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茂枝
再过一年，我离开母校山西省朔县师范就整50周年了。在这将近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不论是公务缠身的在职工作期间，还是退休后赋闲在家中，我都始终难忘母校。
难忘母校是因为母校是一所党和政府办给劳动人民自己的学校。
记得小时候在村里，见一些高门大户的老财人家的院门山墙上，都贴满红纸金字的字纸，虽年深日久，风雨浸剥，主人家也从不清理，但穷人们甚至连小富农家也没这道风景。后来问大人，说那是老财人家出过有“功名”的人，如考取过秀才、举人、进士或什么庠生、贡生之类的人，上边给送的“报单”。民国年间，科举不兴了，但只要有人高小毕业，学校也会给家里送报单的，并说那是一件很风光的事，既能光耀门庭，又能威风四方，只可惜没有穷人的份儿。上师范后，学教育学，周礼旋老师在讲到旧社会的教育体制时，给我们举了他外出求学时的经历，说笔试结束后面试时，面试人曾问他是怎样来的，骑马还是坐轿？周老师说那实际是学校在考察你的家庭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你如果没条件骑马坐轿，面试人就知道你的家势并不显赫，也掏不起昂贵的学费，即使你的笔试成绩再好，学校也不会录取你。他说他当时年龄小，路途又远，确实是骑骡子去的，才没被刷下来。周老师还给我们讲了一则真实的笑话，说是新中国成立前有一年过年，有一家老财人家门上贴了一副对联，上联是“百年以内无此事”，下联是“三十里内第一人”，横额是“高小毕业”。由此足见在旧社会能上得起学的人是多么稀少，而学校又是给谁办的。如同天下所有衙门一样，学校同样是“有才无钱莫进来”。
但我们的母校朔县师范全然不同。记得家乡临近解放时，我在村里曾见过一个后来听说是从河南省逃荒过来的要饭的，因地域语音不同，我们那些顽皮的小伙伴根据他乞讨时叫人“老婶子哪”的口音像“老婶当”，就叫他“老婶当”。“老婶当”乞讨时身边还带着一个比我们大不了多少的孩子。他在向乡亲们乞食之余，还总免不了问人家家里有没有闲书，希望能给他几本。人们揣测他是为在得便时教孩子认字念书的。家乡解放后，“老婶当”在我们的区政府所在地分得了房屋田地，就定居了下来。1949年春天母校成立后，我的兄长樊秀枝和同村的其他三个穷人家子弟一起考取了母校的初中第一班。记得考试结束回家后，他告诉我们，那个“老婶当”的儿子也考上了，而且就和他分在同一个班里。他们虽然念的是中学，但国家考虑到刚刚获得解放的穷苦人家的实际困难，不仅伙食费公家全包，而且第一年还给他们每人定做了一套四个兜儿的灰土布干部服单衣，外加一个红军式的八角帽，在乡下人看来，又洋气又神气，那可真是关心到家了。于是，共产党毛主席好，新社会好，母校是一所党和政府为穷人开办的学校的观念，就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清晰地形成了。
1952年，我也考上了母校。看看校园里，除了从县城来的同学穿着还算比较整洁外，绝大部分同学衣着简单粗糙，有的还打着补丁。直到毕业合影留念时，我们几个“小不点儿”还赤脚光板，没有一双可以用来穿着照相的袜子和一双囫囵鞋子，一个个土头土脑，一副清贫的样子。后来知道，有几个同学家境稍好一些，但即使仅从平时的衣着上也不难看出，要是在旧社会，他们就连那个“高小毕业”怕也难以实现，更绝对是上不起中等专业学校的。在入学后的学习中，我们又亲身经历了母校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教育方针，而且特别强调最终要落脚到“劳动者”而不是“不劳而获者”这一点上，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母校是党和政府办给劳动人民自己的一所新型学校。我们这些普通劳动者的穷孩子，如今都能扬眉吐气地住上自己的学校了。党和政府办这样的学校又是为把我们培养出来后，能当一个“播火者”，再去教更多的穷人家的孩子上学识字，学习知识，建设国家。我们的学校真是一所党和政府办给劳动人民的好学校！这个印象是那样明晰，那样感人，那样教人永不忘本，那样始终催人奋进。而我这个曾经几乎被狼吃了的放牛娃就是在这所学校里学习成长的，怎不使人终生难忘？
难忘母校，是因为母校有那么多忠诚人民教育事业的好领导、好老师，带出了那样的好校风。
我上师范时，学校的创始人之一的王缮校长已经荣调了，但另几位创始人仍在学校任职。杨克林接替王缮担任了校长，李郡林接任了教导主任。对他们几位的传奇人生，我们当学生的虽然不大清楚，但他们都是老革命，都曾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为后人做出过卓绝贡献，这一点我们心里都知道。记得王缮校长后来回过学校一次，把学校的四面八方看了个遍，还给全校师生讲了话，盛赞了学校的发展，对师生提出了殷切的期望。只见他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我想那一定是在战争年代留下的光彩纪念吧。后来我断断续续从友人那里得知了几位老领导以及接任杨校长的刘志英校长的一些感人经历，并亲身感受了他们的艰苦创业与崇高敬业精神，进一步增加了对他们的敬意，同时也加深了对母校的记忆与眷恋。我上初师时的老师，新中国自己还未培养出来，几乎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不论是社会贤达还是饱学之士，都拥护党的领导，热爱人民教育事业。学校后来的教导主任陶通老师，1937年曾考入了“清华大学”，只是因为侵华日寇的铁蹄践踏了他的美好理想而未能入学。母校初创时，他们曾步行或骑马外出招生；国家没有统一教材，他们就自己动手编写。两位校领导和五位受聘的教师，外加一些工勤人员，第一年就一下子招收了师一、师二、中一3个班，开设了包括音、体、美在内的绝大部分课程，确实难能可贵。老师们还组织辅导学校文娱宣传队，在假期中外出下乡演出，宣传党的政策，深受学生和社会的广泛赞誉。我们上学时，不论缺下什么课，已到教导处工作的陶老师都能拿课本到班上问清该讲什么了，然后给大家讲得津津有味，头头是道，是从不因老师偶尔请假而让学生误课的。去年他辞世后，我写给他的挽辞是“文理音体美全教过，真乃‘陶万能’；德智体美劳皆表率，确是好老师”。我想，这绝不是我一个人对他的赞誉。我们的生物教师熊振青，是一位早期的“民盟”成员，社会贤达。我从见过的书中，知道他民国十九年，就手写石印编辑出版过图文并茂的《动物学》、《植物学》、《果树园艺学》等书，被作为中等专业学校的教科书采用。后来给我们教生物课时，熊老师不仅动口，而且动手，常亲自领着学生参加校园劳动，并在劳动中教给学生整地、种植、育秧、移栽、施肥、浇水、中耕、剪枝、嫁接、采摘等知识。再往后，他当过朔县政协副主席，但位“尊”未敢忘忧国，仍以教育事业为己任，确实令人敬佩。学生们个个念念不忘的周礼旋老师，据说原来是学政法的，但他看不惯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以及劳苦大众的统治与迫害，觉着当时当法官“那是杀人呐，我不想干”（他在课堂上说过的一句很质朴的话），于是改行从事了一辈子教书育人的工作。其他老师也一样，他们虽然出身旧社会，毋庸讳言，一般都必然或多或少有一些诸如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本人历史之类的问题。但他们一个个都热爱教育，热爱新社会，拥护党的领导，忠诚人民教育事业，殚精竭虑为教好学生而呕心沥血，奉献终生。这都是我们每个学生所亲身感受得到的。
我们上师范时，学校才草创三年，但一切均已步入正轨。学校治学严谨，校风良好，教师“诲人不倦”，学生“学而不厌”，且热爱学校、尊师爱生、团结互助、遵章守纪、谦诚踏实、艰苦朴素、热爱劳动、勤奋学习。我在校六年，没听说有哪个班发生过打架斗殴现象，更没有一个学生有过小偷小摸行为，至于同学间互相谈情说爱，也从未听人说过，大家都把心思与精力全用在发奋学习上了。就这样，在这些好领导和好教师的共同努力下，整个学校形成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艰苦奋斗、朴实勤奋的良好校风，年年都有新发展，年年都有好成绩。1959年刘校长曾代表学校出席了全省文教卫生群英会，并在会上介绍了办学经验。“山西日报”在头版头条以套红标题对学校的经验作了长篇报道。1960年，学校更光荣出席了全国文教战线群英会，刘校长还荣幸地出席了敬爱的周总理举办的国宴。
“文革”期间，林彪、“四人帮”一伙，把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说成是执行了反动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17年，我百思不得其解。记得我曾在家里与我的兄长说过：“想想咱们的老师，有哪个在课堂上或课外对党和政府说过一句二话？有谁在教学中离开过教学大纲的要求跑过题？学校的整个工作有哪个地方背离了国家的教育计划走了样？老师们一个个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全心全意为国家培养了那么多全新的有用人才，怎么竟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结果？”后来，还是从林彪、“四人帮”煽动群众全面内战，打倒一切，把党领导人民群众创造的一切功绩全然抹杀，都说成是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才让我看清了他们的险恶用心，解开了这个谜。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那样诋毁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教育成果，并迫害了那么多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领导干部与知识分子，只能从反面激励我们更加热爱和难忘母校的良好校风以及母校的好领导和好老师们。
难忘母校，是因为母校全面地塑造了我们，使我们成了于国于民有用的社会主义新人。
是母校塑造了我们的灵魂，指引我们走上了正确的人生道路。
我们那时的学生，其实也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我们班上数我年龄小，但日寇的烧杀抢掠，阎锡山二战区官兵殴打平民百姓，我都亲自经见过。小时候，我还上过几个冬春私塾，学过“三百千”之类的启蒙读物，写过“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描红。受传统的封建礼教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影响，对于人生道路该怎样走，同学们虽然还懵懵懂懂，但也不能说没受“学而优则仕”、“千里居官、为的吃穿”等封建的、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的侵害。进入母校学习后，明明学的是师范，不少同学的头脑里也还在受“家有二斗粮，不当孩儿王”思想的作怪，想学成后另择他业，没有把个人的理想、志愿与祖国的需要、人民的召唤结合起来。是学校领导和各位老师的言传身教，是学校定期的政治时事报告以及政治、语文、历史、地理、教育学、心理学乃至数理化、生物学、音体美和各科教学法等各科教学的耳提面命的传导和潜移默化的熏陶，陶冶并纯洁了我们的灵魂；是学校党团组织的教育乃至课外阅读、社会实践活动等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促进了整个学校的教育工作。使我们这些原来头脑里或者简单蒙昧，或者复杂混乱的学生，随着头脑里对外部世界及人类历史的唯物的、科学的、进步的各种知识的增加，而逐渐摒弃了唯心的、腐朽的、没落的思想，渐渐认识了封建礼教及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的危害，认识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认识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认识了人类社会走向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从而渐渐懂得了一个道理，即：一个人来到世上，必须及早确立正确而远大的志向并负责地认真实践才行。否则，如果没有志向与责任感，他就会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浑浑噩噩，难有作为，像猪狗一样活着；如果他仅仅为了私自活着，那他将会与社会格格不入，处处发生矛盾，轻则到处碰壁，重则违法犯罪，成为一个于社会无用甚至有害的人。而一个人只有把自己的志向与社会乃至民族、国家及人民大众的利益联系起来，他才会为之艰苦奋斗，百折不挠，最终成就一番事业。所以，人活着就一定要有正确的理想、远大的志向及坚定的责任感，并为之坚持不懈，奋斗终生。而为了全人类的解放事业努力奋斗的共产主义理想，便应是一个有志青年的最崇高、最宏伟的远大志向，值得我们为之奋斗一辈子（据我记忆，这几乎是教育学上已根植于我的头脑中的一段原话），从而确立了科学的、进步的、唯物辩证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荣辱观及终生为人民服务到底的人生理想。正是这种理想信念与道德情操激励鼓舞了我们，使我们加强了学习与修养锻炼，毕业时全班同学都愉快服从了分配，走上了为人民教育事业贡献力量的岗位，并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迈出了坚实步伐，作出了应有奉献。记得我师专毕业时学校让每个学生都写一份分配志愿，我写的是“坚决地、无条件地、毫不犹豫地服从组织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除此而外，再没有一个多余的字。事过后，班主任老师告诉我，因为我毕业考试时各门功课的成绩，除体育是4分外其余全是5分，我们当时就读的大同师范（师专当时是师范戴帽）曾向雁北教育局提出过想让我留校任教，我个人如果提出要求的话，说不定就留下了。但我没有那样做。我这一辈子的工作调动、升迁，除了不当县里常委会已经议定的让当公社书记一职，而回地区当了一名一般干部属主动要求外，从来绝对未找任何人求过情、说过话，都是服从组织的安排，“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需要哪安家”的。这都是在母校打下的基础。我们班除了高谋同学是在抗美援朝的战火中入党的以外，谷彦、谷风皋，张丕先等几位同学是在母校便加入党组织的，还有近一半的同学在校时加入了团组织。我是在母校一入团后才15岁时就提出了入党申请，并由母校基本培养成熟，升师专后刚满18岁那年就入了党的。在毕业后的工作中，全班同学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辛勤工作，无私奉献，几乎全部都分别受到过国家部委或省、地（市）、县、乡、校的表彰奖励，冯培同学是国家体委“新中国体育开拓者”荣誉及“全国群体先进工作者”奖章获得者，赵甫仁同学是省“五一劳动奖章”三等功荣立者，申守业同学是省科技进步“软科学”二、三等奖获得者，还有许多同学是优秀校长奖、优秀班主任奖、优秀教师奖、教学能手奖、优秀辅导员奖、工会工作积极分子奖、先进工作者奖、劳动模范奖的获得者，普遍受到了学生的尊重、家长的敬重、社会的器重。这固然与他们出身社会后个人的努力奋斗及社会教育有关，但每个同学最早的指导人生实践的灵魂都是母校造就的，基础是在母校打下的，这同样是不争的事实。
是母校用科学知识武装了我们的头脑，给了我们出身社会的敬业基础与工作能力。
我们那个时候的学生，原来成天和土坷垃打交道，基础知识都十分匮乏。字倒认了几个，算术题也做过几道，但真正的科学知识，脑子里几乎是一片空白。记得我考完小时，有一道试题问世界上有哪几大洲？我这个只念过小学五册的学生，只隐隐约约似乎听人说过什么欧罗巴、亚细亚，其他便一概无从答起了。还听人说，学校刚成立时招生，有的考生只要能结结巴巴念下一段报纸，便被录取了。但在我们入学后，初师时除了没开外语课、数学没学高等代数外，其他比普通中学一点不少。政治课结合形势、针对学生实际开展了教育，语文课结合文学作品学习还学习了汉语知识，数学除算术外，还新学了代数、几何，此外还系统学习了历史、地理、物理、化学、动物学、植物学、人体解剖生理学、生理卫生、学校卫生、教育学、心理学、音体美及各科教学法等等。中师时，语文课文学、汉语分设了，文学课按文学史编排，从诗经、论语、孟子、左传、楚辞等学起，到汉魏乐府、唐诗、宋词、唐宋传奇、元曲、明清小说，直至现代与当代文学作品精华，都有选编。汉语则语音、语言、字、词、句、章，乃至修辞学，系统讲述。代数分成了初等代数和高等代数，几何也分成了平面几何与立体几何。一门历史就分成了中国历史、世界历史；中国历史又分成了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含当代）史。地理课则除了讲中国地理、世界地理之外，又讲了自然地理、经济地理。动物学、植物学，都按门、纲、目、科、属、种系统编排，增大了容量。此外还新学了达尔文主义基础，米丘林学说等。教育学、心理学也都成了大厚本子。音体美课程，则各门每周两节，三年一贯，理论与实践始终紧密结合。知识层面，一下子拓展了许多。是母校把我们这些“土百姓”变成了基本上有了比较全面而系统的基础知识的“文化人”，为我们提供了日后从业的扎实基础和较强工作能力。申守业同学中师毕业后，一边工作一边就写出了一部名叫《桃李芬芳》的长篇小说，被省出版社看中后准备出版发行，后来仅仅因为碰上了六十年代初期国家暂时困难的非常时期，因纸张紧张而未能印行。但再往后，他还是在《火花》、《人民文学》以及省与国家级的《经济研究》、《经济问题》、《农业经济问题》、《中国经济问题》、《财贸经济》等刊物上发表过不少文艺作品和理论文章。赵甫仁同学在县文联任过支部书记，曾自己编著或与他人合编合著了大量作品。冀月成同学先后给八位县级领导当过“笔杆子”，以后自己也成了县领导。倪福廷同学曾任县政协副主席。谷凤皋同学在临近退休之年，被破格提拔为县团级干部。赵钲同学返乡后成了农民企业家。贾希文同学退休后总结了自己的教学经验，集结成书，正准备付印。不少同学在工作中或担任过中小学校校级领导或成了教学骨干。这一切，如果没有母校用科学知识武装我们的头脑，都只能是痴人说梦。
我在县里工作时，有一次陪地区教育局的郑文泮局长下乡到一农村小学听课，教师教的是三年级的看图作文课，很有教学经验的样子，一堂课上沉着冷静地“横平竖直、ba爸、ma妈”的，教学生认了八个生字，气氛很活跃，教师的主导性和学生的主动性都发挥得不错。说句老实话，一个乡村教师突如其来被那么一帮人“突然袭击”听了一堂课，能没“挂在黑板上”，确实是一件不易的事了。但在教学中，她并没有沾启发学生通过看图复述故事从而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语言组织及表达能力的边，是实实在在“哄”了我们一回。在课后的教学评议中，我只心平气和地问了她“识字教学的重点在几年级？”“本课的教学目的、教学重点是什么？”两个问题，便把那位教师问了个大红脸。知道我的底细的县教育局长（也是母校的学生）笑着对那位教师说：“你想哄他可哄不了。”因为他知道我的“奶功”，而这个“奶功”就是母校给我的。1990年应县一个县的高、中考达线率竟然超过了刚刚建市的朔州当时三县区的总和。1989年3月13日全省教育工作会议期间，《山西教育报》曾在头版头条以“教育书记”为通栏标题，在头版、二版各用整半版的篇幅报道过我在应县抓教育的事迹，并配发了“教育书记赞”的评论员文章。这都首先应该归功于母校。
诸如此类，出身社会不论你干什么工作，不论你的职位高低，都需要你有比较全面的知识与才干。我认为一个人的职务高低，只能说明你的责任大小，除此而外并不能说明什么。除了奉献之外，你不论担任什么职务，个人其实都没有任何特殊权力，因此你也绝对不能仅仅依靠权力去做好工作。特别是若要作为一个地方全面负责的领导者，工作中要进工厂、下农村、到学校、进兵营（县里有武装部，有的还有预备役部队），或者你是作为一个有强烈事业心、责任感的人民教师，要想使自己的教学工作驾轻就熟、得心应手，那么涉及无论党政群团、工农财文、军事政法、天文地理、古今中外，什么知识就都需要懂得点儿，什么知识都用得上。你如果以其昏昏，怎么能够使人昭昭？又如何能不信口开河或不犯瞎指挥的错误而能让人心服口服？这当中固然有多种因素在内，首要的是你的人格力量，是你在工作中的“廉洁、公正、勤奋、求实”（这是我自己给自己定的一个座右铭），是你的无私奉献的精神，是你的日后继续不断地向书本、向实践、向群众的学习。但如果你是一个缺少基础知识的人，到处说白话，白说话，那也是绝对不行的。唐代名臣魏征有言云：“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而我们的根本与泉源即是母校。
感谢母校，是母校给了我们知识，是母校给了我们出身社会独当一面的基本工作能力。我们说，如果没有母校的培养与教育，就没有我们的后来和今天，这绝对真的是肺腑之言。
是母校的养育给了我们健壮的体魄，使我们有了全面发展的基础和为国效力的良好载体。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尤其在刚解放那时候，好多老百姓家还在为一日三餐发愁。但我们住师范的学生没有这个顾虑，所有学生都是由国家包养出来的。刚入学时，一天三顿干饭，白面大米管饱吃。我住师范前，不知道什么叫“馒头”，我平生吃的第一个“馒头”就是在母校吃的。好生活时间长了，有的同学吃馒头时竟然专挑小个儿的、好看的吃。1954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后，学生吃粮有了定量，身量大的同学有时候略显饭量不足，学校就自己养猪种菜，干稠搭配，设法均衡学生营养。1958年学校又结合贯彻落实毛主席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组织学生利用课余时间，一下子把学校附近的200多亩荒地开垦成了良田，当年就收获粮食2万余斤，土豆7万余斤，南瓜6万余斤，各种蔬菜36万余斤，还自办了小牧场，养殖了猪、羊、鸡、兔、骡、马、奶牛等，从根本上改善了师生的生活。我入学考试测试身体时，面黄肌瘦，身单体薄，为防身高不达标，就偷偷踮脚尖儿，为防体重不够，不知从哪儿学了个方儿，就憋住气量，以增加体重。其实当时比我瘦弱的同学也不在少数。但到毕业时，同学们一个个都红光满面、身高体壮了。我在母校学习六年，两千多个日日夜夜，是母校养育了我们，它不仅给了我们知识，也给了我们一个健壮的体魄。
还有一件让我特别难忘的事是上初师时，我有一次突如其来得了一场大病，临睡时还好好的，不知什么时候发起了高烧，半夜下地时倒在地上便不省人事了。深沉的呻吟声惊醒了熟睡中的同学们，同室中的司成章同学冒着夏夜中的瓢泼大雨，跑到校外报告了住在村里的班主任赵成璧老师，又和赵老师一道叫起了孙校医，后来又与同学们一道及时把我抬到了病号室进行了诊治。我不省人事，大小便失禁了，赵老师竟慈父般地当下给我揩拭净了被褥。我头疼得厉害，老人家就守在我的身边，用他那温暖的大手不停地为我按摩。后来还是司成章同学陪侍我，帮我延医取药，为我端饭喂水，端屎倒尿。病愈后，我曾写了一篇小文章登在了学校的黑板报上，标题就是“老师就如父母亲，同学就是亲弟兄”，那确实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师生间、同学间的真情实感。我知道，是老师和同学们帮我捡回了一条命，要不是母校，要不是老师和同学，我真的不知道我是否会活到现在！
此外，母校对我们这些同学们健全人格的培育，科学理念与良好心理素质的培养以及科学的体育锻炼的安排等等，都是使我们每个人体魄健壮、身心健康的有效措施，是给我们奠定了全面发展的基础。应该说，是父母给了我们生命，是母校给了我们健壮的体魄，使我们人人都有了一个合格的为国效力的良好载体，使我们大家都成了一个能够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成了一个于国于民有用的全新的社会主义新人。
记得在母校教室的走廊里，见过一幅印有高尔基头像的他的语录，好像原话是“我爱书，我认为我身上的一切都是书给我的”。如果不是形而上学的理解，我觉着这话说出了一个真理。效而仿之，我认为也可以这样说：“我热爱母校，我认为我身上的一切都是母校给我的。”因为母校所代表的，其实就是党，就是国家，就是人民，就是我们的父母啊！师恩难忘，校恩难忘，党恩难忘！
难忘母校，还因为母校为人民教育事业和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辉煌的难以估量的巨大贡献。
母校从1949年春天建校到现在，已经走过整整58个年头了。据学校统计，58年来母校总共为国家培养出了两万五千多名合格的建设者以及高素质的人才，其中绝大多数都走上了人民教师的光荣岗位。我试着做了一个粗略的推算，以一个学生均执教20年计算，按照国家教育部门的相关规定，即大体上以小学每23个学生，初中每18—19人，高中每12—13人配备一个教师（这个数据可能不十分准确，但差不了太多），也即一个教师如果教小学每6年，教中学每3年，即能相应地单独培养出23个、18—19个、12—13个学生。假设母校这2.5万名毕业的学生，全部都教小学，那么他们就大体把192万人从一字不识培养成了高小毕业生；如果全教的是初中生，则是317万人，如果全教的是高中生，则是217万人；如果从小学入学一直教到高中毕业，则大体是230余万人。这还是以每人平均执教20年计算。如果以母校建校58周年的一半计算，则整个数字就会再增加近三分之一。这是一组多么惊人的数字啊！且不说他们培养出的学生有的或许又直接当上了国家教师或民办教员、代课教员，还要再培养多少学生。这个账实在难以算清。因而母校对人民教育事业和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贡献也就难以算清！我工作后只当了三年初中语文教师，送了三个毕业班，学生中后来（请注意，我说的是后来）即有一个全国模范班主任，一个部队师级干部，几个县团级干部和数十个中小学教师及企业领导者。如果把全校这两万五千多名毕业生所教过的学生都做一番调查统计，他们对人民教育事业和国家建设所做的贡献，有谁能够说得清！母校的学生大都分配到了除大同市以外的原雁北各县，朔州地区相对更多一些，因而母校对雁北各县特别是朔州市地区教育事业和建设事业的贡献也实在难以算清！朔州全市现在总人口是160多万，除了少数外来人员外，这些年来当地人有谁没有直接间接受到朔县师范的恩惠！
除此而外，母校的学生毕业后，有的还参了军、从了政、经了商、务了工，或返乡当了新农民，还有的辗转到了全国各地，他们都用在母校所学的知识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国家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这个账又有哪个神仙能够算得清！母校这样的师资重地，人才摇篮，对人民教育事业和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如此巨大，怎不让人永远眷恋，永生难忘！
我热爱母校，难忘母校。我以曾经作过母校的一个学生而感到光荣和骄傲。我衷心祝愿我们的母校明天更美好！
作于2006年
作者简介：樊茂枝，男，山西山阴县人，副研究员，省级劳模，1940年出生，1958年入党，1952年至1958年在朔县师范学习，1959年参加工作，曾任中学教员，县及地区机关干事、科员、副科长，中共应县县委副书记、书记，农业厅纪检书记、副厅长、厅党组成员。曾撰写数十万字调查报告、理论探讨之类的文章发表于国家及省、地报纸杂志上，有多篇被国家、省级大型文献收集出版。著作有《足迹与心声》、《心路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