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多菲（1823—1849），出身于奥地利帝国统治下的一个匈牙利小城。父亲是贫苦的屠夫，母亲是一名农奴。他的家庭处在社会最底层。17世纪以来，匈牙利民族一直受奥地利帝国的统治，丧失独立地位。匈牙利民族英雄争取自由的斗争故事，深深刻印在裴多菲幼小的心灵中。
他少年时就表现出很强的语言能力，能用匈牙利和斯洛伐克语言通顺地表达思想感情。在学习中，他阅读和研究了法国大革命和匈牙利古典作家的作品。15岁时，就写出他的处女作——诗歌《告别》。他当过兵，当过业余演员，担任过报纸的助理编辑，有丰富的生活阅历。
23岁时，他在舞会上结识了美丽的姑娘尤丽娅，她是富裕的伯爵的女儿。裴多菲的爱情阻力非常大，裴多菲在半年中写了一首首炽热的情书，终于打动了尤丽娅，他们成为了夫妻。在密月中，裴多菲没有忘记争取自由的斗争，《自由和爱情》这首不朽的诗歌就是在他结婚后不久写出的。
1848年是欧洲各国革命风起云涌的年代。裴多菲写出许多鼓舞民众的诗篇，呼唤民众进行为争取自由而斗争：难道我们要世代相传地做奴隶吗？难道我们永远没有自由和平等吗？
他还写出了激奋人心的《民族之歌》：
起来，匈牙利人，祖国正在召唤！
是时候了，现在干，还不算太晚！
愿意做自由人呢，还是做奴隶？
你们自己选择吧，就是这个问题！
3月15日，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三月起义”。裴多菲在一万多名起义者的集会上朗诵他的《民族之歌》，起义者欢声雷动，迅速占领了布达佩斯，使它成为当时欧洲革命的中心。次年4月，匈牙利国会通过独立宣言，宣布建立匈牙利共和国。他在1848年一年，写出了106首歌颂革命和爱情的诗篇。
奥地利皇帝联合俄国沙皇，调动34万军队向匈牙利进攻。裴多菲成为一名少校军官。1849年，在强敌面前，裴多菲勇敢地投人战斗。但敌军的长矛刺进了他的胸膛，他倒下了……牺牲时，他年仅26岁。
经过匈牙利人民的反复斗争，1867年，奥地利帝国被迫同意与匈牙利建立奥匈帝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匈帝国崩溃，1918年，匈牙利实现了独立建国。
裴多菲的诗歌在欧洲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鲁迅非常喜爱他的诗歌，把他和拜伦、雪莱、普希金并提，介绍给中国读者。
他的《自由和爱情》，中国人不论老少，都会背诵。
下面介绍中国当代一位杰出的思想家——顾准。
顾准（1915—1974），原籍苏州，生于上海。父亲是中医，家境清贫。他初中毕业后，进人立新会计师事务所任练习生。他勤奋自学，逐步掌握了会计学的理论与方法。他在会计所工作14年，写出多本会计学著作，被沪江、之江等大学聘请为兼职教授。1934年（19岁），他参加革命活动，几次被迫流亡。他还带头建立了秘密组织——进社，出版油印刊物《前卫》。他与武卫会（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取得联系，担任武卫会宣传部副部长，上海市分会主席。1935年他参加中共地下党，担任江苏省委职委（职员工作委员会）宣传部长。1949年，他离开上海，前往苏南、苏北解放区，并去了延安。日本投降后，他担任过山东省工商总局副局长、财政厅长。上海解放后，担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局长。
他在上海税务工作中，提出“依率稽征，专管查账，职工协税”一套较为科学和现代化的税务方法，而中央财务领导人要求的是“民主评议，民主征税”的群众运动式的方法。1952年，他被批判为“目无组织，自以为是，违反党的政策”。在“三反运动”中，他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他赋闲两年后，被调到北京担任中苏边界勘测中方副组长。他为了国家利益与苏联代表发生争执。1957年，他因“破坏中苏友好”而被打成右派。他被调到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吴敬琏、薛暮桥等都是他的学生。他写出了几本重量级的经济学理论著作。
后来他被下放到河南商城劳动，天天钻粪坑，掏大粪，满身污脏，健康也越来越差。
“文革”开始后，他被第二次戴上“极右分子”帽子。他的妻子（财政部的司长池受到株连。五个子女成了黑五类，升学、就业都受影响，全家都将他看成灾星。妻子提出与他离婚。他实在舍不得离开他唯一的精神寄托——家庭，但也只能写下“同意”二字。他从此再不回家，但每月都将省下的粮票和大部分工资寄给妻子。
“文革”进一步升级，妻子忍受不住政治高压，服毒自尽。五个子女都怪罪于他，共同写信，与他断绝关系。顾准在家破人亡的极端痛苦中，被诊断患了肺癌。子女没有一个愿意去看他，只有90高龄的母亲还关心他，要他的胞弟送鸡汤去看望他。
1974年，他没有等到“四人帮”的覆灭，在子女拒绝与他见最后一面的痛苦心情中，与世长辞。
为什么本书在“自由之爱”一节中选择顾准为例？因为顾准在他悲惨的一生中，始终坚持思想与信念的自由。为了思想自由，他不惜付出了受辱受苦、妻离子散的惨重代价。
他在坚持思想自由方面，有以下一些突出的事例：
（一）20世纪50年代，他坚持科学的会计、征税制度，抵制落后的、不合理的“民主评议”，不惜与中央主管的领导意图相对抗。
（二）在中苏关系中，他坚持维护祖国的利益，不惜触犯当时所谓的“中苏友好”。
（三）在经济理论上，他是中国第一个提出社会主义应当遵循价值规律，应当实行市场经济的人。他的观点为当时经济所内几位经济学家（孙冶方、薛暮桥、吴敬琏等）所推崇。孙冶方在去世前特别提到，他的市场经济思想是受顾准的启发。顾准的思想为后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理论基础。
（四）他对于古希腊的民主体制和理性思想有深人的研究，并有专著。他不赞成希腊的直接民主，但他指出：希腊的理性哲学大大有利于科学的发展。他十分推崇科学和民主，反对权威主义，他说每一个时代都有一种统治的权威性的学术或工艺制度……唯有违反或超过这种权威的探索和研究，才能保证继续进步。……这一点，在哪一个领域都不例外。”
（五）他提倡哲学上的多元主义。他说所谓科学精神，不过是哲学上的多元主义的另一种说发而已。”“一切第一原因、终极目的的设想，都应该排除掉。而第一原因和终极目的，则恰好是哲学上的一元主义和政治上的权威主义的根据。”
他的思想的总的特点，就是提倡自由。市场经济是允许自由竞争的经济；政治与学术上反对权威主义，就是主张有更多的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他的思想，对于中国的今天和未来，有深远的意义。
特别是，他为了维护自己的思想自由，不惜忍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巨大痛苦。顾准的精神留给人们的是永远的敬仰和追思。
从裴多菲和顾准的事迹中，我们对于“自由之爱”可以加深理解。
自由之爱，和前面所讨论的各种爱的类别有所不同，是一种较为抽象的爱。
（一）自由之爱是人的天性。
人类爱自由，首先是因为自由是和人的天性相联系的。自由是人类与其他动物相区别的特有本性。
卢梭说自然支配着一切动物，禽兽总是服从；人虽然也受到同样的支配，却认为自己有服从或反抗的自由。而人特别是因为他能意识到这种自由，因而才显示出他的精神的灵性。”（《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对于卢梭的论述，可以有进一步的讨论。
人类是从高等动物——古猿进化而来的。人的躯体比不上象；人的体力比不上獅或虎；人跑的速度比不上马；人的嗅觉比不上狗；人的视觉比不上鹰。人超出于其他动物的生理特性，主要是有发达的脑。由于脑器官的发达，人在两个方面大大地比动物要强：一是认知能力，一是感情能力。
由于人有很强的认知能力，人就能在所接触到不同对象之间，在处理事情的不同方法之间，有辨别、比较的能力。
又由于人有很强的感情能力，人对于所接触到的不同对象，会有不同的感情：有的喜爱，有的厌恶，有的害怕……
对不同的对象有了辨别能力，又有不同的感情，就决定了人具有自由选择的意志。
例如卢梭举的例子，动物一般是凭着它的本能而行动，鹿群遇到虎、狼时，都会逃奔。
而人群遇到虎、狼时，首先就感到厌恶和害怕。至于怎样对付禽兽，有逃跑和反抗两种方法。这时候，不同的人就会有不同的自由意志，有人会逃奔，有人会用石块或木棍与它们争斗。每个人的行动决定于他自己的自由意志。因此，是否具有自由意志，是人类和动物的重要区别。
由于自由意志是人的天性，因此自由对于每个人都是特别珍贵的；每个人对于自由都会有天生的爱。正如同父母对子女的爱，子女对父母的爱，是人类的天性一样。
（二）自由之爱的历史发展。
虽然自由之爱是人的天性，但是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自由却长期地受到抑制，甚至丧失。
在人类的原始社会中，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没有形成阶级的差别，人类主要活动在家庭或家族范围内，可能有较多自由。但是那时的人，绝不是完全自由的，自由受到了自然力量的限制。当严重的自然灾害（水灾、旱灾、地震等）来临时，人连生命都不能保障，更谈不上有自由。
随着人类部族之间对于资源的争夺而产生战争，形成了大批战俘；战俘就成为最早的奴隶。随着人类生产能力的提高，占有资源（土地、牲畜等）的少数人有可能对不占有资源的多数人进行统治和剥削，因此而形成阶级。奴隶或被剥削的人群，就无法实现他们的自由意志，也即丧失了自由。
在西方的古希腊、古罗马和在中国的商周时期，都有大量的奴隶存在，他们是没有自由的。没有土地的佃农，也没有充分的自由。
欧洲的中世纪（公元5—15世纪）的一千多年间，基督教会势力极强，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对人民进行严厉管制，人民的自由受到严重压抑。
15—16世纪，西欧兴起了文艺复兴运动，有但丁（1265—1321）的《神曲》的创作、有哥白尼（1479—1543）的日心说的问世、有马丁。路德（1483—1546）的宗教改革、有麦哲伦（1480—1521）航行全球的成功，以及由此而来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产生和发展。这一切都无情地冲击着中世纪的宗教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统治与垄断，终于导致了中世纪文化的解体。
在文艺复兴的光辉映照下，17—18世纪，欧洲兴起了启蒙哲学，启蒙运动是从17世纪英国的霍布斯和洛克开始的，而影响最大的思想家是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等。
孟德斯鸠在他著名的《论法的精神》中，对专制政体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按他的观点，在专制政体中，只有最高统治者一个人是自由的，其他所有人都没有自由可言。
卢梭在他著名的《社会契约论》中说每个人都生而自由、平等。”“这种人所共有的自由，乃是人性的产物。人性的首要法则，是要维护自身的生存；人性的首要关怀，是对于其自身所应有的关怀；而且，一个人一旦达到有理智的年龄，可以自行判断维护自己生存的适当方法时，他就从这时候起成为自己的主人。”（引自《社会契约论》，第1一2章）
正是启蒙思想家在西方世界唤醒了人们对于自由的追求和热爱。
在19一20世纪，西方思想家对自由的认识又有进一步的发展。较重要的有以下几位约翰·斯图尔特·密尔（1806—1873）。他在他的著名著作《论自由》中表达的基本观点是：只要不涉及他人的利害，个人（成人）就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其他人和社会都不得干涉；只有当自己的言行危害他人利益时，个人才应接受社会的强制性惩罚。他对自由的观点划清了个人与社会的权利界限，为当代文明国家所普遍接受。
富兰克林。罗斯福（1882—1945）。1941年，他在他的第三届总统就职演讲中提出我们期待一个建立在四项人类基本自由之上的世界。”他的四项自由是：发表言论和表达意见的自由；崇拜上帝的自由；不虞匮乏的自由；免除恐惧的自由。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是对人类自由概念的重大发展，是现代化国家需要遵循的政治原则。
以赛亚·伯林（1909—1997）。他在他的著名的《自由论》中，提出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区别。他认为：消极自由是要求政府和社会为每个人提供发展机会，防止国家对个人意志的过度支配。而积极自由尽管鼓励人的主动性，体现人的意愿，但是它不限制国家权力，使个人的真正的自由度越来越小。因此，他的观点是：消极自由的理念就是民主和自由制度的基础。消极自由的实质是限制政府对个人自由的限制。这个观点对于当代世界各国保障人民的自由有重要意义。
以上介绍的是自由思想在西方的发展过程。至于在中国历史上，自由受到压抑的情况则更为严重。特别在“五四”运动之前，中国人都习惯于服从。所谓“三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要求官员必须服从皇帝；妻子必须服从丈夫；儿子必须服从父亲。“三纲”之下，根本谈不上自由，而只能是当奴隶。
鲁迅对于中国人的奴隶性有深刻的批判。他说过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做‘人’的资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