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时期，在中国各地是怎样举行冠婚丧祭仪礼的，换言之，亦即《家礼》具体发挥了怎样的影响等问题，仍有不少探讨的余地。对此，或可通过利用各种地方志以及《中国地方民俗资料汇编》（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1995）等资料，予以更清晰的阐明。
（二）朝鲜
在朝鲜，《家礼》所具有的影响力足以使文化发生巨大改变。《家礼》传入朝鲜是在元末明初，即高丽王朝末期。此后，《家礼》通过朝鲜王朝成为知识阶层即“两班”的极大的仪礼规范，于16世纪初期中宗以后在民间也得以积极推行。对于这一情况，阿部吉雄指出：朝鲜朱子学者的思考大多集中在礼论及四端七情、理发气发的理论上。而且其礼论无非是与家礼相关的，时俗也大多依从家礼，这是史家所公认的。因此，家礼的注释纂述之书可谓汗牛充栋。
牧野巽认为：朱子学具有不同于汉唐训诂学的清新的精神力量，给朝鲜、安南的族制带来很大影响，并使之焕然一新。
总之，两班制这一社会基础是《文公家礼》得以在朝鲜半岛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温床。于是，《文公家礼》由中国移植此地、得以成长，而且形成了朝鲜的新文化。
正如这里所指出的，在朝鲜王朝时代，《家礼》的翻刻、注释、改编及论述的数量繁多。其中有代表性的著述，按时代顺序列举如下：
曹好益《家礼考证》7卷金长生《家礼辑览》10卷
金长生《丧礼备要》2卷
郑逑《五先生礼说》20卷
俞棨《家礼源流》14卷、续录2卷
李瀷《四礼便览》8卷
李瀷《家礼疾书》6卷
李宜朝《家礼增解》14卷
其中，曹好益《家礼考证》、金长生《家礼辑览》、俞棨《家礼源流》、李宜朝《家礼增解》、李瀷《家礼疾书》均是对《家礼》的详尽注释。这种对《家礼》的详细注释在其产生地中国却始终未曾出现，而成为独具朝鲜特色的发展。可见，《家礼》在朝鲜享有比在中国更高的权威。在此无法对上述著作展开详细论述，姑请参看李承妍、卢仁淑、彭林等人的研究。
即使在现代的韩国，仍在使用《家礼》的通俗改编本，在台湾也流传同样的实用书。通过对这些书籍的实际观察，可以看出《家礼》在东亚地区得以广泛传播，至今仍在人们的生活中保持着活力。此外，在韩国，以《家礼》的设计为范本的三间祠堂（家庙）在以两班为核心的阶层中被广泛建造。
（三）越南
在上引牧野巽的论述中，指出与朝鲜一样，安南也受到了《家礼》的影响。
上面提到的周一良亦持相同观点。其实，儒教对越南之渗透始于15世纪前半期，在黎朝仁宗完善科举制度以后。圣宗时代继承前朝，向中国明朝学习，旨在建设以朱子学为理想的儒教国家。《家礼》似在此时开始受到关注。山本达郎指出，圣宗时代的婚礼及服丧均依《家礼》进行。
此后，在17世纪前半期，《胡尚书家礼》和《捷径家礼》得以刊行，而胡嘉宾于18世纪前半期，以汉文与喃文并用体书写的《寿梅家礼》一卷尤为重要，其内容以丧礼为中心。关于该书，嶋尾稔指出：17世纪-19世纪的越南知识阶层，有致力于将儒教仪礼普及到民间的倾向。此书即是表明此倾向的代表性事例之一。而此书初版之后，及至18世纪末沦为殖民地以后的很长时期内由多家书坊陆续出版。
关于该书的内容，嶋尾稔做了开创性的研究。此外，末成道男对该书作了这样的介绍：
（该书）是随着19世纪阮朝的儒学奖励政策，从而在乡村一级得以普及的类书中的畅销书。该书采用夹杂喃字的汉文书写，现在还出版了国语版。
与此同时，末成道男还根据其对河内潮曲村的调查，做了有关至今仍在实施的儒葬的报告。《家礼》给近世越南的社会、家族及仪礼等领域带来相当大的影响。此外，关于家族制度，主要针对阮朝，Woodside指出：越南的家族制度表现出一种倾向，即与中国早期的规范相比，更倾向于沿用宋代《朱子家礼》这样后期的规范。……其结果是，与外在的关系相比，毋宁说家族制度更强调内在的统制及家长特有的义务。
然而，关于越南接受《家礼》之状况的考察才刚刚发端，需要展开包括文献调查在内的进一步研究。
（四）日本
《家礼》何时传入日本尚不明确，从记录上可以得到确认的是室町时代中期，即15世纪。关于《家礼》在日本的影响，牧野巽指出：朱子学作为哲学以及道德思想曾给予日本以强烈的影响。然而尽管如此，家礼对日本的影响则几乎完全没有触及实际生活。
津田左右吉指出：于实践有意义的礼对日本人而言却被理解为只是书本上的知识。
对于儒教仪礼之于日本的影响表示了否定性的看法。然而，由于近年来的研究，正逐渐表明情况未必如此。因为江户时代的知识知识分子对《家礼》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也提出了相当多的言论，而且根据《家礼》加以实践的事例也不少。相关的文献学考察，请参看吾妻论文。近年，皆川美惠子使用赖山阳之父赖春水之妻的日记，饶有兴味地探讨了儒者家庭中《家礼》的实践情况。因此，以为儒教仪礼对日本全无影响，这个看法并不妥当。关于儒教仪礼乃至《家礼》是如何被日本所接受的问题，还须今后更进一步地累积个案研究。
此外，在琉球方面，有学者指出，18世纪初期蔡文溥的《四本堂家礼》中能清楚地看到《家礼》的影响。
九、丧祭（葬祭）仪礼以及祖先祭祀、家族等问题
就中国、朝鲜、越南、日本对《家礼》的接受情况来看，在“冠婚丧祭”的仪礼中，尤其是丧礼和祭礼受到更大的关注。关于这一点，徐福全、浅野春二、李丰楙、何淑宜、金斗宪、高英津、嶋尾稔、吾妻重二等的研究均有阐发。
因此，研究《家礼》或儒教仪礼对日本的影响，应尤为重视考察丧祭（葬祭）仪礼，亦即葬仪和祖先祭祀。关于《家礼》的丧祭仪礼，近世以来日本人即有不容忽视的反应。对此，应留意以下几点：
1.日本的儒教仪礼研究，总体来看虽不兴盛，但是及至江户后期以降，即有大量关于《家礼》葬祭仪礼的论著问世。
2.事实上，依据《家礼》实行葬祭的事例自江户初期的林罗山、中江藤树、山崎闇斋、野中兼山、林鵞峰、德川光圀、池田光政以来，就并非罕见。
3.一般认为，日本“佛坛”中牌位的制作原本是以《家礼》为根据的。
4.《家礼》式牌位普及到家家户户，这说明在日本社会祭祀祖先得到强化，同时也意味着江户后期以降的祖先祭祀中存在《家礼》乃至朱子学的影响。关于《家礼》在日本的影响，不仅有必要关注仪式层面，还有必要将祖先观念的变化纳入考察的范围。虽然目前还无法阐明，但不难推测以“ご先祖様”（校者按：日语中对祖先的一种尊称）来称呼的近代日本的祖先观念是在儒教及《家礼》的影响下得以形成或得以强化的。
5.幕府末期开始盛行的神道式的葬祭，即“神葬祭”中可明显地看出《家礼》的影响。
另外，说到祖先祭祀，其实皇室的祖先祭祀便受到儒教的强烈影响。现在，皇宫的三殿中有供奉历代天皇灵位的“皇灵殿”，但在明治以前，历代天皇的牌位仅供奉在宫中的“お黒戸”（校者按：是指日本皇宫中一个被用木炭涂黑的普通房间），一直没有独立的祭祀建筑。皇灵殿的设置应是效仿中国的太庙而来。
由此看来，中国的太庙、朝鲜的宗庙、日本的皇灵殿作为儒教的王室祖先祭祀仪礼的一种展开而可以用一根线来加以连结。
此外，还有《家礼》与宗族结合（聚族）的功能问题。正如《说文解字》所云“宗者，尊祖之庙也”，“宗”字原本是祭祀祖先的祖庙之意，由此引申为参加祖庙祭祀的家族成员集团之意。换言之，正是祭祀共同祖先的祭礼使得宗族得以成为宗族。祖先祭祀具有赋予宗族特征的要素。已有学者指出，《家礼》对于近世中国凝聚宗族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它对朝鲜、越南及日本等东亚各地区的家族形态产生过何种影响，这仍有从祖先祭祀的角度来加以探讨的余地。
《家礼》的接受状况因地域和时代而有很大差异。在东亚各地区，关于《家礼》与其他仪礼、习俗、祭祀等之间有怎样的关系、怎样的影响、又有何种变化等问题，今后应将道教、佛教、伊斯兰教、神道教以及各地的民间信仰等也纳入我们的视野来展开考察。尤为理想的是，以运用文献资料为主的思想史学、历史学与以实地调查为中心的民俗学、文化人类学能够有效利用彼此的研究成果，协手并进。这也必将关系到对近世、近代东亚的人们而言儒教究为何物这一弥久而历新之课题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