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互联网与特立尼达社会紧密相连，呈现一种自然的特立尼达社会样貌，那么我们就没有将赛博空间视为一种极端经验，将我们从离线事实中剥离开来。我们也就不能理解和解释这种情景——对它去自然化，将互联网视为一种无地域之地域，一个赛博地域，将虚拟性这一区隔了特殊地域的网络特征视为研究的起点（同上，第4页）。
此外，这种世界体系和赛博社会的变化与人类学家的实践有何种关联？将这个世界理解成为流动的、动态的、虚糊的文化融合物，阿帕杜莱通过调换本雅明的知名论著的书名来表示一种认知的转型：《机械艺术时代的复制作品》。阿帕杜莱认为，人类学的研究客体是“视觉形象导向和叙述为根基的”或者是“意象的融合”，它被机械和信息流所影响（Appadurai1996：34‐35）；他认为人、地域、传统、遗产的形构都失去了“同形的外表”（semblance of isomorphism，同上，第46页）。
为了将我们从区域化、边界规限、整体观、文化形式和实质的原始主义形象这些镣铐中解放出来……我们必须以一种不规则的方式呈现……我们应该将不规则碎片的暗喻组合起来拼成一个对重复和相似性的多设定描述……我们不需要去询问为什么这些复杂、相互重叠、碎片的形状构建了一种简单、稳定的体系，而是应该问这种动态是什么。。（同上，第46页）。
在我们分析和研究赛博社会时，我们可以从阿帕杜莱定义的“概念镣铐”中挣脱出来，反思一种多设定描述，将赛博社会与现实，在线空间和离线世界，碎片式的电子形态和现实生活的稳定体系区分开来。除了传统人类学的整体观，结构功能主义也体现出一定缺陷和表达危机。马特卡夫认为，跨行动主义（transactionalism）和文化整合（cultural syntheses）可以对其进行根本修正（Metcalf 2001：167）。他从技术、金融、媒介、意识形态等阿帕杜莱理论框架出发重新分析现今的全球化图景，他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尽管人们由分化和破碎因素构成，人们集体又如何构建了一个整体世界（同上，第169页）？在对文莱的河流人群研究之后，他认为社区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研究，或者说作者的田野点已经消失了。他特别提到了自己田野点在媒介图景上的变化：对于当地人而言，他们的崇拜偶像已经从李小龙转变为美国摔跤手豪克霍甘（Hulk Hogan），这个人物与越南战争的记忆有关。值得注意的是，当马特卡夫套用阿帕杜莱的图景理论时，虽然提出了一些新的解释，但是模式化的阐述使得自己的研究产生一种同义反复。虽然他想摆脱传统理论的框限，但是最终生产了一种被“图景”控制的复制文献。
当我们将阿帕杜莱的分析框架运用到人类学分析时，我们应该意识到它主要针对的是赛博空间、虚拟现实和互联网这些研究场域，当然它也是一种观念转变和研究理念革新，更应该用来分析人类学研究的现实世界、研究客体和研究主题。正如我在云南藏区的网络传播研究所揭示的，当地的许多藏区生活实体事实上对一种网络虚拟的物理模拟和真实再现，互联网的结构和网络传播的架构有时候与现实的城市布局和建筑布局产生互相建构的关系。当我们分析这种事实，它实际上是虚拟性的一种拟态。
相对于阿帕杜莱，阿布鲁格对电视时代的文化阐释进行了更为深刻的阐述。同样针对传统民族志的不足，阿布鲁格试图通过将描述工具“创造性伸张来描述被大众媒介等中介物呈现的生活”（Abu‐Lugh-od1997：110），阿布鲁格将格尔茨的深描理论进行了革新并应用到对Zaynab的电视观看经验的描述当中。电视的观看经历被看成一种“一直持续的生存现实以及当地人们对当代世界人群的想象”（同上，110页）。
阿布鲁格认为，如果将电视严肃看待，迫使我们将文化视为一种意义体系，或是一种生活方式，而非一种被生产、审查、付费、全国联播甚至跨国播放的传播事物（同上，120～121页）。
在这个例子中，阿布鲁格没有从表面上理解流动和动态，她认为我们应该超越于全球化不平等的现实，书写一种具有批判精神的民族志。和其他的人类学讨论主体一样，Zaynab作为她的重要报告人，居住于一个无根、区隔、分裂和去地域化的世界。为了捕捉这一流态、动态和怀乡生活，不一定都要使用阿帕杜莱的图景理论框架和多点民族志。正如阿布鲁格所言，“写埃及、印尼或者巴西的电视，实际上是写跨国、国家、地方、个体如何得到表达”（同上，128页）。只有是对日常对话的细小词汇，而非跨国的宏大民族志叙事，才能捕捉当地的真实细节，因为这些地区有着一个相同的特征，大众媒介大行其道，消费社会的存在，人们在想象的社区中处于离散状态（同上，128页）。
在研究赛博人类学时，为了精确捕捉到“赛博图景”的原义，我们需要反思传统民族志的方法和思维框架，通过如下问题来思考网络环境中的民族志书写究竟发生了何种阐释学意义上的变化：面对以大众媒介为中介的田野对象，哪些是真正的流态、破碎、无根、被区隔的事实？在赛博空间哪些是真正新近发出的声音？如何重新审视传统民族志的许多基本研究事象如社区、权威的历史观、叙事、口述史、国家、本地、他者等。在研究特立尼达的网络社会时，米勒和斯勒特（Daniel Miller and Don Slater）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当人们深陷一种认同过程时，本地人如何理解作为一种物质文化的互联网？人们如何理解作为媒介的新媒介？在使用新媒介时，他们如何理解新媒介的框架、特点、潜在优势、危险和隐喻？他们如何理解新媒介使得自己超越了地域框限这一点特征？特别是新媒介造成的文化、政治、金融、经济资源的混合流（Miller and Slater 2000：10）。
只有通过这些问题，赛博人类学家在研究赛博空间时，才没有重复传统民族志的套路，使用传统的术语再造一种赛博民族志语汇和数据。
在《在并不想象的社区进行的并不多点的民族志》一文中，哈戈（Hage）对所谓的多点民族志进行了否定，特别是全球化语境下的想象社区这个概念的真正意义。对于哈戈而言，无论是传统的人类学家还是全球化时代的人类学家，都存在着持续长时间进行田野调查的困难，在研究跨国家庭和全球化现象时，他认为研究者应该将这些地域视为一种统一的整体，也就是研究被跨国家庭占据的一个小地域：“并不是民族志而是与田野点的关系变得更加深描化了。应该说是又深又浓稠，我越介入较深，我越被一种吸引力拉向一个社会场域（布尔迪厄1993），使得人们从其中难以摆脱”（Hage 2005：465）。哈戈认为，将人类学与其他学科分别开来的不是深描和多点民族志，而是他所称的双重凝视（double gaze），因为这种凝视既可以捕捉到一个文化的描述性细节，还可以分析其中的结构，人们的经验和社会环境如何植根其中，这包括了人们对自己无法切实感觉到的宏观全球化结构的理解（同上，474）。在他对黎巴嫩的研究中，他认为全球化语境下的人类学“不可思量“（imponderabilia）应该通过反思民族志的方式解决。在这方面，海恩（Hine）在研究互联网时给出了一个详细的民族志解决方案，“将远距离的传播和计算机辅助网络视为一种当地现象固然重要，但是同样也应视其为一种全球网络……互联网可以被看成是一个二度文本：作为一种话语操演的文化和文化物品，或者说一个技术文本（Hine 2000：30，39）。
总的来说，将全球化的世界和赛博空间视为无根、分离、去地域化、想象域为根基，有其深刻而现实的道理。但是我们不能完全否定传统民族志写作和经典人类学理论。我们首先应该思考什么真正定义了赛博空间、互联网和虚拟社区这些人类学研究的对象和场域，为什么赛博人类学和网络民族志是可能的？
三、作为一种主体间性的民族志书写
文本总关乎某种事物。文本这个词语来自一致性这个特点，其拉丁文的词根意思为“某种编织起来的事物”。
Mark Allen Peterson 2003：60
让通向新大陆的航海发现者逝去
让其他的地图，一个世界接着另一个世界的显现
让我们拥有一个世界，人各拥有，成为一个世界
The Cyber Gypsies，Indra Sinha 2008：131
在分析互联网作为一种主体间性的民族志书写时，我们应该重新思考“文本”和“作者”这两个概念。格尔茨已经定论，人类学的书写更多是偏向文学而非科学（Geertz 1988：8）。通过分析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作者和文本以及“那”的意义，格尔茨将民族志风格分为如下五种部类。
（1）狄更斯似的绚烂和康拉德式的致命性——忧郁的人群、低垂的云朵、兴奋的嘈杂声语、天鹅绒般的皮肤、海滩、针毡、坐下的酋长。。（同上，13页）；
（2）民族志现实主义……探险民族志，在帝国世界的游历，即作为一个观察者也作为一个施动者（同上，22页）；
（3）巴特式的作者式参与观察，我不仅在那里，我是其中一员，我说话这种口气……意识流叙述或者塞万提斯式的蛮野（同上，22页）；
（4）现实主义小说模式（Trollope的南海历险）。。哲学沉思模式（希腊的海德格尔）（同上，15页）；
（5）巴特式的作者——书写者模式……文学——评论方式……热带雨林散文体——滴着气雾霭霭的隐喻，笼罩的茂密意象，花朵般的繁复双关……思想和紫罗兰……比喻和热带的（同上，27～28页）。
正如前文所述，传统的民族志写作的局限性在于其在修辞和主体间性方式的有限，特别是当民族志书写者描述“赛博空间的流态建筑时”（Marcos1992）。根茎式书写（rhizomatic writing）是对赛博空间多个主题的蒙太奇处理，它事实上呈现了一种对赛博空间的全新阐释和解释模式，因为赛博空间的许多象征并没有针对象征物的一一对应关系（Peterson2003：61）。
对于赛博空间的网络民族志描述以及对现实世界的网络人类学研究对应的是一个根茎化世界。按照德勒兹和顾阿塔里（Deleuze and Guattari）的观点，“根茎式意味着没有开始和结尾，始终居于中间，事物之间，存在之间（interbeing），是一种间奏（intermezzo）。树是分支式的，但是根茎是一种联合，独特的联合。树导入的是一种存在（to be）模式，而根茎的内里是一种连词，“和……和……和”，这种连词拥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毁和革除存在这一动词”（Deleuze and Guattari1993：25，cited in Marcos1992：131）。
作为民族志书写的另一个例子，辛哈（Sinha）在《赛博吉普赛》这本小说中有所呈现，我将这位作者的描述称之为赛博文体（cyber prose），它有如下特点：首先，赛博现实主义，赛博人类学家记录了一种根茎化的世界，通过互动和自我身份屈从，赛博空间的超文本是网络民族志的新语法，赛博人类学的书写时在线生成的，过程的和共时的。按照兰汉（Lanham）的观点，电子图景既是创制者控制也是读者控制的（Lanham1993：51‐52）。文本界面永远是双重稳定的（bis table），我们始终先注视它，接着贯穿它，这种循环摆动创造了一种文体和行为意义上书写礼节的理想模式（ideal of decorum，Lanham1993：54）。仔细分析辛哈的赛博文体我们可以看到如下细节，在此通过举例如下：
罗热雷（Lorelei）死了，又在一个叫阴影（s hades）的地方重生了，这是赛博空间的一个遥远区域，游人罕至。阴影是一个多主体游戏，一个不寻常人群逃遁现实的地方，互相制造痛苦和反讽。照我说，它是一个洞穴、风景、城堡，阴影内在的迷宫特质只不过是写在屏幕上的文字，或者可以通过想象的指南针可以探究的描述性事实。
……
贾里是我网上的第一个朋友。他说他二十二岁。我比他大十二岁，如果对他无所谓，我也无所谓。
“那，熊儿，你用了多长时间了？”
“用什么？”
“在线。就像静脉注射，只不过更容易上瘾。”
“我没有上瘾，”我说。
“你会的，”贾里说（Sinha2008：24，33，37）。