社会变革的需要而产生的，在同旧势力进行殊死的斗争、在实现全国统一的兼并战争中，都发挥了不容抹杀的积极作用。但法家思想也存在着致命的弱点，它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只强调进取，而轻视守成，好比钟表的发条越上越紧，以致崩裂。它使人形成一种“崇尚武功”、“贪狠强力”、“寡义趋利”、“刻薄寡恩”的价值取向，忽视一切伦理道德的规范、调节与稳定功能。而儒家思想则是在充分吸取了商周文化精华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它提倡仁义道德，注重个人品德的修养和实践，主张德刑并施，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个人奋斗的最高境界。这套理论虽然很难用来夺取天下，却可以用来守成天下。正如汉初政论家贾谊在《治安策》中指出的那样：“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
刘邦本人没有什么理论修养，但他的英明之处，就在于能够根据时势的变化，而及时采纳臣民的建设性主张。所以，他听了陆贾的严辞批评后，不仅不恼，反而显得很惭愧的样子说：“爱卿说得有道理，那就请你写下秦王朝所以失败，我所以成功的原因，以及古时候国家兴亡的故事，拿给我看。”
陆贾就在这方面，作一概略的论述，共写了十二篇。其书主旨在于崇王黜霸，归本于修身用人，多引《春秋》、《论语》之文。每成一篇，就讲解给刘邦听，刘邦对每一篇都大加赞赏，左右侍从们就跟着高呼“万岁”，称陆贾的书为《新语》。
以此为转折，汉初君臣反复总结秦朝灭亡的教训，并引以为借鉴。他们认识到，秦始皇并非不欲为治，秦的速亡，正是由于举措（兵役徭役）太辏，用刑太过的缘故。要想实现长治久安，在当时的条件下，只有轻徭薄赋慎刑，才能缓和社会矛盾，巩同政权。在这一思想方针的指导下，以刘邦为竹的西汉统治者，陆续采取了一些重要的措施。
一、罢兵士归家乡。规定跟随刘邦入关灭秦的关东人愿意留在关中为民的，免徭役十二年，回关东的免徭役六年。军吏卒无爵或爵在大夫（五级爵）以下的，一律进爵为大夫；大夫以上的加爵一级，并一律免除本人及全家的徭赋。归农的军吏卒，按照爵级高低，授予田宅。这些被遣散的军吏卒，除少数高爵的上升为地主外，大部分还是一般农民。这些农民由于在和平安定的环境中获得了一份土地，又不需要服徭役，从而提高了生产积极性，因此成为汉初稳定农村封建秩序，恢复农业生产的一支重要力量。
二、命令在战乱中聚保山泽的人各归本土，“复故爵田宅”，使地主返乡，农民返籍。“故爵”无疑指秦代的封爵，秦爵与田宅密不可分，“复故爵田宅”是对秦代中小地主既得利益的法律承认，有利于消除秦朝吏民的反抗情绪，这项安抚政策在汉初稳定封建秩序方面是成功的。
三、宣布因饥荒自卖为奴婢者，一律“免为庶人”。这里限定的“自卖”只是当时奴婢买卖的一种形式，其他还有“略卖”、“出卖”等。如果再从自由民沦为奴婢的渠道论之，形式就更多了。
因此，这项法令并不是要废除奴隶制，而是有限地释免一些“自卖”者，尽管如此，它对解放社会生产力还是有益的。
四、重农抑商。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农业大国，重农有其历史必然性。重农抑商作为国家的一项基本国策始自商鞅变法，商鞅认为工商业严重妨碍“重农”政策，因为在商品经济获得一定发展的前提下，从事工商更容易获利。对此，史学家司马迁曾概括指出：“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在工商的利导下，引起农民纷纷脱离农业转而从事工商，这在农业生产力不甚发达的情况下是有害而无益的。正因为如此，刘邦君臣继承了这一政策，并具体规定：不许商人衣丝、操兵器、乘车骑马，不许商人从政做官，并加倍征收他们的人头税，借以限制商人对农民的兼并。
五、减轻田租，十五税一。秦代的田租是多少我们不清楚，据《云梦秦简·田律》，只知道田赋征收禾稼（粮食）、刍（饲料）窠（禾秆）等，即每顷收刍三石，窠二石。后来，董仲舒批评秦政说秦代“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这里的“二十倍于古”是多少也不清楚。但有一点可以明确，即董仲舒的说法言过其实。总之，汉初力求轻徭薄赋，“什五税一”较之秦代一定是有所减轻。
刘邦君臣通过上述“与民休息”的措施，总算把秦末以来动荡不安的社会局面稳定下来。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汉初复杂的社会矛盾正好比是漂在水上的葫芦，压下这头，那头又翘了起来。
刘邦在楚汉战争进行中，先后分封了七个异姓诸侯王，历史证明，这些分封曾经促进了西汉王朝的统一进程。但随着战争时代的结束，这些封国的存在，不管诸侯王们主观上是否存在反叛的动机，但在客观上都无时不在威胁着西汉中央的安全。正因为如此，刘邦也好，吕后也罢，才要千方百计地寻找和制造种种借口，逐一翦除这些异姓诸侯王。
张敖是赵王张耳的儿子。汉四年（前203年），张耳随韩信北定赵地，被封为赵王。次年，张耳死，张敖嗣王。
张耳，是战国末年魏国大梁（今河南开封西北）人，少年时曾追随信陵君魏毋忌为客。后来因事逃亡到外黄（今河南民权西北），当地有一个大富翁的女儿，人长得非常漂亮，虽然已是有夫之妇，可一直瞧不起自己的丈夫，视丈夫为“庸奴”。不久，这个少妇不堪忍受丈夫的无能，就私自逃到父亲的朋友家里躲了起来。她父亲的朋友已经儿女满堂，妻妾盈室，总不能让她长期住在家里，就找机会对她说：“你若一定要找一个贤君，就嫁给张耳吧。”
就这样，张耳娶了这位外黄美女，生了张敖。
张敖长大后，很像他的母亲，长得仪表堂堂，风流潇洒。张耳投奔刘邦后，刘邦在一次宴会上见到张敖，觉得他一表人才，就和吕后商议，把鲁元公主许配给他。
一晃过了好几年，到高祖七年（前200年），刘邦从平城惨败后，在返回长安的途中，经过赵国首都邯郸。赵王张敖自然不敢怠慢，对刘邦行女婿礼节，非常恭顺。刘邦却以老丈人自居，不讲君臣礼节，大模大样地箕居而坐（像簸箕一样坐在那里，摊开两腿，微屈两膝，是一种傲慢轻视的姿态），动辄破口大骂，满嘴脏话。对此，张敖还能容忍，谁叫他想娶刘邦的女儿。可赵国丞桐（汉初推行郡国并行制，诸侯国内的官职一同中央）贯高和赵午等人都已年过六旬，对刘邦的表现实在看不下眼，私下里议论说：“我们大王，真是一个懦弱的大王。”于是找机会向张敖进言：“当初，天下大乱，英雄豪杰纷纷崛起，有能力的人先行当王，而今大王对皇帝这么恭顺，他却自以为r不起，不把人当人看，我们这就设法把他干掉，替大王出这口恶气。”
张敖听了这话，吓得魂飞胆破，当下咬破手指，发誓说：“你们何以说出这种蠢话！我父亲失去他的国家，全仗皇帝恩典，才得以复国，子子孙孙感恩不尽。我赵国的一草一木、一丝一毫都是皇帝赐予的，二位可别乱说。”
贯高、赵午等事后自相商量道：“我们的错误在于把决定告诉大王，大王是一位厚道长者，不忘记别人的恩德。但是，主人受到羞辱，我们做臣子的宁愿去死，现在皇帝羞辱我们大王，我们一定要杀了他，为什么要把大王牵连在里边呢？事情成功，福气由大王享受。事情失败，灾难由我们承担。”
次年冬季，刘邦率军出击韩王信的残部，要经过柏人（今河北隆尧西）。贯高等人得到这个消息后，就事先派刺客埋伏在刘邦准备下榻的官邸中，藏在厕所的夹墙里，准备刺杀刘邦。
话说刘邦本来要在柏人留宿，可走到城外时，忽然觉得心里有些不得劲，就问身边的侍从：“这个县叫什么名字？”
“柏人。”
刘邦沉吟片刻，就说：“柏人跟迫人发音相似，不吉利。”于是号令大军继续前进，竟没在这里停留，免去了可能发生的悲剧。
如果事情就这么过去也就罢了，可俗话说得好：要让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贯高谋害皇帝的事虽然只有几个人知道，但还是让贯高的仇家探听到了，并很快把消息报告给京里。刘邦看到检举信后，非常震怒，下令逮捕赵王张敖和所有参与阴谋的人。
赵午等十余人，一听说事情败露，都争先自刎。贯高怒不可遏，骂道：“谁叫你们现在就死？大王明明没有参与阴谋，而今跟着我们一并逮捕，你们都一死了之，还有谁能证明大王的清白？”于是，贯高等人和张敖一起被押上囚车，解往长安。
在审讯中，贯高供称：“是我们做手下的所为，大王并不知道。”狱吏哪肯轻信，对他严刑拷打，用鞭子和木棍捶笞数千次，又用铁锥乱刺，残忍酷烈，打得贯高体无完肤，全身稀烂，可贯高咬紧牙关，死不改口。
吕后听说张敖出事，大吃一惊，自言自语地说：“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呀。前年女儿险些嫁给单于，今年女婿又谋害皇上，我的鲁元怎么这样命苦哇！按理说，张敖不会做这种打算的，实在是奇怪。”她思前想后，决定还是先保住女婿，即使张敖真的与本案有关，也要设法保他性命，总不能让女儿年纪轻轻的就成了寡妇。话又说回来，这些有钱有势的男人，哪个不是三妻四妾的，公主出嫁，很少有婚姻美满的，好在张敖对鲁元还算一往情深，至今未添二房，如果鲁元改嫁，恐怕再无幸福可言。吕后这么想着，就一面派人买通狱吏，告诫他们不可对张敖无礼，一面多次在刘邦面前通融说：“张敖是皇上的女婿，怎么会有二心呢？怕不是有人陷害吧！”
刘邦咆哮道：“我一直认为你是很有头脑的，怎么一遇到你身边的人有事，就变得这般婆婆妈妈，你也不想一想，假使张敖当了皇帝，他还在乎你的女儿吗？”
吕后一时语塞，但还是恳求刘邦，看在女儿的份上，千万别太为难张敖。刘邦气鼓鼓地说：“你心里就装着女儿、女婿，我的脑袋差点没了，你还帮着他求情。别说是女婿，就是亲生儿子犯上作乱，也没有丝毫情面可讲。”
吕后再也无话可说，反复琢磨刘邦的话，从中悟出一个结论：在权力面前是不讲亲情的。
刘邦一连几天都心情烦躁，只有晚上躺在戚姬怀里时，心情才能平静下来，所以每天早上是他情绪最佳的时候。这天早朝时，廷尉见刘邦气色很好，于是把贯高的口供禀报上去。刘邦的确心境极佳，开口称赞说：“是一条汉子，谁认识他，去拜访一下，动以私情，套出实话。”
中大夫泄公进前说：“禀皇上，臣跟贯高是同乡，很了解他的为人，他在赵国守信重义，一身硬骨，义气千秋。”
刘邦于是派泄公到狱中拜访贯高。泄公进了监狱，贯高已被拷打得坐不起来了。泄公先侍候他用了些酒食，谈论起各自的家世，互相叙述别后情况，好像朋友平时相见，把臂言欢，最后才探询赵王张敖到底参与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