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夫中庸之德，其质无名。故咸而不碱，淡而不酉贵，质而不缦，文而不缋。能威能怀，能辩能讷，变化无方，以达为节。
是以抗者过之，而拘者不逮。夫拘抗违中，故善有所章，而理有所失。是故厉直刚毅，材在矫正，失在激讦。柔顺安恕，每在宽容，失在少决。雄悍杰健，任在胆烈，失在多忌。精良畏慎，善在恭谨，失在多疑。强楷坚劲，用在桢干，失在专固。论辩理绎，能在释结，失在流宕。普博周给，弘在履裕，失在溷浊。清介廉洁，节在俭固，失在拘扃。休动磊落，业在攀跻，失在疏越。沉静机密，精在玄微，失在迟缓。朴露径尽，质在中诚，失在不微。多智韬情，权在谲略，失在依违。及其进德之日不止，揆中庸以戒其材之拘抗，而指人之所短以益其失，犹晋楚带剑递相诡反也。
是故强毅之人，狠刚不和。不戒其强之搪突，而以顺为挠，厉其抗。是故可以立法，难与入微。柔顺之人，缓心宽断。不戒其事之不摄，而以抗为刿，安其舒。是故可与循常，难与权疑。雄悍之人，气奋勇决。不戒其勇之毁跌，而以顺为框，竭其势。是故可与涉难，难与居约。惧慎之人，畏患多忌。不戒其于为义，而以勇为狎，增其疑。是故可与保全，难与立节。凌楷之人，秉意劲特。不戒其情之固护，而以辨为伪，强其专。是故可以持正，难与附众。辩博之人，论理赡给。不戒其辞之泛滥，而以楷为系，遂其流。是故可与泛序，难与立约。弘普之人，意爱周洽。不戒其交之溷杂，而以介为狷，广其浊，是故可以抚众，难与厉俗。狷介之人，砭清激浊。不戒其道之隘狭，而以普为秽，益其拘。是故可与守节，难以变通。休动之人，志慕超越。不戒其意之大猥，而以静为滞，果其锐。是故可以进趋，难与持后。沉静之人，道思回复。不戒其静之迟后，而以动为疏，美其。是故可与深虑，难与捷速。朴露之人，中疑实。不戒其实之野直，而以谲为诞，露其诚。是故可与立信，难与消息。韬谲之人，原度取容。不戒其术之离正，而以尽为愚，贵其虚。是故可与赞善，难与矫违。夫学，所以成才也。恕，所以推情也。偏才之性不可移转矣。虽教之以学，才成而随之以失。虽训之以恕，推情各从其心。信者逆信，诈者逆诈，故学不入道，恕不周物，此偏才之益失也。
【译文】
所谓“中庸”这种品德，其实质无法用语言加以描述。正像加了盐的水一样，虽然咸却并不发苦，虽然淡却并不让人感到索然无味。又像质地朴素的丝织品，并非没有花纹图案，只是色彩斐然而又不太绚丽夺目。具有中庸品德的人，既威严，又和蔼，能机智地进行辩论，也能缄默不语。中庸之德做事没有恒定不变的原则，完全依据实际的需要，以通达成功为准则。
与中庸相比，激昂亢奋的性格就太过分了，而拘谨慎重的性格又有些不及。无论是一味奋进还是拘谨无为，都不符合中庸之道。必然过于注重修饰外表，而丧失了内在的义理。所以性格坚毅刚直的人，成在善于矫正邪恶，失在于喜欢激烈地攻击对方；性格柔和宽厚的人，长处在于能够宽容忍耐他人，不足之处在于优柔寡断；性格强悍豪爽的人，成在忠肝义胆，失在多疑。性格强硬坚定的人，所起到的是稳固支撑的作用，却过于专横固执；善于论辩的人，能够解释疑难问题，但性格却过于漂浮不定；乐善好施的人，胸襟宽广，很有人缘，但交友太多，难免鱼龙混杂；清高、廉洁无私的人，有着高尚坚定的节操，却过于拘谨约束；行动果断、光明磊落的人，勇于进取，却容易疏忽小事，不够精细；冷静沉着，机警缜密的人，善于探究小事，细致入微，却稍嫌迟滞缓慢；性格外向，直率质朴的人，其可贵之处在于为人诚恳、心地忠厚，不足之处在于太过显露，没有内涵；足智多谋，善于掩饰感情的人，长于权术计谋，富有韬略，但在下决断时却常常犹豫不决。至于不断地提高道德修养，不断进步，应该以中庸为准则来防止各种不良习惯的发展，如果不这样做，反而指责别人的短处，那么他自己的缺点就会更加突出，就像是古时候的晋国人和楚国人互相嘲笑对方佩剑的方向反了一样。
所以，性格坚强刚毅的人，刚愎自用，凶狠而不温柔，他们不以自己强硬地冒犯别人为错，却把柔顺视为软弱，结果变得更加凶狠，变本加厉地抗争不止。因此，这种人可以与之讨论严刑竣法，却难体察入微。性格温柔和顺的人，行事迟缓，决断时犹豫不决，他们不把自己不能处理的事物作为缺点，却把刚毅激进当成对别人的伤害，安于无所作为。因此，这种人可以遵守常规，却不能执掌政权，解释疑难。勇武强悍的人，意气风发，勇敢果断，但他们从不认为强悍会造成毁坏与错误，却视和顺忍耐的行为为怯弱，于是更加任性妄为。因此，这种人可以与他们共赴危难，却不能要他们去遵守约定。小心谨慎的人，做事过于多疑多忌，他们不但不改掉不敢伸张正义的缺点，反而认为勇敢是轻率的表现，于是他们的多疑与畏惧就有增无减。因此，这种人可以保全自身，却不能树立成为保持气节的榜样。气势凌厉、性格刚正的人，做事坚毅，为人耿介，他们不认为固执主观是缺点，却认为灵活善辩是虚伪的表现，从而更加主观专断。因此，这种人可以坚持正义，却不能与群众打成一片。能言善辩的人，能充分地说明事物的道理，他们不觉得自己的文辞泛滥、话语冗长，却把方正守法当做是对他们的束缚，从而助长了他们散漫的作风。因此，这种人可以同他们平等相处，却难以设立法规制度来约束他们。胸怀宽广博大的人，对待他人博爱仁慈，他们不认为交游混杂是缺点，反而把廉正耿介当做拘谨保守，于是交游就更加广泛和混杂了。这种人可以安抚众人，却不能严肃风纪。偏激固执的人，勇于激浊扬清，斥恶扬善，他们不觉得自己过于清高，心胸狭窄，反而把心胸宽广博大看做是污浊的东西，从而更加拘谨固执。因此，这种人可以坚守节操，却不能随机应变。好学上进的人，志向高远，他们不认为贪多务得、好大喜功是缺点，却把沉着冷静看作是停滞不前，从而更加锐意进取。因此，这种人可以不断进取，却不甘心落后于人。性格沉着冷静的人做起事来深思熟虑，他们不觉得自己太过于冷静以致于行动迟缓。因此，这种人可以深谋远虑，却难以及时把握机会。性情直率质朴的人，他们的心地单纯直露，他们不觉得自己直率到了粗野的地步，却认为机灵是怪异的表现，于是行事更加直率。因此，这种人可以使人信赖他们，却难以去调停指挥，随机应变。富有谋略、深藏不露的人，善于随机应变，取悦于人，他们不认为施展权术是背离正道的行为，却把真诚当做愚昧，把虚伪看成可贵的东西。因此，这种人可以辅佐善良忠厚的人，却不能改正邪恶的行为。学习是用来使人成才的途径，宽恕则是推己及人的前提。偏才的性格难以改变。虽然传授给他知识和技能，但他学习成才之后，他偏才的秉性也发展成为缺点。虽然教育他要宽恕，要以己推人，但诚实的人推想别人也诚实，狡诈的人推想别人也狡诈，所以只靠学习不能掌握中庸之道，只靠推己及人的内省方法便无法宽容一切事情，而偏才的缺点也因此更加突出。
【解析】
在第二章始，刘劭以中庸为准则，分析了十二种“偏才”的特点、得失，以及应该引以为戒的方面。
刘劭认为，人物之中，除圣人之外，多为偏德、偏才或依似无恒之类的人。因此存在着拘抗两种情形：一种是“拘者不逮”，一种是“抗者过之”，十二种偏才大体上被分为这两种。具备某一方面特长的人不是亢奋就是拘谨，不是偏刚就是偏柔。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的缺点，即使有的知道自己的缺点，也不能以圣人的标准作为行为准则，吸收别人的优点以改进自己的缺点，反而一味地否认，甚至以攻击别人的缺点来掩饰自己的缺点。
例如，“厉直刚毅”的人，才能表现在“矫正”，不足在于“激讦”。但是这种类型的人，不但不戒除自己的强硬、冒犯别人的缺点，而且还认为柔顺等于软弱，以致更加偏激。由这类人的才性特点决定了他们只适宜于设立法制，不适宜做深入细微地理性沉思。由此可以看出，偏才者自以为是，抗者愈抗，拘者愈拘，从而使自己无法改造。
老子曾经说过：“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力，自胜者强。”一个人在一生当中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一个人要认识自己、了解自己已经非常困难；而要在认清长短处后进一步扬长避短，肯定自己、纠正缺点、改善自己，那就更困难了。
刘劭还指出了才性鉴定过程中时常出现的一些心理障碍。他认为从偏才要进而为中庸、圣人，一方面有赖于学，使质性不致过抗而偏刚，亦不致过拘而偏柔，所以说“夫学，所以成才也”；另一方面有赖于恕，取强毅而去其激讦，取柔顺之宽容而去其寡断，所以说“恕，以推情也”。单纯地“学”虽然可以使人成才，但成于此，失于彼，因为偏才之人无法“入道”、“周物”。
既然世界上的大多数人都是偏才之人，那么领导者就不能要求手下人多才多艺，而要注意挖掘人的特长，必须掌握“用人之仁去其贪，用人之智去其诈”的原则，用人之长处，避其短处。
【人才智鉴】
既自知又知人的刘基
身为一个领导，在知人的同时，也要做到自知，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识人、用人。关于这点，明代的刘基给我们作出了榜样。
刘基（1311－1375）字伯温，浙江青田人，是明朝开国功臣，也是朱元璋的主要谋士。明朝建立之初，任御史中丞兼太史令，明朝的许多重要事务特别是起用人才等用人问题几乎都是由他和朱元璋一起处理的。
明初，明太祖朱元璋曾多次责备丞相李善长，并流露出罢用他的意向。刘基对朱元璋说：李善长是有功勋的旧臣，他能够协调好诸位将军之间的关系。朱元璋说：“这个人几次说你坏话，欲加害于你，你还维护他的地位吗？我想要你做丞相呢！”刘基叩头，一边拒绝，一边解释：“更换丞相有如更换房柱，必须用大木，如果用一束束细本条捆绑一起替代，房子顷刻就会倒坍。”
不久，李善长罢相，朱元璋准备以杨宪为相，杨宪与刘基过从甚密，朱元璋以为会得到刘基的支持。不料，刘基力言不可，说：“宪有相才无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而己无与者也”，即杨宪这个人难以做到像水那样公平，以义理为评判是非的标准。朱元璋又问汪广洋如何，刘基说，这个人器量狭小浅薄，比杨宪有过之而无不及；又问胡惟庸怎样，刘基打比方说，犹如一匹驾车的马，我担心他会把车驾翻了。
朱元璋想了想说：“我选相才，实在没有人能超过你的。”刘基说，我这个人嫉恶如仇，性情太刚，又缺乏处理繁杂事物的耐心，让我任丞相会有负皇帝的恩宠，“天下何患无才，惟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诸只诚未见其可也”。
后来，杨宪、汪广洋、胡惟庸都得到不同程度重用，胡惟庸还任丞相8年，但都相继败亡了，原因正如刘基早年预言的那样。
刘基是一个智者，十分善于辨识人才，对于几位丞相人选的才德洞察是十分深刻的。但他又有自知之明，并不认为自己是丞相的合适人选，对人对己把握得准确而公正。
知人容易，自知困难。但是，只有做到自知，我们才会更好地知人、识人。因此，领导者要清醒地认识自己，明白自己的优点和不足，努力地做到公正地对待人才。
性格识人
性格与个性在心理学上不是同一个词，但在判断一个人的优劣长短时，常常在一块儿使用的。准确判断一个人的性格特征，对于事情的成功失败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性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经历过许多事后，鲁莽的人可能学会了适当的谨慎，勇而无谋的人可能学会了相时而动，这都是习惯化了的行为方式发生若干变化的结果。“已非昔日吴下阿蒙”这句俗语讲的是三国鼎立时期，东吴孙权麾下的大将吕蒙。吕蒙年轻时勇敢舍命，但做事不动脑筋，往往一味蛮干。后来孙权督促他读书，鲁莽习性逐渐收敛，智谋逐渐丰富，最后成长为东吴着名的军事将领。后来设计攻破荆州，逼使威震华夏的关羽演了一出“败走麦城”的历史悲剧。
从性格上识别人才，应充分把握其恒定不变的特征和后天环境造成的变化。准确把握人才的个性，是事情成败的重要前提。
陶朱公原名范蠡，他帮助越王勾践打败吴王夫差以后，功成身退，转而经商。后来辗转来到定陶地，自称朱公，人们都称他为陶朱公。他谋划治国治军的功夫厉害，经商赚钱的本事也不差，陶朱公成了大富翁。后来他的二儿子因杀人被囚禁在楚国。陶朱公想用金钱赎回二儿子的性命，于是决定派小儿子带着许多钱财去楚国办理这件事。
长子听说后，坚决要求父亲派他去。他说：“我是长子，现在二弟有难，父亲不派我去反而派弟弟去，这不是说明我不孝顺吗？”并要挟说要自杀。陶朱公的老伴也说：“现在你派小儿子去，还不知道能不能救活老二，却先丧了长子，可如何是好？”陶朱公不得已就派长子去办这件事，并写了一封信让他带给以前的好友庄生，然后，向长子交代说：“你到后立马就把钱给庄生，一切听从他的安排，不要管他怎么处理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