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如敦煌研究院的孙儒僴先生，1947年到敦煌艺术研究所后，再没有离开过敦煌，是60年来敦煌学发展，尤其是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石窟保护和建筑的见证人，当我开始邀请孙先生写稿时，孙先生就很痛快地答应了。但孙先生年老体弱，中间还住院做手术，并到成都休养过一段时间。为了约请孙先生写稿，我曾三次到孙先生的寓所拜访，有一段时间联系不上孙先生，他的家中电话和小灵通都停机了，问了几位敦煌研究院的同事和邻居都不知道。经多方打听，孙先生有病住院做了手术，为了好好休息、避免打扰，就隔断了与外界的联系。当我打听到孙先生公子的手机号后，才与孙先生联系上，但我每次电话只是问候先生的病情，并希望他保重身体，绝对不提稿件之事。但孙先生清楚我找他的目的，他主动说出院后会给我写稿。孙先生出院后又到成都去休养。我又多次打电话问候先生，并希望先生在身体许可的前提下，完成“敦煌学笔谈”的写作。可能正是我这种执着的催稿，感动了先生。今年春节，终于在先生家里拿上了“我的敦煌生涯——1947—1949莫高窟生活回忆”。
再如唐耕耦先生、白化文先生、宋家钰先生、朱雷先生、姜伯勤先生、马世长先生、张弓先生、杨际平先生、项楚先生、赵和平先生、邓文宽先生、府宪展先生等等，都是多次的电话，有时甚至是一周一次的催促，才有了他们的稿件。正如白化文先生所写：“刘进宝先生早就派我写一篇‘敦煌学笔谈’，并每隔约半个月就打长途电话催促。我能充分感受到他的盛意”。另如赵和平先生所写：“南京师范大学刘进宝教授是个有心人，他约集了一批我国在敦煌学研究上颇有造诣的学者搞了一个笔谈敦煌学，承蒙不弃，笔者也在刘教授罗网中，且多次催稿，辞不获已，只得勉强应命，却十分为难，若仅写笔者熟悉的‘书仪研究’，恐失之过窄；若写国际敦煌学如何发展，又不是愚钝如我所能承担的；思之再三，只好就本人所知、所做、所想的一些事情和问题，写出一些真实想法，且不去管对错与否，只管真实就好。一是践刘教授之约，二是供同道与读者参阅。”再如邓文宽先生所写：“自2008年秋季以来，刘进宝教授多次来电话敦促，希望我能写一篇东西，谈谈对敦煌学研究未来发展的认识，我一直未敢应命。原因有二：一是自2008年初患腰病以来，不断求医问药，时间常被撕碎，写作情绪亦被破坏，提不起神来；二是这许多年来我的工作以考据求实为特征，既不善于发议论，更不长于对学术的未来走向进行蠡测。因此一推再推。但拗不过他的执着，只好答应写一篇出来。思索再三，难成一系统认识，只好名之曰‘断想’，一则向进宝兄交差，二则借机向学界同仁求教则个”。
虽然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约来了50多篇笔谈，我感到十分欣慰，但还是有许多遗憾，即我计划中的一些笔谈未能收到。如敦煌研究院的贺世哲、施萍婷先生，是我非常尊敬的前辈学者，也是我约请的第一批作者，两位先生也答应写稿，施先生甚至已动笔写作了。为了得到他们的大作，我曾几次到府上拜访面谈，也多次通过电话、邮件催促，但最终因身体等原因，还是没有完成他们的稿件。另如台湾大学的高明士教授，已经答应了我的约请，准备写稿。他在来信中说：“关于撰写‘敦煌学笔谈’一事，可试试看，但因已多年没在这方面执笔，不免生疏，虽然也一直在关心敦煌学”。后来高教授还是放弃了，他在来信中说：“这几天在构想‘敦煌学笔谈’时，发现自己无新材料可写，所以想向吾兄请辞这次的邀稿。其实这十几年来，我和弟子们用比较多的时间在研读唐律，最近是研读天圣令，打算未来一二年间，对敦煌吐鲁番有关法制文献再作一些检讨。……由于对法制文献尚无成熟意见，笔谈一事不能写。请多包涵。”再如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的罗彤华教授，也已答应为笔谈写稿，后由于生病住院，“暂停一切研究工作”而作罢。还有浙江大学的卢向前先生，也是答应写稿并已动笔，后由于其他事务而未能再写。另外，武汉大学的陈国灿先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董玉祥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耿昇先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张德芳先生、西北师范大学的伏俊琏先生、兰州大学的王冀青先生、敦煌研究院的赵声良先生等，我也邀请为“敦煌学笔谈”写稿，而且都曾答应写稿。但由于各种原因，他们未能为本文集贡献大作，留下了遗憾。
收入本书的部分稿件，曾在有关刊物上发表，在此，对刊发稿件的《中国史研究》及彭卫主编、张彤副主编，《社会科学战线》及尚永琪副主编，《学习与探索》及那晓波主任，《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及朱玉麒教授、施新荣教授，《南京师大学报》及赵仁康主任，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开始为本书组稿所选定的学者，大体限定为比我的年龄大、学术造诣高。但由于敦煌学所包含的范围非常广泛，所以在实际操作中，为了考虑学科的全面性，最后约请了几位比我年龄稍小、但学术水平高的学者参与撰稿。现在，为本书贡献大作的52位学者，年龄最大的是南京大学的卞孝萱先生，出生于1924年；年龄最小的是日本广岛大学大学院的荒见泰史先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李锦绣先生，都是1965年出生的。即便如此，本书还是不够全面，有些应该有的内容阙如，如“河西石窟与敦煌莫高窟”、“敦煌供养人题记整理回顾”、“敦煌文献编目的得失”、“敦煌历史地理研究的成就”、“敦煌学视野下的简牍文化”以及“敦煌法制文献研究”、“敦煌官文书研究”、“敦煌文献的流散”、“敦煌艺术”等。
根据内容，本书文章大体分为四类，即第一类：历史、理论与方法；第二类：文献与出版；第三类：文书与历史、文学研究；第四类：石窟、宗教民族、音乐体育舞蹈。各类文章均以作者年龄大小排序。这样编排肯定有不完善、不合理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以便再版时修订。
在2007年编组《百年敦煌学》笔谈稿件时，恰遇申报江苏省社科规划项目，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申报了《敦煌学百年：历史、现状与发展趋势》。为什么说是试一试呢？因为一般的省级社科规划项目，大多以应用性课题为主。虽然江苏是文化大省和文化强省，教育和社科研究都比较发达，各方面的投入也比较多。但据我所知，在江苏省的社科规划项目中，还没有批准过一项纯敦煌学的课题。由于规划办领导独具慧眼，再加上评审专家的厚爱，这一课题被批准立项。作为省级一般课题，虽然经费十分有限，但毕竟为我解决了组稿联系、打印、校对等一些费用，从而保证了本书的顺利完成。在此，我代表本书的所有作者，向江苏省社科规划办及徐之顺主任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百年敦煌学》一书由我的故乡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也是我非常乐意的。2008年8月，我到兰州大学拜访刘光华教授时，巧遇甘肃人民出版社图书出版中心李树军主任。李君是比我低几届的系友，是一位有见识、有眼光、有魄力的出版人。当我们在一起聊天时，我谈到了正在约稿编辑的《百年敦煌学》，他听后很高兴，并当场要求将书稿给他，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我听了李君有关出版方面的分析后，就答应将书稿交他出版。
甘肃是敦煌的故乡，读者出版集团所属各出版社，出版敦煌类图书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也能得到上下一致的特别重视。尤其是甘肃人民出版社和甘肃教育出版社，都出版了许多优秀的敦煌学图书，并产生较大的社会反响，具体情况可参阅本书所收黄强先生的《甘肃敦煌类图书出版漫谈》。
我与读者出版集团，以及甘肃人民出版社、甘肃教育出版社有很深厚的感情，我读大学时所编自用的小册子《敦煌学论著目录》，就是由甘肃人民出版社于1985年出版的；我的第一本学术性的著作《敦煌学述论》就是由甘肃教育出版社于1991年出版的。随后，我的《敦煌学通论》、《敦煌历史文化》、《藏经洞之谜》、《遗响千年——敦煌的影响》也都是由甘肃教育出版社和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我也曾为甘肃教育出版社的“敦煌学研究丛书”、甘肃人民出版社的“敦煌文化丛书”的编辑出版，做过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地处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读者出版集团，其编辑出版却独树一帜，它不仅主办有世界闻名的《读者》，而且它的一些编辑，如我接触过的张祚羌、白玉岱、杜绮德、李德奇、黄强、李树军、王光辉、薛英昭等，都是学者型的编辑，是敬业的出版工作者，都能关注国内外的学术动态，并热心和作者交朋友，始终把编辑出版学术精品作为己任。我衷心希望读者出版集团能多多涌现出这样优秀的学者型出版工作者。
最后，我还要深深感激冯其庸先生。作为年近米寿，德高望重的学术和书画大师，他在病中欣然为本书题写书名，我想本书的全体作者都是会铭感于心的。
刘进宝
2009年7月16日初稿
2009年8月1日修改
附记：当本书稿已由出版社编辑完毕，正在校对之时，本书作者卞孝萱先生因病于2009年9月5日在南京逝世；宋家钰先生因病于2009年9月21日在北京逝世。对此，我们表示沉痛哀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