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凡英雄之人，皆艺高胆大。史玉柱也是这样，也爱冒险，但他的冒险不同于莽撞，而是看到确定性后的“豪赌”。
第一节：弃官从商，不走寻常路
1.在统计局初露头角
1984年，史玉柱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安徽省统计局工作，分配的理由是，数学系就是搞数字的，搞加减乘除的，而统计局也是搞数字的。这件事现在看起来挺荒唐的，因为数学系实际上和加减乘除没有多大关系，主要研究的是逻辑。
不过，统计局的领导还是很重视这个浙大数学系毕业的人才的。分到单位没几天，史玉柱就被通知到西安统计学院进修，并且一去就是几个月。这次进修对史玉柱后来的影响很大，把他真正带进了计算机的世界。
当初在大三的时候，浙大数学系有两个方向可以选择，一个是纯数学，一个是计算数学。史玉柱心想，纯数学太枯燥了，计算数学或许还能应用到其他地方，就选择了计算数学方向。不过，当时计算机还是小型机时代，进机房需要换衣服换拖鞋，自己编程还需要打纸带。史玉柱觉得计算机挺罗嗦，并有什么特别的功用，因此对它也没什么特别的兴趣。
但是，到了西安统计学院之后，进修班的老师是一个美国教授，号称抽样调查之父，他介绍了国外最新的抽样调查方法，其中的统计方法和抽样方法，没有一样能够脱离计算机的。
回到单位之后，史玉柱主要负责的工作就是农村抽样调查数据的处理。那时候，单位用的计算工具还都是很原始的，用计算器在那里加来加去。于是，史玉柱就提出要求，说应该买一台计算机。当时计算机还是很昂贵的设备，但是局里的领导也知道，计算机的确能提高工作效率，既然有人会用，很爽快的就答应了。不久，史玉柱就南下广州，花5万块钱扛回了一台IBM计算机。
有了计算机之后，史玉柱的生活整个变了个样儿。他那时候还没结婚，就自己一个人，别人下班了，他还在机房里不停的琢磨、研究。这时，史玉柱的计算数学功底开始发挥作用。因为计算机编程不是难在语言，而是难在算法，所以一般计算数学出身的人编软件，要比计算机系编软件的人水平高。
没过多久，史玉柱就编成了一套很实用的数据处理软件，用这种程序，过去统计局要用20、30个人才能完成的活，现在只要找两个录入员，一两天的工夫就干完了。
统计局一般是每年秋天做一次统计，汇总一下，以前总是有一大批人在做这个工作，结果被史玉柱这么一弄，一下子很多人就没事可干了。当然，单位也就安排这些人做其他的事。史玉柱自己也没事干了，闲着也是闲着，既然有这么好的统计数据程序，史玉柱就开始琢磨着能用它分析出点什么。
后来，史玉柱又编写了一个分析软件，用它可以分析出很多有用的数据，比如年收入400元以上的农民会买哪些东西，其消费特征是什么；年收入400元到500元的农民的消费特征又是什么，等等。把这些数据抽出来一汇总，然后再和平均数一对比、一分析，就能得出很多以前的统计人员连想都想不到的东西。
史玉柱的软件不断完善，不久，这套软件就在各地统计局纷纷流传开来。1985年，国家统计局在河北唐山召开全国统计系统年会，在年会上，要求全国各地的农村抽样调查都使用史玉柱编写的软件。史玉柱也因此得到了30元的奖金和一个技术进步奖。相比当时每月54元的工资，史玉柱很有成就感。那年史玉柱仅仅23岁。
2.保送为深大研究生
史玉柱在编完软件之后，就开始基于那些通过软件分析出来的数据，写一些关于农村经济问题的学术文章。不久，文章纷纷发表在一些学术价值很高的杂志上。碰巧的是，当时的安徽省副省长也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看了不少史玉柱的文章，很是欣赏。
副省长是中国科技大学教授，同时也是深圳大学的客座教授，通过这层关系，上级决定将史玉柱作为年轻干部中的“第三梯队”培养，保送到深圳大学软科学管理系，做这位副省长的进修研究生，同时做出许诺，“只要史玉柱一毕业，马上就可以定为处级干部。”
那时候，“官本位”思想还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人的价值观念，史玉柱年纪轻轻的就可以在省委大院“捞”个处级，任何人都会有理由为他的光辉前景进行美好的想象。
不久，史玉柱只身南下，来到了当时正是全国开风气之先的深圳。
到了深圳大学，史玉柱很快就发现，这里真是一副欣欣向荣的场面，学生们的精神面貌跟内省完全不同，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其经济头脑都特别活跃。
史玉柱上学的专业是软科学，实际上就是数学和经济的结合，把数学应用到经济研究上面去。史玉柱的导师是副省长，一个学期顶多也就来上几次课，其它时间完全由自己支配。
当时，深圳大学里几乎每个学生都在搞勤工俭学，副省长带的学生除了史玉柱之外还有两个，他们都觉得要面子不愿意去，就跑到软科学系里做了助教，也就是帮老师们改改卷子和作业什么的。
史玉柱和那些师兄弟们不同，他尝试着做一些小生意。当时，有个合肥的朋友寄钱过来，托史玉柱在深圳买些录像机，史玉柱一台就可以赚上一两百元，他觉得这样的生意很不错。
那时候，学校气氛非常活跃，几乎每天都有外面的人来讲座。而且来这里演讲的都是当时社会上的一些名流，各个领域的都有，什么政治、经济、科学……大大开阔了学生们的视野。
1988年，史玉柱听到了当时四通公司总经理万润南的讲座，对史玉柱的触动非常大。万润南当时谈的是四通是如何创办的，题目的大意是说“泥饭碗比铁饭碗更保险”，说白了，四通是一个泥饭碗，国家机关是铁饭碗，但是四通这个泥饭碗要比铁饭碗更能变成一个金饭碗。
从那时起，史玉柱就开始了商业思想上的第一次洗礼，有了下海创办企业的想法。除了听讲坐之外，史玉柱还在图书馆里看了很多国外的关于经济方面的书。从这些耳濡目染中，他逐渐形成一个认识：中国的将来，市场经济肯定会成为一个主流。
弃官从商，勇于冒险
1988年，史玉柱从深圳大学研究生毕业，回到原单位安徽统计局，局里兑现原来的承诺，升任他为处级干部。在这种情况下，按着一般人的想法，史玉柱本应该踏踏实实的工作，从一个年轻的处级一步一步往上升，过着旁人羡慕、称赞的舒适安逸的生活。
但是，如果事情真是这样发展下去的话，那么就不会有现今活跃在网络游戏领域里的奇人史玉柱了。同理，也就不会有那一段大起大落、大喜大悲的商界传奇了。幸好故事有着另一个开局，这个开局对于今天的史玉柱来说是非学完美的。
真正的成功者是不会安于现状，更不会甘于现状的，史玉柱从小性格中的求新求变、坚强、勇敢与不服输的精神，在这个时候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回到单位不久，便作出了几乎令所有人都意料不到的抉择——放弃唾手可得的仕途，“下海”创办企业。
事实上，在毕业的之前，史玉柱就已经下定决心，既然市场经济是未来的主流，毕业之后就应该去下海，而不是再回到计划经济体制中去，白白的浪费自己的青春。
领导和同事们都为史玉柱感到惋惜，就连平素最了解他的父母此时此刻也感到不可思议。放着稳稳当当的“官”不做，舒舒适适的日子不过，偏要辞职，自己把自己推到东漂西泊的未知中，不是发了“疯”又是什么呢？但只有史玉柱自己明白，他的心里正涌动着一股不可遏制的创业冲动。
辞职后，史玉柱通过合肥倒录像机的朋友，认识了一些当地计算机界的人，其中有一个是专门倒卖计算机的代理，史玉柱就找他借了一台IBM电脑，在家里自己编写软件。
在省统计局里，史玉柱已经发现了一个市场机会，当时四通电脑打字机已经非常流行，一台大概要2万多元，每个单位还都得买，但是这之前，一般政府部门，就是每个局、每个厅、很多处都已经有一台电脑了。史玉柱觉得让电脑放在那儿，还要再另外花钱买打字机真是一种浪费，所以他就想要编一个软件，可以直接用在电脑上打字，这样就会节省下买打字机的2万多元。
半年之后，这套后来被称为“M-6401”的文字处理软件，在史玉柱合肥的家中诞生了，他送了一套给原单位。几张软盘一装，就能打出比四通打字机24点阵更漂亮的64点阵字，而且编辑屏幕也比四通打字机的一窄条宽得多，从此以后，单位里的那台四通打字机搁置一旁了。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的电脑技术，特别是在文字处理、桌面印刷排版领域，还处在非常原始的状态。而这也可以追溯到今后中国几乎所有电脑公司的发源，从四通、联想、方正、金山到巨人。史玉柱正好赶上了那个时代。
当时的史玉柱，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自己搞的这个东西“有戏”，它打破了专用文字处理机甚至超过了通用电脑的价格这一规律。那时候，金山的WPS还没出来。史玉柱决定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这个领域里闯出一条属于未来之路。
第二节：冒险是成功的起点
曾有一句话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句话自是贬义，然而作为企业家，没有冒险精神肯定是不行的。谨小慎微的人将错过机会，错过财富，自然也不会成功。
史玉柱认为，要想成为一个优秀的企业家，首先就要具备敢冒风险、抵御风险和承担风险的资质，缺少这种资质，你就很难向真正的成功迈进，顶多也就是小打小闹。也就是说，企业家身上要有一种“赌性”。而这种“赌性”很少是后天养成的，一般都是先天就具备的。众所周知，史玉柱本身就是这样一个“天生的赌徒”。
1962年出生的史玉柱，在安徽省怀远县城里度过了他的童年生活。史玉柱的父亲是一名县公安局干警，母亲是普通工人，对他的要求比较严格。由于痴迷小人书，史玉柱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学习成绩一落千丈，居然成了留级生，气得母亲把他整整一箱小人书全都烧光了。
史玉柱从小就是一个闲不住的孩子，总想捣鼓点什么，小人书没有了，他就找来《十万个为什么》看，很快就又迷上了科学技术，千方百计地去试验和探究。他动手装配过简陋的收音机，把家里的大闹钟拆开来研究它为什么会发出声音，甚至还自行配制过黑色炸药，爆炸声把家人吓出了一身冷汗，从此获得了“史大胆”的绰号。关于这件事的披露，还有一个故事。
我们都知道，人都有好奇之心，因此那些名人的成长历史总是被关注的对象，但是关于史玉柱的成长，他自己总说“默默无闻、平淡无奇”，所以后来有一名叫王溪的《中国青年报》记者，挖掘到这则趣闻之后，所有关于史玉柱的追踪报道，在讲到少年之事时，往往都引述1992年5月27日《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报告文学《巨人的风采》的一个片段。《巨人的风采》中是这样写的：
“他永远忘不掉他在安徽怀远县城度过的童年和少年。一本《十万个为什么》为他打开了一个五色斑斓的世界，他按照书上‘一硝、二磺、三木炭’的配方自己调制了土炸药，一声爆炸震怒了父母，也从此被冠以一个威风凛凛的外号：‘史大胆’！他对复杂的东西总要探个究竟，出于对魔方的好奇，上外语课时他便干脆躲在教室最后，一堂课一堂课不停地玩……他总感到有一片神奇辉煌的领域在吸引着自己……内心深处干一番事业的愿望也就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坚定了。”
据史玉柱自己说，这件事他只讲过一次，就是那次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讲的。在几年以后，巨人危机爆发，喜欢猎奇的香港《广角镜》杂志的记者，专门跑到安徽怀远，把史玉柱家早年的住房和读书的学校都拍了照片，还生动地讲了土炸药和魔方的故事，史玉柱看了这些报道觉得非常好笑。
实际上，史玉柱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基本上没有太多的超乎常人的东西，他与所有的少年一样富于幻想，小小的举动和事例很多，但大部分都很平淡，时间和地点不确定。至于外界很多关于史玉柱“不安分”的描述，有些完全属于记者们“不求细节真实”的合理想象。
另外，史玉柱长大以后似乎也是一个没有多大野心的人，否则他就不会在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的省城，并且早早地经人介绍就成家了。再者说，史玉柱从深圳大学毕业后又再次回到了合肥，在特区呆过、看过别人创业的人，又回统计局甘心做他的小职员，他似乎也无他求。但其实这并不是真相，史玉柱那些年之所以看似平静、安份守己，是因为他还没有找到真正值得自己去冒险的东西，一旦他发现了这种东西，他就会毫不犹豫的冲过去，一发而不可收，任何人都没有办法阻挡。回到安徽后不久，史玉柱便找到了那种他可以为之冒任何风险的东西——汉字桌面排版印刷系统，这种东西是一种电脑程序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