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盖善以不伐为大。贤以自矜为损。是故舜让于德，而显义登闻。汤降不迟，而圣敬日跻。郄至上人，而抑下滋甚。王叔好争，而终于出奔。然则卑让降下者，茂进之遂路也。矜奋侵陵者，毁塞之险途也。是以君子举不敢越仪准，志不敢陵轨等。
内勤己以自济，外谦让以敬惧。是以怨难不在于身，而荣福通于长久也。彼小人则不然。矜功伐能，好以陵人，是以在前者人害之，有功者人毁之，毁败者人幸之。是故并辔争先，而不能相夺。两顿俱折，而为后者所趋。由是论之，争让之途，其别明矣。
然好胜之人，犹谓不然。以在前为速锐，以处后为留滞，以下众为卑屈，以蹑等为异杰，以让敌为回辱，以陵上为高厉。是故抗奋遂往，不能自反也。夫以抗遇贤，必见逊下。以抗遇暴，必构敌难。敌难既构，则是非之理必溷而难明。溷而难明，则其与自毁何以异哉？且人之毁己，皆发怨憾而变生衅也。必依托于事，饰成端末。
其于听者虽不尽信，犹半以为然也。己之校报，亦又如之。终其所归，亦各有半。信着于远近也。然则交气疾争者，为易口而自毁也。并辞竞说者，为贷手以自殴。为惑缪岂不甚哉？然原其所由，岂有躬自厚责，以致变讼者乎？皆由内恕不足，外望不已。或怨彼轻我，或疾彼胜己。夫我薄而彼轻之，则由我曲而彼直。
我贤而彼不知，则见轻非我咎也。若彼贤而处我前，则我德之未至也。若德均而彼先我，则我德之近次也。夫何怨哉？且两贤未别，则能让者为隽矣。争隽未别，则用力者为惫矣。是故蔺相如以回车决胜于廉颇，寇恂以不斗取贤于贾复。物势之反，乃君子所谓道也。是故君子知屈之可以为伸，故含辱而不辞。知卑让之可以胜敌，故下之而不疑。及其终极，乃转祸而为福，屈仇而为友。使怨仇不延于后嗣，而美名宣于无穷。君子之道岂不裕乎。且君子能受纤微之小嫌，故无变斗之大讼。
小人不能忍小忿之故，终有赫赫之败辱。怨在微而下之，犹可以为谦德也。变在萌而争之，则祸成而不救矣。是故陈馀以张耳之变，卒受离身之害。彭宠以朱浮之郄，终有覆亡之祸。祸福之机，可不慎哉！是故君子之求胜也，以推让为利锐，以自修为棚橹。静则闭嘿泯之玄门，动则由恭顺之通路。是以战胜而争不形。敌服而怨不构。若然者悔吝不存于声色，夫何显争之有哉。彼显争者，必自以为贤人，而人以为险者。实无险德，则无可毁之义。若信有险德，又何可与讼乎？险而与之讼，是柙兕而撄虎，其可乎？怒而害人，亦必矣。《易》曰：“险而违者，讼。讼必有众起。”《老子》曰：“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是故君子以争途之不可由也。
是以越俗乘高，独行于三等之上。何谓三等？大无功而自矜，一等。有功而伐之，二等。功大而不伐，三等。愚而好胜，一等。贤而尚人，二等。贤而能让，三等。缓己急人，一等。急己急人，二等。急己宽人，三等。凡此数者，皆道之奇，物之变也。三变而后得之，故人莫能远也。夫惟知道通变者，然后能处之。是故孟之反以不伐，获圣人之誉。管叔以辞赏，受嘉重之赐。夫岂诡遇以求之哉，乃纯德自然之所合也。彼君子知自损之为益，故功一而美二。小人不知自益之为损，故一伐而并失。由此论之，则不伐者，伐之也。不争者，争之也。让敌者，胜之也。下众者，上之也。君子诚能睹争途之名险，独乘高于玄路，则光晖焕而日新，德声伦于古人矣。
【译文】
所谓的善以不自我夸耀为最高标准。贤的声名则因自夸而受到损害。因此舜让位给有德行的人，他深明大义的好名声立即传遍了四州。商汤礼贤下士时行动迅速，不敢松懈怠慢，他圣明贤达的名声也日渐提升。郄至总是企图压倒别人，最终的结果却非常可悲。王叔喜欢与人争辩，最后只能落得逃跑避难。由此可知，谦卑恭让、屈居人下，是一条通向成功进取的通达之路。自傲自满，侵压欺凌他人，是一条毁坏名声、阻塞重重的险途。所以君子在行为举止上不敢超越法度，志向和意愿也不敢凌越等级。对自己勤于自勉以求进步，对别人谦虚礼让以表示敬畏。因而怨恨和非难不会上身，富贵和幸福就会保持长久。
那些小人却并非如此，他们喜欢夸耀自己的功劳，自恃才能出众，并以此欺凌别人。当他们得势时就会有人加害他们；当他们立功时，就会有人诋毁他们；当他们失败时，就会有人为此庆幸。所以他们喜欢并驾齐驱，争先恐后地往上爬，谁也不能取得优势，最后只落得两败俱伤，被后边的人赶上超过。由此可以推论出，争执和谦让两条道路是有明显的差别的。然而，争强好胜的人却不以为然。
他们以居人之前为迅速精干的表现，以处于人后为停滞不前，以居众人之下为卑下屈辱，以踩着同辈往上爬的人为奇异杰出的人物，以对敌忍让为屈辱，以欺犯上级为高强厉害。
因此，他们以这种激奋的态度往前走，而不能够自省。如果以这种激奋的态度对待贤人，贤人必定谦逊处下；如果以这种激奋的态度对待残暴的人，必定会构成敌视，造成患难。敌视和患难既已构成，谁是谁非就很难说清楚了。是非混浊难以说明，那么与自取灭亡又有什么区别呢？况且别人诋毁自己，都是由小的怨恨发展起来，从而变成大的争端。他如此做，必定会依托一些事情，渲染事情的始末。听到这些话的人虽然不完全相信，但也会半信半疑。
如果你自己也采取同样的手段去报复对方，其结果也是一样的。最终，听说这些话的人会对你们各相信一部分，对你们信任的程度根据见闻的不同而有差别。因而双方互相呕气、争执，不过是用对方的嘴来诋毁自己而已；双方互相辱骂，以至殴打，不过是借对方的手来打自己而已。这种做法不是太荒缪了吗？然而，追根求源，又怎么会有因自我批评而引起争辩的呢？所有的争辩都是由内心不够宽容，对别人太过苛求，或是怨恨别人看轻自己，或是嫉妒别人超过自己。如果因为我自己浅薄而令别人轻视我，那是我理亏，别人正确；如果我自己贤德而别人不知道，那么对方轻视我就不是我的过错了；如果别人的贤德在我之上，那么我的贤德就还有所欠缺；如果我与对方的贤德不相上下，而对方的地位比我高，那么我的德行就稍逊对方一些。
这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而且，假如两个人的贤德没有什么区别，那么能够谦让的人就更为杰出。假如两个人为谁更杰出争得不可开交，又难分高下，那么以争得较为厉害的为劣。因此蔺相如以掉转车头回避的办法胜了廉颇，寇恂以不与人争斗显得比贾复贤德。事情往往会走向相反的方面，这就是贤德的人所说的“道”。
所以贤德的人知道以屈为伸的道理，因此忍含屈辱而不去争辩；知道谦卑退让可以战胜敌人，因此屈居人下而毫不犹疑。这样做的最终结果是，祸患变为幸福，敌人因佩服自己而成为朋友。使怨仇不至于延续到子孙后代身上，而其美名也会传扬下去，无穷无尽。如此看来，贤德人的道德难道还不够宽宏富足吗？而且有贤德的人能够忍受极小的嫌隙，不会将它变成大的争端。
小人不能忍受小小的怨恨，最后会招来杀身之祸。在怨恨刚刚兴起时，如果人们能够谨慎地对待它，还可以用谦逊的美德消除。而假如矛盾尚处于萌芽状态就相互争执，那么最终将酿成大祸而无法挽救。所以，陈馀因张耳的判变终遭受杀身之祸；彭宠因放不下与朱浮的小恩怨终遭受覆灭的灾祸。祸福转化的玄机，我们不能不谨慎对待啊！因此君子取胜的法则是，以推辞礼让为克敌制胜的武器，以修身自勉为避免祸害的法宝。静止时闭口不言令自己进入高深的境界；行动时遵循恭敬温顺的通达之路。
这样，战胜对手而不通过有形的战争，令敌人屈服而不会招致怨恨。如果大家都如此，不将悔恨怨怒表现出来，那么还会出现什么大的争端呢？那些喜欢公开争斗的人，一定自认为是贤德之人，但别人会认为他是邪恶的人。如果他并非邪恶之人，那么别人诋毁他就没有道理；如果他确实是邪恶之人，那么我们又何必与之争辩不已呢？知道他邪恶还与他争辩，这无异于将犀牛关在笼子里和老虎进行搏斗，我们怎么能这样做呢？犀牛和老虎发怒后会伤害人，这是必然的。《周易》上说：“险而违者，讼，讼必有众起。”《老子》中说：“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因此，贤德的人认为，争执的道路是不应该走的。
所以君子超越俗众，特立独行于三等人之上。什么是三等人呢？没有立下大功，却自以为了不起的人，为第一等；立下大功却骄傲自满的人，为第二等；立了大功而不自夸的人，为第三等。自身愚蠢却争强好胜的人，为第一等；自身贤明却颇为自负的人，为第二等；有贤德又能谦让别人的人，为第三等。宽于律己、严于待人的人，为第一等；对别人要求严格但也不放松对自己要求的人，为第二等；宽以待人、严于律己的人，为第三等。凡属于以上这些情况的，都是不同于一般的特殊现象，是事物发生变化的种种表现。经过三个层次的变化才能获得深邃的道理，所以一般人是做不到的。只有懂得了各种变化的道理，才能处于这三等人之上。所以孟之反因从不夸耀自己的功劳，而获得了圣人的赞赏；管叔因以言辞拒绝赏赐，而获得了更为贵重的奖赏。
他们这样难道是以不正当的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吗？这只是出于纯粹的自然秉德与常理相一致。那些贤德的人知道自己吃亏受损是有益的，所以他们这样做就会获得双倍的功效。小人不知道自己占便宜实际上是受了损失，所以他们一旦自夸，所有的功劳也随之消失。由此我们可以推论出，不自夸有功的人，反而会获得夸耀自己的效果；不争夺名利的人，反而会获得争夺的效果。谦让对手的人，反而战胜了敌人；甘居众人之下的人，反而居于众人之上。君子如果能够目睹与人争执之途的险恶，独自踏上玄妙的道路，就会焕发荣耀的光辉，而取得日新月异的进步，获得的贤德之名将能够与古人媲美。
【解析】
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呢？在第十二章中，刘劭详细地介绍了处理人际关系时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并深入揭示了人与人之间争强好胜的种种弊端。
刘劭认为，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是：不伐、不争。要做到不伐不争，首先要认识不伐不争的益处，和自伐争执的弊害。所以刘劭在文章开篇正面指出“善以不伐为大，贤以自矜为损”，并以舜、汤等人的事例说明谦让和好争的利弊。所谓“卑让降下者，茂进之遂路也。矜奋侵陵者，毁塞之险途也。”在个人的修养方面也就要求“内勤己以自济，外谦让人敬惧”。
谦让是繁盛与进步的最好途径，君子明白这个道理，因此仕途青云直上；争胜是毁坏与闭塞的险途，是小人的险径，因此寸步难行。
接着，刘劭分析了争强好胜者的心理特点，即“以在前为速锐，以处后为留滞，以下众为卑屈，以蹑等为异杰，以让敌为回辱，以陵上为高利”。说明其必定自毁的根本原因在于不能做到谦让，于是构成矛盾冲突，终于由自矜好争造成自我毁害。刘劭还强调了谦让的必要性。谦让是泯除相争、转祸为福、屈仇为友、化干戈为玉帛的有效手段，同时又是以屈为伸、以退为进、以不争为争的处世方法。所谓“不伐者，伐之也；不争者，争之也”，这才是不伐不争的妙谛所在。
显而易见，主张“谦让”，尚是儒家的内容，“不争”则是地道的道家思想。《老子》曰：“夫惟不争，故无尤”（第八章）。“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第六十六章）。“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第六十八章）。“天之道，不争而善胜”（第七十三章）。与“不争”相关的尚有贵柔、守弱、处下等等。“不争”不是示弱，“不争”也不是无能，“不争”的根本目的是达到大争，这种“争”是无形的“争”，是“战胜而争无形”。老子的目的依然在“争”，刘劭也是。“不争”只是种应该有的态度，以这种态度自然达到必然达到的目的。这也是刘劭反复所强调的聪明，“智慧”的具体表现。而这种“聪明”必须以“平淡”为其根基，也就是“不争”。
【人才智鉴】
庞涓争权，陷害孙膑
刘劭在这一章中告诉我们：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是不伐不争。然而，能做到这一点的却寥寥无几，而争权夺势导致身败名裂的却不少，战国时的庞涓就因争权而陷害孙膑。
齐人孙膑和魏人庞涓结为兄弟，从师于鬼谷子，同学兵法。三年后，庞涓听说魏国正在广招贤才，访求将相，顿时怦然心动，要下山去魏国应聘，鬼谷子也欣然放行。下山前，庞涓对孙膑说：“我们是兄弟之交，他日如果我能有所成就，一定会向魏王推荐你。”孙膑一听，感激万分，当下与庞涓拜别。孙膑回山后，鬼谷子又独传孙膑《孙子兵法》十三篇。
庞涓来到魏国，拜见魏惠王，尽述自己所学，甚至不惜夸张。魏惠王一听，觉得他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便任他为帅，同时身兼军师之职。庞涓终日训练士兵，先后战胜了卫、宋等小国，宋、鲁、卫、郑等国的国君也相继来魏朝拜，庞涓便以为自己立下了盖世奇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