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前的贫富差距是相当大的。根据联合国2008年公布的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数据，中国是0.469，明显地超过警戒线（0.4）。有学者指出，如果在考虑到中国当前普遍存在的灰色收人（即不正当、不合法的收人），中国的基尼系数，很可能在0.5以上，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这个情况，与中国所要实现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目标，明显是违背的缓解与缩小贫富差距，是全社会关注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快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积极建立社会保障制度；这一切都需要执政的党和政府，以及全社会各界人士，充分发扬对于社会各阶层的爱，特别是弱势群众的爱和对人民大众的爱。
六、创新之爱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是国际经济学的重要发展。他所谓创新，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生产要素的组合，将新组合引进生产体系中去。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实现创新，引进“新组合；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就是这种不断创新的结果。
他把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
1.1787—1842年是产业革命发生和发展时期。
2.1842—1897年为蒸汽和钢铁时代。
3.1898年以后为电气、化学和汽车工业时代。
20世纪40年代后，又进人信息技术（IT）革命的时代。
的确，蒸汽化、电气化与信息化，带动着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
爱迪生是电气化时代的代表。而他热衷于发明创造，完全是出于他对于发明与创新的热爱。他一生中，有两千多项发明创新，例如：留声机、白炽电灯、晶体管、电影、有轨电车，等等。他的一系列发明创新，推动了时代向电气化的前进，对于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的丰富多彩，做出了巨大贡献。
美国汽车大王福特是企业家创新的代表。
福特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农场主家庭，幼年在农场协助父亲劳动，非常艰苦。他从小就对手表等机械有浓厚兴趣。17岁时，他去底特律的汽车工厂工作，同时做手表修理工作，以增加收人。他从手表的装修中发现，许多手表零件都可以批量生产，而减低价格。后来他将这个思路，应用于汽车生产，发明了流水作业法，获得巨大成功。从此汽车价格大幅度下降，实现了他要使工人都买得起汽车的理想。
从爱迪生与福特的事例，可以理解：科学家与企业家对于科技与管理创新的热爱，是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
小结：
唐代刘晏提出的“理财以爱民为先”，今天来看，仍然是经济建设与经济治理的正确原则。
经济发展，必须要从“爱民”出发，从人民大众的利益出发。首先要承认每个人（或家庭）的财产权。剥夺个人财产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必然要失败的。
市场经济与必要的政府调控都应立足于对人民大众的爱，创造让人民大众，包括大、小企业家发家致富的条件。
经济发展必须与社会发展相结合，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特别要关爱弱势群体——基层工人、农民工、贫困者、残疾者、无依靠者和老人。“仁者爱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中国传统思想，依然应大力弘扬。
要积极提倡对创新之爱，发扬创新精神，促进科技创新、管理创新、服务创新，这是经济发展的永恒动力。
爱与和谐
“和”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理念之一；‘和”是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和谐”两字，自2005年以来，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主导性思想。在国内要建立“和谐社会”；在国际上倡导“和谐世界”。
在当代世界，和谐是一种适应时代总趋势的价值观，是世界与中国人民的正确的努力目标。对每个人来说，人生和内心的平衡与和谐，也是最大的幸福。
本章论述爱与和谐世界、和谐中国、和谐人生与和谐内心的关系，作为全书的尾声。
一、爱与和谐世界
（一）人类之爱与世界政治和谐。
在人类的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一系列为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接受的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是符合人类本性的，是建设现代化国家所必需的，也是载人联合国宪章与国际公约的。
和平、平等、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是普世价值的重要内涵。所有的普世价值，都来源于对人类之爱。
和平、正义、平等、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普世价值，与世界的政治和谐直接相关。
人类历史上，人民饱受战争的伤害。20世纪中叶，军国主义的德国、意大利与日本，发起侵略战争，使全世界遭受浩劫。二战中，有5500万～6000万人死亡，1.3亿人受伤，合计死伤1.9亿人。
二战以后成立了联合国，《联合国宪章》在“宗旨”中对“和平”与“正义”作出了规定：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并为此目的：采取有效集体办法，以防止且消除对于和平之威胁，制止侵略行为或其他和平之破坏；并以和平方法且依正义及国际法之原则，调整或解决足以破坏和平之国际争端或情势。
关于“平等与自决”，它规定：
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友好关系，并采取其他适当办法，以增强普遍和平。
国际争端，只能以和平、正义来处理。世界各国，不论大小，都是平等的；在行使国家权利上，都是独立而自由的。这些都是普世价值在国际关系中的体现。
二战以后，特别是1979年冷战结束之后，世界没有发生世界性的战争，世界的和谐有较大的进展。
但是，局部战争还不断发生，国际强权主义与恐怖主义对于世界的和谐，还构成严重威胁。
在人类互爱的基础上，实现全世界的政治和谐，还任重而道远。
（二）人类之爱与世界经济和谐。
二战以后，世界明显地区分为两大部分，即发达国家（也称为世界北方）与发展中国家（也称为世界南方）。
发达国家（地区）主要是在欧洲、北美、日本与澳洲。发展中国家主要分布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的土地面积占全世界三分之二，人口占全世界的四分之三。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水平与人民生活水平都明显地落后于发达国家。
这两类国家差别的形成的主要原因是：由于17—19世纪以来的欧美国家经历工业革命后，在政治上与经济上较早地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使科技、经济与军事实力得到快速的发展。他们采用帝国主义的政策，侵略亚、非、拉广大地区与国家，将这些国家变成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掠夺这些国家的物力资源与人力资源，严重地抑制了这些国家的经济的发展。
二战以后，殖民地国家与人民经过不断的斗争先后取得了独立。但是由于在资源与经济上长期受西方国家的掠夺与剥削，经济发展比西方落后了许多年，在当前全球化的经济中，普遍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西方社会占全球百分之五的人口消费着全球三分之一的资源。而全世界有10亿以上人口严重营养不良。
历史发展到今天，世界经济已经呈现出新的格局。西方发达国家，不论是美国、西欧或日本，都出现了经济发展相对迟缓的趋势。西方国家只依靠本国的市场已经不够容纳它们的生产能力，他们必须要依靠全世界的市场。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不上去，就不可能有广阔的世界市场。
当代世界，只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繁荣，才能挽救发达国家。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进步，也需要有发达国家在科技、管理与资金上的帮助。从世界经济来看，必须要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也就是世界各国的共同富裕，才是人类进一步发展的唯一途径。
在世界经济中，既需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与相互支持（南北合作），又需要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与相互支持（南南合作）。
追忆一下墨子的学说是有益的。墨子说兼相爱，交相利……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墨子·兼爱中》）
人类需要互相的爱，才能有互相的利益。
有人可能认为，人类的互爱是一种空想，是乌托邦思想。其实并非如此。
2008年5月12日，中国四川的汶川县发生7.8级强地震，2010年1月1 2日海地发生7.3级大地震，2010年4月14日青海玉树发生7.1级大地震。
这几次地震后，全世界都伸出援手。汶川地震时，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日本、俄罗斯等发达国家，印度、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伊拉克、巴勒斯坦、也门、几内亚等发展中国家，都立即提供资金或物质的援助，对于解救受难灾民和灾后重建，发挥了积极作用。
这是人类互爱的体现。从长远看，世界各国的自爱与互爱，必将使全世界走向和谐，全世界经济愈益繁荣。
（三）人类之爱与世界文化和谐。
世界文化的多元性，不仅过去存在，现在存在，未来很长时期内，也将存在。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融合是人类历史上的长期现象，正是这种多元文化的融合促进了人类的进步。
不同文化为什么有可能融合？
本书在前面几篇中已经阐明，不同文化融合的基础是它们具有一些非常相似或相同的理念，主要的共同理念就是人类的爱。
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都以“仁爱”作为最高价值。
世界各主要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等），都以“自爱”与“爱人”作为最高信念。
可以认为，爱，就是东西方文化的共同语言，是全人类文化的共同语言。
因此，人类之爱，就是世界文化和谐的共同基础。
在当代，应当承认世界文化的多元性，同时，也不应当将各种文化孤立起来。不同文化之间不应该互相歧视、敌视、排斥，而应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形成全球性的和谐多彩的人类文化。
需要指出，在文化的多元性中，确实存在进步与落后的区别，例如，科学比迷信进步，民主比专制进步，自由比奴役进步等。欧洲文艺复兴以来逐步形成的以科学、民主、自由、人权、法制等为主要内涵的文化，无疑是人类文化中的主流性的进步方向。这种进步文化，并不只适用于西方国家，而且适用于世界所有国家。中国古代传统体制与哲学中，是缺乏这种文化思想的。20世纪初期，中国的“五四”运动，为什么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史的开始，就是因为“五四”运动为中国引进了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今天，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们需要继承“五四”的传统，继续宣扬科学、民主、自由、人权、法制等人类共同的价值论与进步思想。
人类的进步文化，虽然许多内涵来自西方国家，但并不能认为只限于西方文化，它也需要吸收世界其他文化中的优秀内涵。我认为，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素，应当被容纳在人类进步文化之中。例如以“和而不同”为内涵的哲学思想、“仁者爱人”的人本主义思想、“己所不欲，忽施于人”的社会伦理思想等，不仅对于中国，而且对于全世界来说，也是十分有价值的。
人类的互爱并不是抽象的，它体现在不同文化的互爱中。
唐代高僧玄奘（602—664），十八岁出家阪依佛门，经常青灯夜读。二十来岁便名冠佛教界。他决心前往天竺（今印度）学习佛法，跟随过许多有名的僧人，受到天竺佛教界的尊重。他将当地的657部佛经带回中国，翻译成中文。玄奘是同时具有对于西域与中国文化的热爱的。由于他与其他高僧的翻译工作，使佛教在中国得到极大发展，使千万民众接受并爱好来自西域的佛教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