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洛阳是文献中最早采用占卜式风水方法进行选择的都邑。据《尚书·召诰》与《尚书·洛诰》记载，成王在丰都时，想营建洛邑，派召公去选择地址。召公首先占卜了黄河以北的黎水，发现不吉，便放弃了。接着，又占卜了涧水以东、瀍水以西的地方，得到了吉兆。又占卜了瀍水以东的地方，也得到了吉兆。于是，便派人向成王献上地图和卜兆。成王对召公相宅的结果十分满意。不过，成王并没有在洛阳建都，只把它当作陪都。直到公元前770年，平王才正式迁都洛阳。
值得一提的是，对洛阳的形胜，古人有完全不同的看法。《逸周书·作洛》说洛阳在国土的中央，“南系于洛水，北因于邙山，以为天下之大凑。”唐人孔颖达也认为洛阳“北有太行之险，南有宛、叶之饶，东压江淮，食湖海之利，西驰崤渑，据关河之胜，山河拱戴，形势甲于天下”。
与此相反的看法则认为，洛阳虽有成皋、渑池、邙山，但却不够险，不足以作为立都的凭借，很容易四面受敌，成为战场。
十六、杭州：山停水聚，元气融结
杭州位于浙江西北部富庶的杭嘉湖平原的南端，钱塘江口的北岸。杭州在远古时本来是个海湾，西、北、南三面被延伸到东海的天目山余脉所环抱，后来，随着长江口和钱塘涌潮冲积而来的泥沙所淤积，海湾被封死，成为冲积平原，这就是今天的杭州。西湖便是一个未被完全淤塞的泻湖。杭州所在的杭嘉湖平原，海拔在20米以下，土壤肥沃，雨量充沛，水网密布，物产丰饶，与苏州并称为“天堂”。
杭州是我国六大古都之一，先后有五代的吴越国和南宋在此建都。
风水对杭州有以下评价：
第一，关于杭州龙脉。李思聪《堪舆杂着》中说：“杭州干龙自天目起，祖远不能述。以黄山大岭过峡后，一枝起南高峰，从石屋过钱粮司岭，起九曜山，越王山，过慈云岭。起御教场、胜果山、凤凰山，过万松岭，起吴山入城。一枝起北高峰，从桃园岭青芝坞跌断，起岳坟后乌石山，从智果山保俶塔入城，来龙沿江而下，皆自剥星峦遮护，隔江诸峰，远映护龙，直从萧山到海门。生天孤天角星，从别子门不骨渡江，起皋亭诸山，作下砂兜转。”
第二，关于杭州之水。《堪舆杂着》说杭州“右界水自严州桐庐流入钱塘；左界水自余杭西溪流入官河，惜两界分流未合，城中诸河塞阻秽浊，脉络不清”。
第三，关于西湖。风水认为，西湖是杭州内气止生处，它积蓄生气，生发万物，故西湖人物荟萃，财富聚集。因此，西湖频常进行开疏，以便积聚钟灵毓秀，反之，“若西湖占塞，则形胜破损，生殖不繁。”（《西湖游览志》引杨孟瑛语）
但西湖的出水不佳，因为它流断了龙脉。《堪舆杂着》云：“西湖之水又从昭庆左分出，流断此龙，非宜。”
第四，关于杭州王气，在中国古代帝都中，出现王气的有两个，一个是金陵，一个是杭州。据《吴越备史》载，唐高宗咸亨时，望气者言钱塘有王气，命侍御史许浑交玉璧埋在秦望山以厌之。后来钱鄨扩建杭州，新筑罗城就从秦望山始。
第五，关于杭州形胜。杭州的形胜，就其本身来看，还是不错的。它三面环山，一面临江，山青水秀。南宋初年，玉渊曾说杭州有“重江之陪”，即北有长江，东有钱塘江，建议高宗赵构在此建都，赵构本人也很欣赏杭州，赞道：“钱塘形胜，东南所无。”
但杭州作为一国之都，则有很大的局限。杭州偏居东南一隅，范围狭窄，难以号令全国。靖康之难后，宋室南渡，高宗赵构曾就定都地点听取大臣们的意见，他选了三个地点：建康、武昌、杭州，要臣子们比较三地的“山川形势，地利人情，孰安孰害”。结果，大臣们大都反对建都杭州。理由多是“（余杭）地狭人稠，区区一隅，终非可都之地。”“临安僻在一隅，内则易生玩肆，外则不足以号召远近，系中原之中。”
十七、帝都流转的风水解释
从中国的六大帝都来看，其风水各具特点，堪称佳地。帝都既然是风水中的精华，为何那些择都的帝王们不能保其“千秋基业”，而总是出现王朝更迭呢？
对此，风水有一套自圆其说的解释。
风水的第一个解释是所谓的生气发泄说。根据风水的基本理论，人们选择宅地（包括帝都）和葬地的主要标准，是要求能护卫生气，以便给后人带来好运。但即使是风水最好的地方，无论它的龙脉如何悠远，剥换如何纯正，生气如何旺盛；也无论它的案砂如何严密，有几道重围；以及它的水势如何曲折弯绕，浩大汇聚，护卫生气的能力总有一定的限度，生气或多或少总是泄漏一些的。尤如气球，密封得好些，气不易消；密封得差，气容易泄掉，但归根到底，密封得再好，迟早也会瘪掉的。这就是古代王朝为何有长有短，但终究要被更替的原因之一。
风水的第二个解释是所谓的地运转移说。风水认为，地运会流转变化，地运留住某处，某处地脉就盛，地运转移他方，地脉就衰。
导致地运转移的因素有地貌的自然改变，天候的变化，地貌的人为破坏等几种，每种因素都可以造成帝都流转的后果。
风水的第三个解释是所谓的黄河、长江水品不同说。在中国历史上，北方建都的王朝寿命往往要长些，而在南方建都的王朝多半祚短，流转频繁。风水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黄河、长江的风水作用不同。黄河水浊聚脉，有不断发展扩张的趋势，故建都于此既兴盛又长命。如黄帝葬于桥山，位于黄河之南的河套地区，土地富饶而广袤。长江水清断脉，故建都于此往往早夭。如舜帝葬于苍梧，位于长江以南，所以舜帝之子商均遭到诸侯的背弃。
尽管风水也认为帝都的流转不能完全归之于“气运”，人的因素也起着一定的作用，如甘怡《地理薪传》中就说过：“气运循环原有定理，虽曰天时地利，亦由人事耳。”
十八、古代帝王的风水迷信
古代帝王有一个专称：天子，也就是上天之子，是代表上天统治人民的。这一观念最早出自商人，《尚书·盘庚》就有“予连续乃命于天”的话。周人取商而代之后公开向全国通告：“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尚书·召诰》）秦始皇吞并六国之后，用和氏璧刻了一个传国玺，上面有两句篆文：“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这种君权神授的政治需要，成了天人感应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土壤。这一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天能决定王权及其更替，同时，君主的施政态度也会影响天象的变化。
帝王们制造了神话，也受制于神话。古代的君主们常常被天人感应的灾异警告或祥瑞预示弄得心神不宁，不是惊恐不安便是兴奋过度。既然天人感应成了帝王们的精神支柱，那么，作为它的变种——地人感应也即风水，就理所当然又堂而皇之地进入了皇家，古代帝王中迷信风水者不可胜数。于是，风水师们看准时机，自我抬价，把风水吹成是关系到社稷安危、王朝命运、国家前途的政术。
蒋平阶的《天元五歌·阳宅》中说：
人生最重是阳基，却与坟墓福力齐。
建国定都关治乱，筑城置镇系安危。
这虽然是风水先生自吹自擂，大做广告，以图沾点龙泽，但也道出数千年来中国帝王迷信风水的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