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法律的真实意图来说，与其说它是一种限制，倒不如说它是指导一个自由和聪明的人追求自己的合法权益。因此，不论人们如何误解，法律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和扩大自由，而不是取消和限制自由。在有能力使用法律的一切状态里，哪里没法律，哪里就没有自由。因为自由是免受他人的限制和暴力，在没有法律的地方，这是不可能的。（《政府论》）
卢梭认为，民主的目的是保障每个人的人身、财产和自由。
洛克认为，法治的目的是指导并保护每个人的自由和权益。
归根到底，他们是认为，为了爱护人类的利益、爱护每个人的利益，必须有民主与法治。
民主与法治是人类爱的必然要求。
五、正义是对全人类普遍的爱
正义是古今哲学家与政治学家共同关注的问题。
柏拉图的正义观适应于古希腊的奴隶制社会，但在今天是不适用的。
20世纪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提出的两条正义的原则，是符合当代要求的。
第一条原则：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去拥有可以与别人的类似自由权并存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权。
第二条原则：对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安排应能使这种不平等不但（1）可以合理地指望符合每个人的利益，而且（2）与向所有人开放的地位和职务联系在一起。（罗尔斯，《正义论》）
他的两条原则的精神是：
1.在自由权方面，必须是人人平等的；不能允许有特权的存在。
2.而在经济方面，有条件的允许一定的不平等，而又应保障弱势者的利益。
当代在世界各国，这两条原则都应该是适用的。
从第一条原则看，在没有充分实现民主与法治的国家中，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特权阶层，他们享有一般民众所不可能有的特权，中国也不例外。这种状况不改变，国家与社会是谈不上有正义的。
第二条原则，既符合市场经济的法则，允许在经济收人上，有一定的差距；但是，从全社会来说，必须重视并保障弱势阶层的利益，使经济发展的成果为全社会共享。
因此，正义”的原则，就是对于全人类的各阶层的爱，或者说，是对全人类的爱。
小结：
自由、民主、平等、法治、公平、正义等现代世界普遍承认的政治原则或普世价值，全部都立足于人类之爱。任何国家的政府或政治领导人，如果是热爱人民大众的，而不是维护少数特权者利益的，都必然会承认、接受并积极推行这些世界所公认的政治原则，或普世价值。
爱与经济
本章论述人类爱与经济思想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一、中国经济思想的演变
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中，中国的经济思想大致经历如下阶段：
（一）先秦时期。
先秦时期的主要经济思想是：
1.道家的无为思想：道家主张“小国寡民，清静无为”，放任经济自然发展。
2.儒家的义利思想：儒家主张重义轻利。
3.法家的强国思想：法家主张富国、穷民、强军，重本抑末，即重视农业，抑制工商业。
（二）两汉时期。
西汉时期，司马迁说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即主张满足人们的天生的致富欲望。他提出“善因论”，说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即如果是有利于社会的，就应听顺人们致富欲望的发展。
但汉代前期的政策，在经济繁荣的同时，也造成贫富悬殊，豪门坐大。汉武帝推行国家干预，将铸钱、盐铁等收归国有；这些措施对国力的强盛，发挥了作用。
在经济思想上，贾谊最早建议由封建国家垄断货币，勿令铜布于天下”；提出“法钱”，即标准货币的概念；他认为国家通过货币，可以调节商品供应、稳定物价和增加财政收人。（《食货志下》）
桑弘羊创行平准法。“平准”是国家运用贵时抛售、贱时收买的方式来稳定物价。
（三）唐宋时期。
刘晏是唐代著名的财政大臣，在肃宗、代宗时任宰相，他在经济与财政上作出重大贡献。他的主要贡献是：1.改革漕运（分段运输）；2.改革盐政（改官收官销为官收民销）：3.建立了经济情报网。
他的经济理念是理财以爱民为先。”（《资治通鉴》）
陆贽在德宗时任宰相。他的经济理念是建官立国，所以养人也；赋人取财，所以资国也，故立国而不先养人，国固不立矣。”
意思是：要将立国与富民相结合；民众不富，国家也不可能巩固。
北宋时，学者反对传统的“抑末”观点，为私商自由经营辩护，主张通商。欧阳修要求国家与商贾实行“共利”
（四）明清民国时期。
明清时期，继续反对重农抑商的思想。黄宗羲明确提出工商“皆本”（《明夷待访录》）。魏源对传统的“禁奢崇俭”论提出新的解释，认为俭只能适用于封建统治者和贫民；对于富民，则应鼓励他们奢侈以促进消费。（《古微堂内集》）
民国时期，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是一个较好的指导性经济思想。在1927—1937抗战开始前的十年内，经济建设有较快发展，工业年增长率达8%以上；交通运输业与教育事业也有发展。但由于内乱外患，除高官巨商外，一般人民生活贫困。
（五）新中国时期。
1949年新中国建立至今60多年，明显地分为两个时期。
1949一1978年，学习苏联经验，执行计划经济，由国家控制生产与分配。虽然在恢复农业生产、基础设施与工业建设上有一定成绩，但人民生活普遍贫困。在十年“文革”时期，国家经济接近崩溃。
1978年后邓小平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方针，实行市场经济，鼓励发展民营经济，给予农民土地承包权，对外开放，参加世界贸易组织（WTO），国民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到2010年，经济总体实力已经是世界 第二位，人民生活普遍有所改善。但是存在着贫富差距悬殊、农民与城市基层民众普遍缺乏社会保障、国有经济垄断性经营、民营经济发展困难、官商勾结、官员贪污成风等严重问题。
二、西方经济思想的演变
西方经济思想大体经历以下几个阶段：
（一）古希腊与中世纪。
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提出社会分工的必要性。
亚里士多德指出货币对一切商品起着一种等同关系的作用。他是最早分析商品价值形态和货币性质的学者。
（二）重商主义。
重商主义发源于16—17世纪西欧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是指国家为获取货币财富而采取的政策，主张通过对殖民地的掠夺和对外贸易的扩张积累资金。
（三）法国重农学派。
该学派以魁奈为代表，主张用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农业，并用生产经营活动来分析资本的流通和再生产。
（四）亚当·斯密。
斯密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创立者。他所著《国富论》一书把资本主义经济学发展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他指出不只是农业，一切物质生产部门都创造财富。他充分肯定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把它看作是一只“看不见的手”。他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
（五）李嘉图。
李嘉图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他提出了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分配为中心的严谨的理论体系。他论述了货币流通量的规律，提出国际贸易中的比较成本学说。他的学说对后来的经济学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六）边际效用学派。
边际效用学派出现于19世纪70年代初的几个西欧国家。它以倡导边际效用价值论和边际分析为共同特点。边际分析方法，后来成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发展的重要基础。
（七）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
马歇尔将供求论、生产费用论、边际效用论、边际生产力论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个以完全竞争为前提、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经济学体系。他创立的新古典经济学，从19世纪末起至20世纪30年代，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思想。
（八）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
1929年爆发空前规模的世界经济危机后，资本主义经济陷人萧条，失业问题严重。适应挽救经济危机的需要，凯恩斯于1936年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
凯恩斯批评了“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的“萨伊定律”，提出了有效需求决定就业量的理论。有效需求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他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采取财政金融政策，增加公共开支，降低利率，刺激投资和消费，以提高有效需求，实现充分就业。他的学说为西方国家采纳，为20世纪时期的经济恢复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九）新经济自由主义。
二战以后，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引起一系列的新问题。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现了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同时并存的“滞胀”形势，使凯恩斯理论受到挑战，引发了新经济自由主义的兴起。
新经济自由主义主张恢复和加强自由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作用。
（十）福利经济学。
20世纪2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霍布斯和庇古创立福利经济学。庇古提出两个基本的福利命题：一是国民收人总量愈大，社会经济福利就愈大；二是国民收人分配愈是均等化，社会经济福利就愈大。
福利经济学对于西方国家缓解贫富差距，实现分配均衡，发挥重要作用。
（十一）发展经济学。
二次大战结束后，亚、非、拉各洲的发展中国家纷纷独立，但经济发展相当艰难。在此背景下，20世纪40—50年代，兴起了发展经济学。重要的经济学家有刘易斯、纳克斯等。
发展经济学强调经济建设的计划化，资本的积累、工业化与人力资源的开发。
（十二）穷人经济学。
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建立穷人经济学。
他反对重工轻农的思想，强调农业在发展中国家的基础作用。他特别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和教育的投资，提出人的技术水平的提高是现代农业生产率迅速提高的重要源泉。
（十三）熊彼特的创新理论。
20世纪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美籍捷克人）提出创新理论，他认为：科技与管理的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他的学说对于世界经济的进步有重大影响。
三、经济应以爱民与富民为先
在中国与西方自古至今的经济思想中，都可以见到人类爱与经济的关系。
儒家的经济思想，基本上是从“仁者爱人”出发的。
孔门有若（公元前518—？）提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司马迁承认“人之情性”，人之所欲”，都是从人的利益考虑的。
唐代名相刘晏，更明确地提出理财以爱民为先。”
陆贽提出“建官立国，所以养人也”，也是从“爱民”出发的。
宋代之后，工商业发展迅速，学者与执政者对于重本抑末的思想不断地有所调整，以至到清代早期的黄宗羲，提出工商“皆本”的思想，都是从有利于人民致富而考虑的。
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不仅是著名的经济学家，更是一位杰出的伦理学家，他的名著，不仅有《国富论》，还有一部《道德情操论》。该书特别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与同情，并以此为基本原理，来阐释正义、仁慈、克己等一切道德情操产生的根源。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表达的对人民之爱，是他的“以民富达到国富”的伦理学基础。
四、人民之爱是市场与调控的共同目的
亚当·斯密，是市场经济与自由经济理论的创建人。他的理论是：必须充分发展自由市场，让每个人在自由竞争中，通过合法经营，谋取个人利益，以实现个人致富；这是达到全社会致富与国家的富强的最有效途径。
新中国成立后60年的经济发展经验与教训充分说明他的理论是正确的。原来所设想的用计划经济的方法，实现共同富裕与国家富强，事实上不成功。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充分放开国内与国际两个市场，允许并鼓励民营工商业的发展，允许农民的自主经营与自由流动，在短短30年的时间内，成为国际上第二经济大国，人民生活普遍有所改善。中国的实践进一步证明，亚当·斯密的理论是正确的。
当然，从1929年与最近（2008年）的两次经济与金融危机来看，经济的稳定发展，只依靠市场的力量是不够的，还需要有政府的宏观调控。在这方面，凯恩斯的“有效需求论”是正确的。在最近一次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中，中国政府投人四万亿元，兴建大批基础设施，以挽救危机造成的损失，创造就业机会，使中国较快地摆脱危机的影响。但是政府的投人资金，主要走向国营企业，一定程度上形成“国进民退”，这是需要重视与改进的。
因此，市场经济有利于人民利益；政府必要的调控，也应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市场经济与政府调控的结合，都应服从于人民利益。归根到底，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都是来自每个人的自爱与对家人的爱，以及政府对于人民之关爱。
五、对人民大众的爱与缩小贫富差距
经济的自发性发展，不仅会导致经济失控，还会使社会的贫富差距悬殊，成为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
要求财富分配的完全均等，是一种平均主义思想，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在平等的法律制度下，由于每个人的智慧与能力的不同，在自由的市场竞争中，必然会有一定的财富差别。适当的财富差别，会鼓励人们的努力与创新，因此也会推动社会进步。
但如果贫富差距悬殊，少数人豪富，多数人贫困，那绝不是合理的社会；最终将阻碍经济的持续增长。
20世纪兴起的福利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穷人经济学，都是着眼于缓解贫富差距问题。
在这些经济思想的影响下，西方国家率先采取多种社会保障性的政策，如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失业保障、累进制所得税、遗产税等在缓解贫富差距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