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敦煌学：历史、现状、趋势》的编辑出版，既是必然的，又是偶然的。说它是必然的，那是因为敦煌学百年了，学界的朋友们都想做出自己的贡献，作为以敦煌学研究、教学为主的笔者，自然也想为敦煌学百年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
说它是偶然的，是因为最初的动议是非常偶然的。
2007年5月下旬，我因为临时有事赴北京出差。29日晚在与一位历史学刊物的编辑朋友聊天时，谈到了学术研究新的取向及新的课题，我当时随口说，敦煌学即将一百年了，我们应该对这一百年来的工作进行总结，对现状进行评析，对未来的发展予以展望。编辑朋友听后很高兴，认为这是一件很有学术价值和意义的创意，并希望就此问题，找五六位学者，以“敦煌学百年：历史、现状与发展趋势”为题组织一组学术笔谈，同时还商谈了初步设想和人选。因为是限定在历史学领域，就决定请池田温、樊锦诗、姜伯勤、郝春文、荣新江教授，再加上我，这样，既考虑了年龄，又照顾了地域。回到南京后，我即向池田温先生、樊锦诗先生、姜伯勤先生打电话通报了这一设想，并给三位先生寄去了书面约稿函。很快就收到了池田温先生的回信：积极支持，并答应撰写。由于8月要在兰州、敦煌召开“段文杰先生从事敦煌文物和艺术保护研究60年纪念活动”暨“敦煌壁画艺术继承与创新国际学术研讨会”，姜伯勤先生与我都要去兰州、敦煌开会，因此在电话中商定，到敦煌后，我与姜伯勤先生、樊锦诗先生再面谈此事。
8月26日，在敦煌研究院资料室，我和姜伯勤先生、樊锦诗先生商谈“敦煌学笔谈”的写作事宜，姜先生和樊院长谈了很好的意见，并提出了他们的写作题目和计划。
最早组织的这一组“敦煌学笔谈”，再加上以后所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黄正建先生的稿件，由于郝春文教授的积极联系，彭卫主编的大力支持，最后在《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3期刊出。
在构想“敦煌学笔谈”上述稿件的过程中，我于2007年6月中旬赴无锡参加“六朝历史与吴文化转型高层论坛”，在会议期间的朋友聊天时，我说到了敦煌学即将百年，我正在组织一组笔谈。可能是说者无意，而听者有心。当晚，《学习与探索》文史编辑部的那晓波主任即找我，希望给他们的杂志组织一组“敦煌学百年”的笔谈，我答应予以考虑。
随后，那晓波主任很执着地多次追问，这样我就不得不认真考虑。当我在拟定组稿名单的过程中，曾考虑过有些学者可能由于时间安排等，不一定能按时交稿，这样就需要多约请几位学者。但如果约请的学者都答应写稿并交来稿件后，我又如何安排？就在为《学习与探索》组稿的这种矛盾过程中，我产生了一个比较大胆的设想，即尽量多约请学者写稿，在2009年敦煌学百年时，将其汇编成书。现将当时的约稿信转引如下：
敦煌学笔谈草案
先生，您好！
2000年，在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百年之时，荣新江教授曾发表了《敦煌学：21世纪还是“学术新潮流”吗》一文，从大文化的角度，以四个方面为例，对新时代敦煌学的发展作了展望。
敦煌学产生于1909年，已有了百年的历史。在敦煌学产生百年之际，敦煌学本身也进入了一个新旧交替的时期，即前一个阶段主要是以资料的搜集、整理、刊布为主，目前，《英藏敦煌文献》14册、《俄藏敦煌文献》17册、《法藏敦煌西域文献》34册已全部刊布，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已刊布30册，计划共有150册，将于2008年全部刊布。北京、伦敦、巴黎、圣彼得堡四大收藏中心收藏的敦煌文献占到总数的95％以上。另外，甘肃、浙江省及北大、天津艺术博物馆、上海博物馆等地所藏敦煌文献也已公布。可以说，资料的刊布基本完成。在新的阶段，应该是对已刊布的资料进行全面、综合、深入地研究了。
为了对前一阶段的敦煌学研究进行总结，找出经验教训，对现状进行评析，对以后研究的方向，应该注意的问题、加强的方面，方法、理论等进行规划、展望，我们与有关杂志社联系，拟在敦煌学百年到来之际，以“敦煌学百年：历史、现状与发展趋势”为题，邀请在国际学术界有影响的敦煌学家组织一组笔谈。
每篇笔谈题目自定，字数二三千或三四千字均可，尽量不超过五千字。
希望在11月底前交稿，最迟年底交稿，明年6—8月刊出。
约稿信发出后，得到了学界师友的大力支持，我将先期收到的柴剑虹、郑阿财、方广錩、王素等先生的6篇笔谈稿件交与那晓波主任。后面收到的两篇在《南京师大学报》2008年第5期的“敦煌学研究”栏目刊出。
在《学习与探索》2008年第3期刊出的这6篇稿件，还引起了一些社会反响。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将此6篇稿件（包括编者按）全部转载复印，《新华文摘》将柴剑虹先生、王素先生的大作全文转载。《南京师大学报》发表的两篇稿件，也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和《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摘编。
2007年10月，在武汉大学参加魏晋南北朝史学术讨论会期间，与《社会科学战线》副主编尚永琪先生聊天时，尚先生希望将我组织的“敦煌学笔谈”给他们一组；2008年8月，在新疆参加龟兹学学术研讨会时，新疆师范大学的朱玉麒、施新荣先生得知我正在组编《百年敦煌学》的笔谈，提出给《新疆师范大学学报》的“西域文史”提供一组稿件，这就有了《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9期、《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的“敦煌学笔谈”专栏。
为《百年敦煌学》组稿，既愉快又耗费时间、精力，尤其是所约请的学者，都是敦煌学界的名流，他们工作繁忙，头绪很多；有些虽然退休了，但大多是退而不休，仍然将时间、计划安排得很满；有些则年老体弱，甚至长期有病。因此，虽然约请的学者们都答应为笔谈写稿，但真正操作起来却是非常麻烦的。如池田温先生是国际著名的敦煌学家，他年近80，身体欠佳，而且又不使用电脑，到目前还是用钢笔写作，更不可能上网收发邮件。为了池田先生的稿件，我曾给先生打过十多次的国际长途，两人的来往信件也有十多封。当收到池田先生用钢笔写来的日文稿件后，我就请我的同事李济沧君帮忙翻译。济沧君在日本龙谷大学留学11年，是谷川道雄、上山大峻和都筑晶子教授的学生，在国内已出版了多种日本学者的译著，如《隋唐帝国形成史论》等。
他在翻译过程中，遇到不懂的问题时，还曾请教过他的老师、龙谷大学前校长上山大峻教授。翻译稿完成后，我又通读一遍，改正了个别的用语。但有些地方我还是拿不准，打电话给池田温先生又说不清楚，就将翻译稿寄给池田先生，请先生在上面修改审定。池田先生的手校稿来后，我想是没有问题了，但在发表前，还有一些具体的编辑体例方面的问题，如有条注释是：“藤枝晃：《敦煌学及其周边》，大阪府编《浪速塾丛书》51，1999年3月，第183～185页”。缺少编者、出版社及出版地点。没有办法，我就写信请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高田时雄教授帮忙。高田教授订正为：“藤枝晃：《敦煌学及其周边》，大阪府浪速塾编，《浪速塾丛书》51，1999年12月，大阪：ブレーンセンター，第183～185页”；另如“《敦煌写经——北三井家》，2005年”，也是缺少编者、出版社和出版地点，同样是请高田时雄教授解决的，增加了“财团法人三井文库编，东京：三井文库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