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张春桥、姚文元早已对巴金恨之人骨。巴金成为上海文化界最大的“罪人”。他与王西彦、吴强、魏金枝等人在上海作协的大楼中，被无数次地批斗、辱骂。在不堪忍受侮辱和折磨的情况下，他想到过自杀。但为了妻子和子女，他想到自己不能死。接下来的三年多里，他一直在游斗中受煎熬。他被遣送到郊区辰山农村参加劳动，在田头还要接受批判。1972年，他心爱的妻子萧珊患癌症，因未能得到及时治疗和护理，而离他而去，享年仅55岁。妻子的离去对巴金是最深重的打击，巴金一下子头发完全白了，老了十多岁。
“文革”的噩梦终于过去。“四人帮”的覆灭使他不再担惊受怕。他恢复了文联、作协、政协等职务。被封冻的银行存款也退回了，他又可以重新提笔写作。
“文革”之后，他最主要的著作是五卷本的《随想录》和《再思录》。他特别对于新中国成立后前三十年的政治运动中的思想历程进行了严肃的、不保留的自我反思。这种反思也是从他亲历的遭遇和心态，对于不合理政治体制的揭露。巴金在反思中表现出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可敬的良知。
2005年10月17日，他因心肺衰竭而去世，享年101岁。
贯彻于巴金的一生的是他对于文学和文学事业的热爱，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理解：
（一）他以饱满的热情投身于写作。
新中国成立之前，特别在20世纪30年代，是他创作的最旺盛时期。他说当初我献身写作的时候，我充满了信仰和希望，我把写作当做我生活的一部分，我以忠实的态度走我在写作中所走的道路。”他是将写作和生活融合为一体。
他在《憩园》后记中说：他写作的愿望是“给人间添一点温暖，揩干每一只流泪的眼睛，让每个人欢笑”。
他就是以这样的愿望，一生坚持写作。他一生的作品非常多。20世纪90年代编辑的《巴金全集》，达26卷之多。他的著名小说在世界各国广泛翻译出版。
（二）他热爱出版事业，竭尽全力，帮助他的朋友和年轻作家出版作品。
他自青年时期开始，就参加编辑出版工作，为许多朋友出书。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当时时局不稳、通货膨胀、文化市场不景气，但巴金仍然坚持为朋友们编辑、出版书籍。他负责编印的《文学丛刊》，有曹禺、何其芳、艾芜、张天翼、冯至、李广田、李健吾、萧乾、靳以等许多著名作家的作品。
1947年，他写道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了十四年，写稿、看稿、编辑、校对，甚至补书，不是为了报酬，是因为人活着需要多做工作，需要发散、消耗自己的精力。……能够拿几本新出的书送给朋友、献给读者，我认为是莫大的快乐。”
（三）他对于文学写作之爱，坚持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
中国“五四”以来的老作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创作都很少。当然，巴金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也很难写作。极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在“文革”结束之后，已经70高龄，他不但没有停笔，还写出震撼人心的五卷《随想录》。
1978年时，他写道我一刻也不停止我的笔，它点燃火烧我自己，到了我成为灰烬的时候，我的爱、我的感情也不会在人间消失。”
巴金的一生说明了什么是“文学之爱”。
关于“艺术之爱”，德国著名音乐家贝多芬是很好的例子。
贝多芬（1770—1827），生于德国波恩一个贫困家庭。父亲是一个宫廷歌手，爱酗酒，靠微薄的工资维持生活。他对孩子粗暴，贝多芬童年时，没有得到家庭的温暖。
贝多芬从小就显露了音乐天赋。四岁时，他能将父亲弹过的曲调，照样弹奏出来。父亲将他像神童一般炫耀，强迫他学习钢琴，稍有弹错，就会殴打。他11岁时，音乐家尼法是他的老师，老师教授他钢琴、风琴和作曲的基本方法。13岁时，他就开始作曲，写出了他的第一首变奏曲。
1787年，17岁时，他被送到音乐之都维也纳学习，成为莫扎特的学生。他一生对莫扎特十分敬仰，晚年时他说我素来是最崇拜莫扎特的人，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我还是崇拜他的。”
同一年，他接到母亲病危的消息而回家，他失去了始终关爱他的母亲，他感到非常痛苦。父亲因为酗酒，不能主持家庭，于是，贝多芬成了一家之主。
1792年，他22岁，再次到维也纳。从此一直生活在那里，直到去世。
在维也纳，他被著名音乐家海顿收为学生。但是他对海顿的传统音乐教育感到不满足，他说我要打破那些形式，打开那扇还没有人打开过的门。”
1795年，他在白尔格剧场演奏了自己创作的钢琴曲，受到听众的高度赞赏。由此巩固了他在维也纳的地位。他的作品具有强烈的个性色彩，在曲式、内容、节奏上都自成一格，得到人们的广泛接受。
1800年，他30岁时，在国立宫廷剧场举行第一次独奏会，首次发表他的交响曲，得到巨大成功，使他成为第一流的音乐家。
这一年，他开始出现耳聋的早期征兆，耳朵里经常轰隆地响。医生诊治也没有好转。他陷人深深的不安和恐惧，甚至想到自杀，连遗书都写好了。但他又想到：还有音乐在等着我，等我不能写乐谱时，再死也不迟。他振作起来，继续创作。
1803年，他举行了新作发表会，演奏了他的第一、第二交响曲和第三钢琴协奏曲。1804年，他完成了著名的英雄交响曲（第三）。1808年，他发表了命运交响曲（第五）和田园交响曲（第六）；1811—1812年，完成了第七、第八交响曲；1923年，完成他音乐的最高成就——第九交响曲。
他的音乐作品中最著名的是他的第三、第五和第九交响曲。
第三交响曲（英雄），用贝多芬自己的话来说，表现的一个英雄经历狂风大浪，在逆境中又站起来，豪迈地向前奔驶的坚强意志。这正是贝多芬的自我写照。
第五交响曲（命运）开始时的著名节奏，贝多芬自己的解释是这是命运敲门的声音。”全曲反映的是：渺小的人凭着意志的力量，与威严的命运反复地搏斗；一次次的失败，但人没有屈服，最后是胜利之歌响起。
第九交响曲（合唱）的最后一章，由乐队与歌声同时唱起席勒的著名诗篇 《欢乐颂》。合唱由四个独唱员和四部男女合唱组成，一起唱起拥抱吧，千千万万的生灵！……”罗曼·罗兰对第九交响曲中合唱的解释是在贝多芬的意志中，欢乐是神明在人间的化身，它得出使命是把习俗和刀剑分隔的人群重行结合，它的口号是友谊和博爱。……爱和欢乐合为一体。”
1924年5月7日，在维也纳演奏他的第九交响曲时，演出获得空前成功，罗曼·罗兰在《贝多芬传》中写到情况之热烈，几乎含有暴动的性质。在贝多芬出场时，受到群众五次鼓掌的欢迎。……交响曲引起狂热的骚动，许多人哭了起来。贝多芬在终场后感动得晕去。”因为耳聋，贝多芬事实上并没有听见群众的掌声。他在50岁时，已经完全失去了听觉。
1827年，他在维也纳与世长辞，享年57岁。
贝多芬充满激情的音乐，开启了西方音乐的浪漫主义的先河。他的作品在全世界广泛传播，深深地打动着人类的心灵。
从巴金在文学上的成就和贝多芬在音乐上的贡献中，我们可以对人类的“文艺之爱”有如下的认识：
（一）文学家和艺术家的深挚的文艺之爱，是人类辉煌的文学与艺术文 明的源泉。
巴金在新中国成立后前三十年的大部分时间中，特别在十年“文革”中，经受了严酷的精神煎熬，但是他对文学的追求并没有终止。“文革”一结束，他立刻涌现出新的创作热情，写出了使广大读者（包括温家宝总理）深受感动的《随想录》。
贝多芬的大部分交响曲是在耳朵渐聋的情况下创作出来，他的伟大的第九交响曲是在耳朵全聋后创作的。对于一个音乐家来说，这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事，但贝多芬做到了。
蕴藏在他们心中的精神动力究竟是什么？不能不说，是他们对于文学和艺术的炽热的爱。
贝多芬说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谁能参透我音乐的意义，便能超脱寻常人无以振拔的苦难。”
（二）文艺之爱与人类之爱是密切地结合的。
文学和艺术都是通向人类心灵的。优秀的文学和艺术作品都是为全人类服务的，而不是只为某一个阶级，或某一个国家服务的。
巴金小说中的主角，主要是善良的知识分子。他们多数出身于旧中国的上层社会。小说描写他们或忍辱负重（如觉新），或背离家庭，走向社会（如觉慧），或在封建家庭的压抑中悲惨地死亡（如梅和瑞珏）。他的小说也描写了在底层挣扎的男女青年（如鸣凤）。新中国成立后，他也深人前线，描写了志愿军战士。对于他所有小说的人物，他着重刻画是他（她）们的人性、他（她）们的爱情、他（她）们的良心。人性、爱情、良心，都是人类所共有的，他通过他的文学作品倾注了对于人类的深爱。正由于此，他的小说得到中国各阶层人民的喜爱，也曾得到世界各国读者的赞誉。
贝多芬的音乐是为全人类创作的。他说音乐当使人类的精神爆出火花。”“最美的事，莫过于接近神明而把它的光芒散播与人间。”
（三）文艺之爱与真理之爱是不可分的。
科学家的“真理之爱”，体现于他对于自然规律的无休止的追溯。文学家和艺术家的“真理之爱”，体现于对人类社会的真相和真情的探索。
“文革”结束之后，社会上有人提出：“我们应当忘记过去。”但是巴金在1986年写的《随想录》中提出：“二十年之后痛定思痛，总的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大家都应当来一个总结，最好建立一个‘博物馆’、一个‘文革博物馆’。我终于把在心里藏了十年的话说出来了。”
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建议，就是要让人民永远记得“文革”的真相，记得“文革”对中国的惨重教训，防止“文革”悲剧的重演。
巴金晚年说的最多的话就是要说真话。”在他的五卷《随想录》中，他身体力行，说出他几十年来想说而不能说的真心话。在《随想录》中，他写了七篇以“说真话”为题的随想。还将第三集《随想录》命名为《真话集》。他说：“我们已经吃够了谎言的亏，现在到了说真话的时候了。”
巴金的“说真话”的要求在中国国内引起广泛的反应，社会各阶层中许多有识人士都赞同巴金的意见。“说真话”的要求在推动中国个方面的改革事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正在发挥重要的作用。
（四）文艺之爱的大众性。
文艺之爱绝不是文学家或艺术家所专有的，而是广大人民大众共同拥有的。对文学与艺术之爱，出于人类感情的需要，因此是属于人性所共有的，我们可以认为：每个人都具有对文学和艺术的爱，即使是文盲，他也能通过电影《家》而欣赏巴金的文学。
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一直到今天，巴金的小说在中国，尤其是在青年和知识分子中，受到极广泛的欢迎。在图书馆中的借阅率一直是居高不下。觉慧、鸣凤的名字和宝玉、黛玉的名字一样，为中国的许多代青年所熟悉。
巴金的作品在世界许多国家，受到人民的喜爱。1979年他访问法国时，巴黎掀起了“巴金热”。1981年，他访问意大利时，他的作品成为畅销书之首，并且获得当年唯一的但丁国际奖。1984年，他被国际笔会推举为世界七大文化名人之一。1985，他访问日本时，由日本演员主演的《家》，获得日本观众的热烈欢迎。
贝多芬的音乐更是在全世界家喻户晓。1824年他的第九交响曲第一次演出时，观众狂热的鼓掌，不正充分说明，优秀的音乐是人民共同所热爱的吗？
在大众性方面，文艺之爱和科学之爱有所不同。科学理论的应用可能使大众都能受益，但科学理论本身不一定大众都能理解或欣赏。例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它所引导的核能的和平利用（包括核能发电），使世界人民受益。但即使是今天，真正懂相对论的人还属于少数。
但是优秀的文学和艺术作品，却完全可能为全世界人民所理解，并被热爱。
若为自由死，一切皆可抛（自由之爱）
爱的对象一般是人，如自我、情侣、夫妻、父母、子女、朋友、大众等；或者是一个社会群体，如祖国、事业等；或者是一种文化，如科学、文艺等。然而，自由之爱，所爱的对象既不是人，也不是社会群体，也不是文化，而是一种较为抽象的概念，是一种生活或思想的状态，是一种政治原则。因此，这是一种特殊性质的爱。
但这种爱是确实存在的，并且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爱的类型。
事实上，人类不但有对自由之爱，还有对于其他类似的政治原则的爱，如：平等、博爱、公正、正义、民主、和谐，等等。而在这类政治原则中，自由是最核心的，这是现代文明所公认的。
古今中外都有非常感动人心的热爱自由的人物，这里举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和中国当代思想家顾准为例。
关于自由之爱，最著名的诗歌是《自由和爱情》：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这是一首在全世界广为传播的诗歌，它的作者就是裴多菲。从这首诗可以理解，裴多菲对自由的爱，超过了他对自我的生命的爱，也超过了他对妻子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