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茂枝
我们的好校长刘志英离开我们已经34年了，但我老觉着他并没有离去。老人家仍生活在母校朔县师范，一个人踽踽而行，徜徉在偌大的老校园里，在与老师们商议如何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育质量；在指导学生们如何奋发努力，为日后当好人类灵魂工程师打好基础……
记得在我们入学的第二年即1953年，老校长杨克林奉调到山阴县任县委第一书记了，校园里又来了一位新校长。只见他中等个儿，四十左右年纪，一副深度近视镜后面闪动的是炯炯有神的灼人目光，儒雅的学者风度中透出沉着、冷静、坚毅、刚直，同时又不失一个长者的宽厚、仁慈，他就是刚刚从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深造一年后归来赴任的我们的新校长刘志英。
刘校长到校后并没有烧什么新官上任的三把火。在我们学生看来，学校依然是每天上课、下课，起床、睡觉，一切都习如往常。只是在不经意间，我们会偶然发现刘校长从一个教研室走到了另一个教研室，在这个班听完课后又到了那个班。有时晚上熄灯很久了，有的如厕学生还会每每碰上独自巡查学生作息的新校长。但时日一久，学生们发现老师们的脸上笑容似乎更多了，精气神似乎更旺了，给我们讲课也似乎比以往更认真更卖劲了，批改的作业似乎更周详更细致了，要求学生也似乎更加亲善更加严紧了。整个学校的校风在不知不觉中变化着，似乎较之以往越来越好了。
不久，学校召开全校师生参加的时事政治形势报告会。刘校长亲自给大家作报告。他旁征博引那么多国内外大事，时间、地点、起因、发展、结局、发展走向，其中的道理，我国的政策等等，甚至连具体数字都讲得清清楚楚，交代得明明白白，同时又提纲挈领，让人十分容易理解记忆，使我们醍醐灌顶，一下子就增加了不少知识，省悟了不少道理。以后几乎每月他都要给我们讲上这么一课，数年如一，始终坚持不懈。这样在不知不觉中便增强了学生们对党、对祖国、对人民、对科学、对劳动、对母校的无限热爱，坚定了人生信念，树立了远大理想，增强了学习动力，巩固了专业化思想，推动了学生自觉遵守校风校纪的积极性，同时使整个学校的各项工作一步一个脚印，既扎扎实实又突飞猛进地有了提高，有了发展。
我在初师毕业后，由于年龄太小，不宜马上任教，学校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让我报考了中师，又根据后来的升学统一考试成绩，让我在中师三班又住了三年。在此期间，我有幸又接受了刘校长和各位老师的谆谆教诲，也有幸见证了母校三年的发展。也就在我住初师和中师的六年间，我亲眼目睹母校的办学规模迅速扩大了。记得1953年，学校一下就招收了六个初师班、一个中师班；1955年则仅简师班（招收高小毕业生、学制二年）一下就招了十个。1956年一改前三年一年只招一个中师班的规模，一下招了三个。再往后，学校便逐渐以招中师为主了。与此同时，学校还招过培训不达初师水平的在职教师的轮训班，招收过中速师班（初中或初师毕业生再学一年师范）。学生基础不一，学制一年、二年、三年长短不同，为适应办学规模，学校还又新建了不少学生宿舍。此间尽管教学任务繁重，又要搞基本建设，而在搞好正常教学的同时，还结合形势，在师生中开展了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教育，除四害、讲卫生运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在教师中还开展了向党交心的活动、反右斗争，党内搞了整风运动等，但在刘校长领导下，整个学校工作井然有序，一切都和谐自然，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景象。特别是1958年，学校为贯彻落实毛主席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在继续经营好原有40亩校园地的同时，校党组织和刘校长又提出了向荒滩要粮要菜的口号，带领全校师生大力开展了勤工俭学活动，短短数周时间内，全校师生利用课余时间平田整地，开渠引水，就把校园南墙外200多亩世代无人问津的无主沙丘荒滩，建成了水浇良田。接着全校师生又结合清洁卫生，广积肥料，肥田沃地，并在地里挖水库，建花坛，按规划植树造林，栽花种草，办起了学农基地。此后，学校邀请学校附近张家河村的全国劳模肖进仁到校作了种植与管理的具体指导。同学们平时在生物教师和班主任指导下一边学习生物知识与栽培技术，一边对作物从种植、施肥、浇水到中耕除草，全程管护，当年就获得了丰收。有资料记载，是年新开的校园地共收获玉米、小麦、谷子、高粱、豆类等粮食2万余斤，山药7万余斤，南瓜6万余斤，圆白菜、苤蓝、白菜、菠菜、西红柿、茄子、黄瓜、辣椒、芹菜、韭菜、大葱、大蒜等各种蔬菜36万余斤。与此同时，学校还自办了小牧场，养殖了猪、羊、鸡、兔、奶牛、骡马等20余种家畜家禽。以后还相继办起了铁工厂、木工厂、土豆加工厂、缝纫厂、印刷厂、教具厂、花卉组等十几个小型工厂，为学生勤工俭学提供了学习园地。除此而外，学校还组织学生走出校门到县城工厂参观，向工人学习；到张家河农业生产合作社及省牧校与农民、学生联欢、联谊，不仅开阔了视野，学到了课堂上难以学到的知识，而且也进一步提高了学生的社会主义觉悟。记得曾听说初建校时，有极个别学生因受旧思想影响，怕到校看望他的家长破衣烂裳被人笑话，自己面子上不好看，就把家长说成是他家请的帮工，而在我们住师范时那便只是笑话了。在与张家河村农民联欢时，学校给肖进仁他们带去了两个各47斤多重的大圆白菜，我们抬着那自个儿种植的劳动成果深以为荣，心里边还暗暗地沾沾自喜呢。
辉煌的办学成果，骄人的教育业绩，使学校蜚誉远播。1958年地县领导和省里分管文教的书记、省长相继视察了学校，均交口称赞，认为朔县师范是贯彻落实毛主席教育方针的榜样，值得全省全区各级各类学校学习借鉴。师范于是变成了“典范”。据说1959年刘校长曾代表学校出席了全省的文教卫生群英会，并在会上介绍了经验，受到了表彰。《山西日报》还在头版头条以套红标题登载了朔县师范的成功经验。1960年，刘校长又代表学校参加了全国文教战线群英会，并荣幸地出席了敬爱的周总理举办的国宴。
作为一个普通学生，尽管住中师时，我曾担任过校学生会宣传部部长，但在母校学习的六年时间里，我好像并没有和刘校长说过一句话。自己心里总觉得他的形象是那样高大，高大得令人望而生畏，高不可攀，高大得令人在他跟前甚至失去了说话的勇气。但在离校以后，我却有机会又数次见到了刘校长，再次从老校长身上受益。
记得第一次是1959年，我们毕业于中师三班后被母校保送上了大同师专的几个学生，于师专毕业后又集体回访了一次母校。那时的我们，很单纯，单纯得甚至想不到那是想对母校表示感恩。只是在心里有那么一种难以抑制的欲望，一种冲动，就是想要“回家”看看。真回去后，见到往日那熟悉的校园竟是那样干净、整洁，就连假山边似乎都是刚动过帚扫的样子，连点纸屑、树叶都没有。正是上课时间，偌大的校园里鸦鸽静悄、肃穆宁静、恍若无人一般。那神圣而圣洁的氛围，使我们一下子似乎又都变成了原来的在校学生。成群结队、哄吵哄吵到教研室去看望老师，怕人说是张扬而不敢了，于是就代表性地只拜访了刘校长。刘校长在专门会客的半圆室里接待了我们。他慈父般地让人从校园的菜地里摘来了新鲜的菜瓜、西红柿，让我们解暑，一边又详细询问了我们一年来在师专的学习生活情况。当我们向他汇报了一年中老师填鸭式地给我们灌了二年的课程内容，与此同时我们还停课参加了大炼钢铁、深翻土地等校外劳动时，刘校长神情凝重地说了一句：“这样说，你们这一年也没学多少东西啊！”过了一会儿，他又转过神来说：“不过，你们马上就都要当教师了，教学相长，就在工作中再学吧。”我从这话中体会到了刘校长对违背教育规律做法的不同看法，只是他对学生不便直接表明，说的比较委婉，而同时又对我们提出了谆谆告诫与殷切希望，让我刻骨铭心。
第二次再见刘校长是我到朔县文教局工作后的1962年或1963年了，记不清是为什么事情，我曾到母校“下”过几天“乡”。我这个人，从参加工作后一个人带两个初中班语文课，又自己个人决定让学生每周都做作文时起，就被逼出了“熬夜”的毛病，而在早晨则往往很难早起，养成了要再少睡一会儿懒觉的习惯，因此到校的第二天早晨，也就未能和学校老师们一块儿集体学习。上午，记不清是谁给我带来刘校长一个口信，让我以后早晨起来也要和教师们一起学习。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迁在他的《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刘校长的这两次“送言”，在我的头脑中深深地扎了根，“住”了下来。可以开心而说，我这多半辈子，不管是公务繁忙的在职之时，还是赋闲在家的退休之后，始终没有放弃过学习，以至因“学而后知不足”，把我的书房叫成了“见少斋”（引庄子《秋水》篇“方存乎见少”意而名）。这当中，尽管时时处处都有“老师”，但老校长的既是严父又是慈父般的两次教诲，却使我终生难忘。它一直在激励着我，鞭策着我，似乎觉着若不好好学习便对不起恩师。
然而我与刘校长的第三次再见却让人不堪回首。记得那是老人家在蒙受不白之冤被解除职务之后的事了。一次我因公出差到朔县火车站购票，只见在长长的排队购票的队伍里，有一位佝偻着身子的羸弱老者，全白了的头发，单薄的身体，迟滞的目光，形容枯槁，面色憔悴。那不正是为了办好学校数年都未带家室，连暑假假期都不回家，把全部身心都奉献给了人民教育事业，奉献给了所有学生，把母校带向截至他离职时辉煌无比的刘校长吗？一向精明强悍的他，怎么竟成了这个样子？我的心滴血了！问清了老人家的去向，我把颤颤巍巍的老人搀扶着坐下，自己代他排队购了车票，然后又搀扶老人上了车，算是尽了一个学生对老校长的孝道。但谁能料到，那一次竟成了我与老校长的诀别。而他后来去世时竟是那样低调，子女们按他一向的处事原则甚至连因终生受益而日夜思念他的学生也没告诉，竟使我们没有机会最后给他鞠上一个躬，送上一段路，说上一句告别的话……
说来好笑，我这个至今仍把毛主席奉若神明的人，在造神运动盛行的那个年代学习毛主席语录时，曾对毛主席的两句话产生过怀疑。这两句话是“一个军事学校，最重要的问题，是选择校长教员和规定教育方针”和“一个百人的学校，如果没有一个从教员中、职员中、学生中按照实际形成的（不是勉强凑集的）最积极最正派最机敏的几个人乃至十几个人的领导骨干，这个学校就一定办不好”。当时我幼稚地认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历史是人民大众创造的，老人家不也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吗？为什么这里强调校长等领导骨干的作用强调到了那种地步？后来，还是从刘校长与朔县师范的关系中，我认识到了自己机械唯物论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的错误，认识到了毛主席语录的正确性；反过来又从毛主席的教导中认识到了我们的好校长对办好朔县师范以及对人民教育事业的卓越贡献与不可磨灭的功绩。
“文革”后期，我被组织上调到雁北地委审干办公室工作过一段，参与了承办平反“文革”中冤、假、错案，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的工作，有机会多次接触了母校的李郡林主任、陶通主任、李继明老师、我们中师时的班主任丁勇英老师以及周礼旋老师和滕景文老师的家属等。从老师和他们的家属的随意谈论中，我又知道了刘校长在任期间，不仅要求自己十分严格，两袖清风，一尘不染，公而忘私，奋不顾身，而且工作作风十分民主，为人十分谦诚，不论是涉及治校理学的重大决策，还是日常的教学改革、学校管理，抑或师生们的饮食起居、劳逸程度，他都十分关心，总是经常深入到各教研室与老师们推心置腹、促膝谈心、交流情况、征求意见、博采众长、广纳善言。所以，老师们都十分崇敬他，尊重他，愿意在他的领导下拼死卖力。我原以为，性格刚毅果敢的刘校长工作中恐怕会有点专断作风的，听了老师们的肺腑之言，不由得对刘校长又增加了一份深深的敬意。
再往后，从老校长的女儿、女婿刘林春、孟耀文夫妇那里，知道了刘校长的身世。原来老人家于1915年4月26日出生于灵丘县城关镇魁见村，自幼聪慧勤奋，1932年即考取了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在校期间，经常阅读各种进步书籍与杂志，积极参加党所领导的社会活动。1935年“一二·九”后，阎匪军警查抄学生宿舍时，搜到了他学过的“辩证唯物论”，幸亏当时他不在场，得知消息后迅速隐匿了起来，后又装成病人，由党所领导的进步社团组织派人将其抬出校园才幸免于难。然而敌人并未就此罢休，在处置了其他被捉的十数名学生后，又将通缉令直接发到了他的老家魁见村。省里的学校难以安放他的课桌了，在老师和同学的帮助下，后来他潜回到了大同一中继续读书。一中的王任山老师是地下党员，又是灵丘人，得悉情况后给予他多方的关照，才使他免于再遭不测。但好景不长，“七·七”事变后，大同沦陷了，他只得辍学回家。1937年10月，灵丘第一次解放，刘校长即参加了八路军的政治训练班，以小学教师身份做掩护开始做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但1938年10月，日寇二次入侵灵丘，学校办不下去了，他只好再次回家避难。1945年3月，灵丘二次解放后，刘校长重新参加革命，先后在灵丘城关任区财粮助理，在县政府任总务秘书、教育科助理等职。1948年5月起到浑源中学任总务主任、教导主任。1949年初，经当时尚设在浑源的雁北地委的组织部部长郑浩同志亲自谈话，党组织正式批准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2年，山西省人民政府调任其为朔县师范副校长，但到任前先送他赴京学习了一年，回来后改任校长。从他坎坷的经历，始终不渝的志向中，使我对刘校长有了一个更加全面的了解。难怪他对党、对祖国、对人民、对教育、对自己的学生是那样热爱，办事是那样精明而富有魄力，才干是那样过人，奉献是那样彻底，原来这一切均系历史的必然啊。
就在地委审干办公室工作期间，我曾向我们的领导谈起过刘校长的冤案。领导告诉我说，由于案件错得出奇，早在1972年那个全面内战、打倒一切的年代，朔县师范党委就做出了平反决定，并向上打了报告。后经朔县县委同意上报后，雁北地委于1974年批复给予彻底平反甄别了。刘校长是在接到基层党组织的平反通知后的次日即1973年4月27日去世的，是时他总算可以合上眼了。以后，组织上又陆续为其落实了遗属待遇政策，安置了因受其影响未能学成的孩子们的工作。1975年1月又为其在朔县师范隆重召开了追悼会。中共雁北地委和雁北行署送了花圈，地区教育局局长杨有容偕夫人，时任朔县县长的光敏（后曾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地直机关的许多同志及兄弟学校的领导，不少得知消息的他的老学生，都参加了他的追悼会。我想刘校长的在天之灵如果有知，应该可以安息了。因为党和人民终究没有忘记他，他的学生也永远不会忘记他！
尊敬的刘校长，我们的好校长，安息吧，我们永远怀念你！
作于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