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密听贾闺甫的话不顺耳，怒气冲冲地说：“朝廷不给我割地封王，我难以忍受。主上据关中，山东就是我的。上天所赐，怎能不取，反而却拱手让给了别人？贾公一直是我的心腹，现在怎么不和我一条心了呢？”
贾闰甫流泪回答道：“明公杀了司徒翟让，山东人都认为明公忘恩负义，谁还愿意将军队交付与你？我若非蒙受明公的厚恩，怎么肯如此直言不讳呢？只要明公一切都安好，我死而无憾！”
李密听了之后当即气急万分，举刀就砍向贾闰甫。王伯当等人苦苦相劝，李密才住了手。贾闰甫侥幸不死，便逃到熊州去了。王伯当也劝李密作罢，李密却依然不听。王伯当于是说：“义士的志向是不会因为存亡而改变的，明公一定要起兵反唐，我就和明公同生同死，不过恐怕只能是徒劳无益而已。”
于是，李密杀了朝廷的使者。在第二天的早上，便夺取了桃林县城。
李渊闻讯，立即派军队进击李密。在熊耳山，李密遭到伏击，他和王伯当在混战中即被杀死。
李密是个野心家，他本跟随杨玄感反隋，后来兵败投奔了翟让的瓦岗军，为取得瓦岗军的领导权，他设计谋杀了翟让，大权独揽，拥兵百万。在和洛阳的王世充作战失败之后，李密带了两万多人归顺李渊，他手下的徐世勋、魏征等人都安心地为唐朝做事，可他不甘心，因为他自视甚高，认为自己具有王者的资质。而且，他相信图谶，认为李家坐天下的说法指的是他，而不是李渊。
归顺唐朝以后，李密就应该摆正自己的位置，适应角色的转变。然而，终因他权力欲太强而使他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不合时宜地企图“改朝换代”，终于招致杀身之祸。
李密不明白，大唐当时平定天下的趋势已非常明显，关下将定，此时另立山头的时机已失。何况，李密杀了翟让之后，失去了很多支持者。不占天时，不占人和，怎么能成事呢？
机遇来临时必须牢牢抓住，但时机已经失去，就不能轻举妄动。智者不仅在于能应机而动，还在于能顺势而行。为人处世，只有高瞻远瞩，明辨利害，方能立于不败之地。
在现实生活中，确实有“远使之而观其忠”这样的必要。因为在一些人看来，在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工作，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要什么就要什么，甚至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不顾，目中无法，搞钱权交易、钱钱交易、权力交易、假公济私、损公肥私、吃喝玩乐，真可谓“五毒俱全”。在远离国家中央政府（或公司总部）的地方工作，上级难管到，群众（或员工）管不了，这样就给一些心存私欲的人提供了可以胡作非为的可能和机会。
庄子观人法之三：烦使之而观其能
所谓“烦使之而观其能”，即指在情况复杂时派他去工作，或是频繁地交给他一些工作并要求他在一定的时限内完成，从而考察他完成的过程和结果怎样，由此可看出他的能力如何。一个人的能力有大有小，有高有低，但在一般情况下是难以区分出来的。只有通过派给他（她）很多的事务和在各种复杂多变的情况出现时，让其所识别的对象去独立处理，经过他（她）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表现，才能辨别其能力的高低、大小。
凡论人，“通则观其所礼，贵则观其所进，富则观其所善，听则观其所行，止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砚其所受，贱则观其所为，喜之以验其守，乐之以验其僻，怒之以验其节，惧之以验其特，哀之以验其人，苦之以验其志。”这就是说，凡是要考察一个人，当他仕途顺利时就看他所尊敬的是什么人，当他显贵时就看他所任用的是什么人，当他富有时就看他所养的是什么人，听了他的言论就看他怎么做，当他空闲时就看他的爱好是什么，当和他熟悉了之后就看他的语言是否端正，当他失意时就看他是否有所不受，当他贫贱时就看他是否有所不为。要使他欢喜以考验他是否不失常态，使他快乐以考验他是否放纵，使他发怒以考验他是否能够自我约束，使他恐惧以考验他是否能够自恃，使他悲哀以考验他是否能够自制，使他困苦以考验他是否不改变其志向。
王岐山同志是我国新一届政府中的一位比较有个性的副总理，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善解难题的救火队长”。
2003年年4月20日，北京SARS风暴最猛烈的时候，王岐山离开海南急赴北京，任市委副书记，22日被任命为北京代市长。
20日这一天，政府公布的北京SARS确诊病例数从37急剧增加到339，王岐山的前任孟学农和卫生部长张文康黯然离职。他们都曾说，北京是安全的。
在4月24日上任后的第一次政府常务会议上，王岐山以“强硬”亮相，“我就要求你们汇报的时候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军中无戏言。”
他说，就是要在这种时刻把组织化程度提高到最严厉最高的水平，只有把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才能赢得这场战争。
王岐山临危受命，万一失败了怎么办？
没有万一，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很多官员都愿意以低调行事，“低调”这个词如果和“谦虚”两个字放在一起，则有一定的政治道德意味。
对王岐山来说，来北京之前也是信守这一潜在行事规则的，而4月20日后的王岐山不得不一反政治人物的常态。
“面对老百姓这种恐惧心理的时候，电视、报纸，我们各层官员，都应该张开嘴巴，需要边做边说。”
灾难中最可怕的状态是，灾难的严重程度被无限放大，抑制灾难的可能却被无限缩小。而2003年4月后的北京就处在“夸大”和“缩小”的并存中。
夸大和缩小背后是SARS病例数在王岐山到来前后的巨大反差，这种反差增加的不仅仅是恐惧，更多的是对政府的不信任。
恐惧、混乱、没有信任和安全感，打开窗户都担心病毒会跑进来，这是当时每个普通北京市民的心态。
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对王岐山来说，首先要修复公众对政府的信任，要告诉公众北京市政府是一个有效率的、果断的、会给人民带来信心的政府。“高调”在这种情况下是必然的姿态。
4月30日记者招待会上，记者的问题一点也不含糊，37如果不是真实的，那么339这个数字就可信吗？
“我可以负责任地讲，我上任以来公布的数字都是非常准确的、坦白的。”
对《纽约时报》记者的提问，直到今天还让关心他的人捏把汗。
“因为疫情，有两位高官被撤职，在此之后会不会还有进一步的行动来调查到底有谁参与了掩盖事实真情的行动？以及向国际社会作出进一步的解释，并向国际社会进行道歉呢？”
王岐山回答，不愧为《纽约时报》，问题就是尖锐。可是时间和对象选得不太对。
“政治上的责任和原因的问题，这不是我担心的。但是你应该相信我们的中央和国务院，对这方面是不含糊的。在不久的将来，在抗非典斗争取得胜利的时候，在总结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谈及到这个问题。到那时候《纽约时报》的先生可以再来问这个问题。”
在SARS风暴中，这是最敏感、最核心的问题，直到今天我们也没有找到标准答案，而王岐山却给了一个即使到今天也是石破天惊的回答。
危机时刻，让老百姓天天看见他。
王岐山让人们重新拾起对北京市政府的信任，但仅仅说还是不够的，SARS并不会因为王岐山的高调表态而收敛。
在王岐山上任的第9天，病例数迅速从339上升到2705，其间，医务人员的感染率、患者的病死率居高不下。物资出现匮乏，没有纱布，没有口罩，没有隔离服，没有床位，有的病人甚至放在了大街上，疑似病人在健康人中来回走动，怎么办？
4月23日，王岐山上任第二天，北京市政府下达了隔离令，对受非典污染的人员、场所依法实施隔离。
4月24日，王岐山上任第三天，小汤山医院开工，4月29日，宣武医院、中日友好医院被紧急改造，总共16家定点医院加入收治行列。
王岐山说，“我们以救治为中心，目标是提高收治率，提高治愈率，降低病死率，降低医护人员感染率。”
4月20日后的王岐山保持了高曝光率，他必须让市民知道，在这样的危机时刻，市长在干什么，说什么。
王岐山甚至希望办公室有一直播电视，让老百姓天天看见他。
5月1日早晨，王岐山出现在天坛公园晨练的人群中，与老百姓笑谈“非典”。
王岐山向公众保证，作为市长，自己的正规信息渠道是畅通的，而且自己还有很多非正规消息渠道，这个话是说给老百姓的，更是说给各级官员的。
5月9日，也就是王岐山上任后的第19天，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梁万年表示，北京非典上升趋势得到了有效控制，从5月2日以后，新增确诊病人数从70～80下降到30～40。
5月19日北京当日通报的新增确诊病例数首次降至个位，为7例；6月8日北京首次迎来新增非典病例零纪录。6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北京从非典疫区名单中排除。
在2008这个被温总理认为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年头，这位60岁的新科副总理再次临危受命，在通胀和增长之间寻找光明之路。
这是一个高难度挑战。2008年2月，居民消费价格（CPI）总水平同比上涨8.7％，创近11年来新高；工业品出厂价格（PPI）同比上涨达到6.6％，创3年来新高。同时，进入2008年以来，国际原油价格突破100美元桶，创下历史新高。此外，铁矿石、农产品、有色金属等大宗商品价格也几乎全线创下历史新高，对国内CPI、PPI上扬的压力不断增强。
金融数据更不容乐观。中国自2007年历经6次加息，目前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已达4.14％，而美国自次级贷款危机后历经数次降息，美联储基准利率已经降至2.5％。随着中国加息预期与美国降息预期的不断增强，中美利差还将继续扩大，导致人民币升值压力与日俱增。仅进入2008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幅度就已超过4％，目前，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已突破7∶1关口。
一方面，传统经济学说主张应对通胀的典型措施——加息、控制信贷等做法将导致资本市场继续下行，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人民币与外币利差持续扩大，热钱套利加剧；另一方面，加快人民币升值又将使出口受到削弱，影响就业，进而导致经济出现滞胀。
因此，当前需要的，或许是对通胀形势更全面、更精准的认识和判断，进而采用更为科学有效的金融调控工具。以宋国青、谢国忠等经济学家为代表的“货币学派”，认为当前通胀形成的主要原因是需求过盛，因而应当坚决加息，“刀快不怕脖子粗”，只要加息力度够大，就能改变人们的通胀预期，让他们安心把钱存进银行，从而遏制通货膨胀。而以花旗银行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石小敏等为代表的“供给学派”，却认为当前通胀的首因是美元贬值导致国际石油、铁矿石、农产品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引发的外部输入型通胀，因而主张以加快人民币升值、推进节能降耗为主要措施，以降低国内产品价格压力，遏制通胀。
显然，对本轮通胀形势成因和应对措施的争论不仅反映了学界的矛盾，同样也反映了官方的分歧。就在此次“两会”间隙，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呼吁采取措施应对外部成本上升，而央行行长周小川则认为投资需求依然旺盛，存在进一步的加息空间，对人民币升值问题则讳莫如深。“在这种情况下，领导人尤其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要有自己的分析和判断。尽管王岐山拥有应对1993～1994年通胀的成功经验，但今天的中国已经深深地融入世界，成为世界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与十多年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有效驾驭金融工具应对国际、国内的复杂因素，这对任何领导人都将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挑战。”3月13日，谢国忠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而金融部门与其他经济部门的协调配合也将是王岐山面临的另一大挑战。此前，随着“一行三会”（央行、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实施“大部制”的合并动议正式搁浅，尤其是在经历了去年轰动一时的“5·30”印花税事件后，如何加强“一行三会”之间以及“一行三会”与其他经济部门的协调配合已经成为摆在王岐山面前的当务之急。
与此同时，随着外部经济的突然疲软，长期被看好的外贸形势也变得迷幻叵测。海关总署公布的最新统计显示，2008年一季度，我国出口增长幅度同比降低6.4个百分点，进口增长幅度同比上升9.4个百分点，贸易顺差同比下降10.6个百分点，净减少50亿美元。“内热”未消，“外冷”已经初现。由此带来的新风险，使中国经济可能面临既要防通胀，又要留心衰退的双重困境。
正如温家宝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所坦言：“目前最大的困难是物价过快上涨和通货膨胀的压力，隐藏的风险是经济可能出现的波动，我们必须在这两者之间走出一条光明的路。”
这，正是王岐山需要挑战的新使命。
庄子观人法之四：卒能问焉而观其知
“卒能问焉而观其知”，指在匆忙和仓促的情况下突然询问他，看他的智慧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