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当时只是专利局一个小职员，他对这个问题苦苦思索。由于他研究科学的特点是敢于蔑视权威，敢于离经叛道，他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观点：自然界并不存在“绝对时间”，时间随运动加快而变慢（变慢的程度，他引用了洛伦兹转换）。与此对应，也不存在“绝对空间”，长度随运动加快而变长。所谓“以太”，根本不存在。这就是他所提出的震惊世界的“狭义相对论”。
总之，相对论将时间、空间、运动速度三者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从牛顿以来，对物理学经典理论的根本性颠覆。
量子论的首创者普朗克读到爱因斯坦的论文，他高兴地叫着说简直是哥白尼”
（三）质能关系方程。
1905年爱因斯坦发表的另一篇论文是《物体的惯性同它所包含的能量有关吗？》。论文中提出了表达质量和能量相当关系的著名方程：E=mc2（1）
或AE=An-C（2）
质能方程（2）的意义是：一定的质量改变，一定会有相应的能量改变。反之亦然。例如，1公斤水在100°C时，比冷水，要重101克。
爱因斯坦的质能方程，将质量和能量，这两个最基本的物理概念联系了起来。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理论发展，为后来的核能的释放和利用提供了理论基础。
（四）广义相对论。
爱因斯坦并不满足于狭义相对论，他寻求将相对论原理扩大到更广泛的领域，特别是引力理论。
在专利局时，有一天，他在椅子上突然想到：如果他自由下落，他不会感觉自己的重量。这是为什么？他想出的理由是：自由下落的加速度，会和地球的引力相抵消。
1907年，他发表《关于相对性原理和由此得出的结论》论文，提出“等效原理”，即：引力场和加速场是完全等效的。这就是他的广义相对论的初步构思。他在理论和实验两方面反复探索这个原理，在数学方面，他得到他的朋友格罗斯曼在引用黎曼几何方面的帮助，终于在1916年发表了《广义相对论的基础》这一论文。广义相对论认为：物理定律在宇宙间一切坐标系中都是等效的。
根据广义相对论，物质存在的空间不是平直的，而是弯曲的（黎曼空间）弯曲的程度决定于物质质量与分布。他预测，光线经过太阳附近，会有1.7角秒的弯曲。1919年，英国皇家天文学会派出两支观测队，去西非和南美洲进行观测，得到光线的弯曲角度是：1.61士0.3和1.98士0.12角秒，在误差范围内与爱因斯坦的预测吻合。由此，广义相对论得到完全证实。消息传遍全球，爱因斯坦一夜间成为世界名人。
爱因斯坦也将广义相对论看作自己最重要的科学成就。
从上述哥白尼和爱因斯坦两位划时代的科学家的事迹中，我们对于人类的“科学之爱”可以有以下的理解：
（一）科学之爱是科学家以毕生的精力和智慧探索科学真理的主要精神动力。
哥白尼自幼就喜爱在夜间仰望星空，对天际的秘密充满好奇。他在弗龙堡的正式职务是神父，天文观测完全是他的业余爱好。就凭他对天文现象的好奇，对天文学研究的热爱，他以毕生精力完成了不朽的《天体运行论》。
爱因斯坦的智力发育并不早，但他自幼就对各种事物有好奇心。一个小小罗盘，别的孩子可能并不觉得好玩，他却对它人了迷。三角形的三高线相交在一点，别的孩子可能只看作是一个普通的几何定律，他却感到非常惊奇，感受到自然的秘奥。
牛顿和丁肇中都说过，他们的科学研究都是好奇心推动的。那什么是好奇心？好奇心就是人们（特别是孩子们）对于自然奥秘的惊奇和探索自然的兴趣。好奇心是热爱科学的出发点。
科学探索不仅是非常艰苦的智力劳动，它还要从事科学探索的人能够耐于孤独和寂寞，忍受在较长时间内不被人所理解的痛苦，有时还会面临很大的风险。哥白尼的学说触犯了神学，他到临死前，才用手摸到他付出毕生心血的著作。布鲁诺和伽利略为了维护哥白尼的日心说，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提出时，也几乎遭到当时权威物理学家的普遍怀疑和反对。
哥白尼和爱因斯坦所以能够长期地坚持他们的科学信念和科学研究，他们的精神动力究竟是什么？自我之爱、家庭之爱、祖国之爱、大众之爱等，都不是很好的解释，最合理的解释就是他们对于科学的热爱。
（二）科学之爱不以功利为目的，而在客观上，对人类和世界有巨大贡献。
哥白尼和爱因斯坦的科学研究，都不是从个人的功利出发，甚至也不是从科学本身的功利出发。哥白尼的天文学研究虽然对于当时的历法改革是有帮助的，但是他没有必要为历法改革而严重地触犯他的直接领导机构——教会的意志。他之所以要用日心说替代地心说，只能说，是为了探求宇宙的真理。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当时真正懂的人非常少。广义相对论获得证实后，美国刮起了相对论旋风。一位美国议员在议会上说，世界上只有两个人懂相对论，可惜一位已经去世，而爱因斯坦本人，因年事已高，也将自己的理论忘记了。
确实，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仅难懂，除了能说明一些天文现象外，在当时，也没有多少实用价值。
后来的历史证明，哥白尼的日心说启动了欧洲16世纪以来的科学革命，从而带动了欧洲18世纪的启蒙运动，开创了人类的新纪元。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他有重要贡献的量子力学，为现代物理学与天文学奠定了基础，也为20世纪一系列新科技——特别是激光与核能的开发利用提供了理论依据。
他们对于人类的贡献是难以估量的。
（三）科学之爱与大众之爱的结合。
哥白尼和爱因斯坦等许多优秀科学家的事迹说明，一个热爱科学的科学家往往是热爱人民大众的。
哥白尼在弗龙堡30多年，天文学研究只是他的业余爱好，他除了担任神父外，还担任医生的职务。1519年春夏之交，波兰北方爆发极其严重的瘟疫，穷苦人民被大批传染。哥白尼迅速调集药物，亲自深人到疫情严重的地方去组织救护。他和救护人员一起，无暇休息，不顾被传染的危险，采取许多预防和救治措施，终于使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哥白尼被当地人民称为“阿卡拉斯第二”（阿卡拉斯是希腊的神医）。
爱因斯坦在他一生中，也多次为维护正义和人民利益而挺身而出。
1914年，当93位德国科学文化界名流发表宣言，为德国的军事侵略辩护时，爱因斯坦针锋相对地站出来反对战争。该年10月，包括他在内的四名著名知识分子签署了反战宣言——《告欧洲人书》。
20世纪20—30年代，他热衷于动员广大知识分子反对民族沙文主义，为争取社会公正、实现世界和平而斗争。
1933年纳粹篡夺了德国政权，疯狂推行法西斯主义。爱因斯坦放弃了和平主义立场，与法西斯势力进行坚定的斗争。
1939年，当他获悉德国正积极从事原子弹研究时，写信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建议着手研制原子弹，以防止德国法西斯抢先获得这种威力巨大的新式武器。而当他知道美国在“二战”结束前夕在日本广岛和长崎空投了原子弹，造成几十万的人民伤亡时，他感到非常痛苦。“二战”结束后，他领导组织“原子科学非常委员会”要求全球人民认识核战争的极端危险性。
哥白尼和爱因斯坦的共同的拳拳爱民之心和维护正义的立场，为世界优秀科学家做出了榜样。
（四）科学之爱并不只是科学家才有，人人都应该有科学之爱。
科学家有科学之爱是可以理解的。但科学之爱绝不是科学家的专利，任何人都可以有，也应该有科学之爱。
从爱因斯坦幼时对罗盘和三角形人迷的事例来看，培养青少年的科学之爱，是教育工作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现在中国的中小学教育，将应付考试作为学生和教师的第一要务，青少年将课程和习题都看成是沉重负担，而感不到乐趣。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中，学生不可能热爱科学。他们成长后，也很难在科学上有创造性的思维，很难成为优秀的科学家。
哥白尼是杰出的天文学家，但是他所承担的其他工作，也都做得很好。在弗龙堡时，他担任神父会的财产管理者。当时采用的货币是白银中加一定比例的铜。在波兰市场上，流通的货币有17种之多。货币制造者在铸造货币时，减少银（贵金属）的含量，以牟取暴利，因此使货币贬值，物价上涨。人们将贵金属含量与币值相等的货币，称为良币；贵金属含量不足的货币，称为劣币。哥白尼认真研究了货币问题，提出了“劣币驱逐良币定律”。这个理论圆满地解释了当时币值不断下降，物价不断上升的现象。根据这个定律，他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币制的政策、措施，被执政者接受，终于实现了币值和物价的稳定。
这个事例说明，任何工作中都有科学。只要你有科学之爱，你就能在工作中寻找到其中的科学规律，达到改进工作的目的。操作机器的工人，可以研究机器的运行规律；农民种田，面临的是农业科学；商场的售货员，也可以将商品性能、顾客心理、市场变化等，作为科学来研究。
总之，科学之爱是属于人民大众的，是属于全体青少年的。人们都会从科学之爱中得到乐趣，得到裨益。
大家都爱文艺腔（文艺之爱）
文艺，包括文学和艺术。与科学不同，科学属于全人类，文艺是属于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精神财富。当然，最优秀的文艺也属于全人类。
文学和艺术都来源于人类的感情要求和对美的爱好。艺术的起源非常古老，在旧石器时代的洞穴中就有原始的绘画和雕塑。人类远古时代的歌谣和神话，就是最早的文学。
人类对文学与艺术之爱，出于人的本性。
随着人类文化的发展，文学和艺术分化出许多不同的类别。属于文学的有诗歌、散文、小说、剧本等；属于艺术的有音乐、绘画、书法、雕塑、摄影、戏剧、舞蹈、电影等。
在中国和世界文化史上，有许多著名的文学家和艺术家，他们在文 学、艺术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他们所以能做出为后人所敬佩的不朽贡献，推动他们进行文学和艺术创作的精神动力究竟是什么？从他们的人生传记中可以知道，他们都怀有一颗对于文学和艺术的炽热的爱心，这颗爱心推动着他们，以他们毕生的心血奉献于他们所从事的文学或艺术事业。
这就是本章所要讨论的“文艺之爱”。
这里以两个人物为代表，一是中国的著名文学家巴金，一是德国音乐大师贝多芬。
巴金（1904—2005），原名李尧棠，1904年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宦人家，数世同堂，家中人口达百余人。祖父和父亲都当过知县。母亲是一位聪慧、善良的女子，她对尧棠特别喜爱，教育他要爱人、助人。
巴金16岁时，进人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学习，开始接触西方文学和社会科学著作，并参加《半月》杂志的工作。18岁时，发表诗歌。19岁到上海、南京求学。1927年赴法国留学，大量阅读西方哲学和文学著作。他时时关心苦难中的祖国和人民，写出了他第一部长篇小说《灭亡》。
《灭亡》描写了一位出身于士绅人家的青年革命者杜大心和少女李静淑的故事，刻画了他们在革命和爱恋中的感情冲突。小说在叶圣陶编辑的《小说月报》，以“巴金”的笔名连载发表，引起了青年读者的热烈反响。被评论为当年文坛的杰作。
1928年，他回到上海后，翻译了克鲁泡特金、托尔斯泰、高尔基的著作，并且以极大热情写出了他的著名长篇小说《家》。在《家》中，高家是以他自己出身的大家庭为背景，通过婢女鸣凤受屈投湖而死、大嫂瑞珏难产而死、梅表姐忧郁而病死，以及大哥觉新的爱情悲剧，巴金对封建家族制度进行了控诉和抨击。觉慧的离家出走，代表了新一代青年的觉悟。这部小说可以认为是“五四”以来中国最成功、最感人、影响最大的长篇小说，它被几代青年所喜爱，感染着他们的心灵，指引着他们的人生方向。同时他还写出《春》、《死去的太阳》《复仇集》等长、中、短篇小说。
1933年他参与《文学专刊》的工作。1935年，他从日本回国后，在上海担任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总编辑。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担任郭沫若主持的《救亡日报》的编委，又和茅盾共同主编《呐喊》。他在广州、昆明、重庆、桂林等地从事出版工作，为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学事业作出重要贡献。同时，他写出《秋》、《憩园》、《第四病室》、《寒夜》等著名小说。
《寒夜》是他创作生涯中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它反映抗战时期一对青年夫妻（汪文萱和曾树生）的爱情和生活的悲剧。小说渗透着作者和他妻子萧珊以及他所熟悉的许多朋友的身影，描写深刻、细腻、动人，在国内外有广泛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两次去朝鲜战场，写出了《英雄的故事》、《李大海》、《团圆》等中、短篇小说，后者被改编为电影的《英雄儿女》，在全国观众中引起热烈反响。
他还担任《文艺月报》、《上海文学》、《收获》等主编。由于他在文学界的声望，他还担任了许多社会职务（全国和上海的文联、作家协会、政协，人大等）。
但是除了写了几篇抗美援朝的小说外，他与其他许多老作家一样，1949年后，写不出源于自己内心激情的，能感动人心的作品。1954年，他在全国人大发言时说：‘我们的作品常常因为想做到四平八稳，照顾周到，人人满意，而变成既不生动又无力量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